66年前,小兵庹長發答應為去臺灣的連長照顧妻兒。后來，連長走了，太太走了，他們的兩個兒子也都各自成家，當年的小兵老了。
這輩子，庹長發與家鄉的距離是77年，守一個諾的時間是兩萬又四千天。
我見到庹長發時，是2015年冬天。他91歲，安靜地靠坐在病床上，藍色T恤左胸繡著“抗戰老兵”四個字，眉毛和牙齒已落光，目光不時投向窗外，面上鋪著老人特有的悠遠、平靜。
他早記不清連長易祥臨走前說過什么話，記不起他怎么把妻子和孩子托付給自己，自己又是怎么答應的，有時候，他甚至記不起易祥是誰。
“連長去臺灣，你怎么沒去？你在做什么？”“我……？”他半張著嘴，偏頭想了又想，“噢，我保護家眷”。
因為66年前答應連長照顧他的妻兒直到去臺灣團聚，庹長發這輩子，與家鄉的距離是77年，守一個諾的時間是兩萬又四千天。
有人跟我說，他們管這位老兵叫“現代關云長”。
托付
68歲的易浩光后來從別人那里聽說，1949年，在國民黨部隊做軍官的父親易祥帶著三個兵，護送妻子陳淑珍跟兩個孩子回湖南邵陽縣黃亭市鎮的老家。
當他們出現在這個叫黃泥村的地方，2歲的易浩光和1歲的弟弟易浩明被裹在包袱里，一前一后地掛在勤務兵庹長發身上。
知道易祥官職低微無法把妻兒帶在身邊，要把自己留在這個陌生僻遠的山村照看，帶另外兩個士兵先去臺灣，25歲的庹長發哭了。離家11年，從四川到湖北到湖南，他從沒跟易祥分開過。
庹長發家在四川彭水地區的深山里。1938年，他14歲，父親已去世，家里只有母親和8歲的大弟、3歲的小弟。這年上山放牛，他被抓了壯丁，軍官易祥見這個比自己小五歲的少年忠厚老實，留他在身邊做勤務兵。
已經沒人知道易祥與庹長發相處的細節，庹長發偶爾會提到他們是18軍11師31團，在雪峰山打日本人，打死好多，挖了三個“大洼洼”扔尸體。問他連長易祥是什么樣的人，得到的回答異常簡單，“他好，對我好，關心，不罵人，不打人”。“他總說我父親好，對他有恩，說沒我父親他早不知死在哪個地方。”易浩光說。
黃泥村至今只有7個村組900余人，過去人更少，易祥家所在的小組一度只有五幢房子，其中一半屬于他家。易祥父親是個很窮的地主，當年易祥考上南京大學沒錢讀，轉而去黃埔軍校當的兵。
1949年，易家幾兄弟或在外地，或者年幼。如果沒有庹長發，很難想象大家閨秀出身的女大學生、“官太太”陳淑珍與兩個幼兒將如何度日。
守諾
易祥走后不久，1950年，黃泥村開始搞土改斗地主。這一年，易祥托人捎來一封信和50塊錢，“我媽媽沒有看到信，爺爺收到了，挨了揍，叫父親別再聯系。”此后近30年，他們再沒有易祥消息。
爺爺在批斗中離世，媽媽下雪天被勒令站到盛冷水的大桶里……對這段日子，時年尚幼的易浩光只從長輩的言談里取得零星印象，他知道，那幾年，貧農出身的庹長發總趁夜深人靜把自己分到的糧食偷偷放到陳淑珍門前，再偷偷離去。
斗地主的風暴過去，大家都分了地。被打倒的前地主家沒有牛，庹長發給其他人家干三天活，換一天的牛用，為陳淑珍耕地。“我們家就靠他了，我媽媽沒有能力，什么活也不會，做飯也是現學的，還沒太學會，直到1957年以后吃大鍋飯。”
1957年，10歲的易浩光去讀書，學校離家至少要走40分鐘，庹長發把自己的解放鞋脫下來套到易浩光腳上，鞋子里大出來的地方用稻草墊上，鞋子外拿繩子把鞋面和腳綁在一起。“我好高興啊”，易浩光仍記得那雙鞋子帶來的興奮，“以前一直赤腳或穿草鞋，我從沒穿過這樣的鞋子。”
1958年大煉鋼鐵，庹長發被調到20里地外煉了一年鋼，易浩光去陪他到鎮上背糧回家，發現他整個人瘦脫了形，枯瘦如柴。
日子過得讓人嘴里發苦。生產隊分的口糧難以填飽肚子，家家都靠掙工分換點糧食換點錢。在生產隊，易浩光易浩明年紀小，陳淑珍算半個勞動力，只有6分，一家人能拿整勞動力10個工分的只有庹長發。“糧食很少很少，有點好東西，他自己不吃讓給我們，再去山上挖野菜充饑。”易浩光說。
到1964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陳淑珍一家因為臺灣關系和地主成分又開始挨斗，這一回，庹長發也沒能幸免，“說他一個外姓人，一直呆在黃泥村，是貧農但跟地主不分家，頑固不化。把他大拇指跟大腳趾綁住，吊起來往死里打。后來確定他是四川人，就要把他送回去。”易浩光說，“他死也不回四川，說我們兩個小孩子太小，不能持家。怎么挨打他也沒抱怨，沒說我們家一句不好，他對我父親太忠太忠了。”
忠義
讓庹長發得以留下的，是陳淑珍。在他被一次次質問為什么不肯返鄉時，陳淑珍站出來，說這就是他家，他在這里，以后我們就一直在一起。
在黃泥村，只有庹長發和陳淑珍是四川人，剛到村里，很長一段時間，他們聽不懂也不會說當地土話，村里的女人一直喊陳淑珍“苗子”“苗婆”。
黃泥村方圓十里流傳著一則傳言，說易祥去臺灣后無法回大陸，寫信讓庹長發跟陳淑珍結婚，庹長發恪守禮儀，回絕說“嫂子終歸是嫂子”。
在易浩光的印象里，父親從未在信中提及此事，庹長發和陳淑珍從未流露此意，庹長發也不會叫陳淑珍“嫂子”。他小時候，庹長發稱他們母親“太太”，叫他們兩兄弟“少爺”，后應陳淑珍要求，改為直呼名字，易浩光易浩明兄弟則稱庹長發“滿滿”，當地方言中，這是對父親弟弟的稱呼。
易浩光回憶，陳淑珍極少有怨言，她說人生本就要吃苦。人的臉面就是一個“苦”字，眉毛連成草字頭，鼻骨是豎，下面接著“口”，吃得了苦的才是人。“她脾氣很好，說人只有愛不要恨，恨是沒意思的，你不恨人家，就沒關系了。”
庹長發也從不抱怨，平日少言寡語，獨來獨往，總是不停歇地埋頭干活。相處近70年，易浩光易浩明兄弟都很難記起他說過什么話，讓他們記憶深刻。
“他說最多的好像就是哪塊地還沒做這種，吃飯的時候就是‘浩光，吃飯了’”。在易浩光沒有玩耍、沒有淘氣的悶窒童年里，庹長發曾極笨拙地安慰作為“地主崽崽”被人排斥、辱罵的他，“他說沒關系嘛，沒關系，你家本來就是地主嘛，人家沒說假話，對的對的。”
不善言辭的庹長發有雙巧手，能扎出最好用的掃把、編出最耐穿的草鞋，他用竹子扎小鳥給易浩光玩，“那個小鳥扎得好好”。
在易浩光兄弟眼里，不愛說話的滿滿庹長發曾經“好高大、好大力”。年輕時，他身高一米八，村里四個人抬不起的東西他一個人就能抬起來。有一回，一個殺豬的來買易浩光家的豬，付錢時蠻不講理地壓價跟他吵起來，正拿著掃帚站在一旁的庹長發跨步擋到易浩光身前，當空猛揮一記，“他唰地一揮，那人立刻跑掉了。”易浩光邊回憶邊笑，“那時候我都30多歲有孩子的人了。”
1979年，已經60歲的易祥終于托朋友輾轉從香港捎回信來，他已在臺灣娶妻生子，“淑珍，我對父母沒有盡到半點孝道，對你與兩兒亦未盡到責任，這是我此生最大的憾事。”他請妻子代他向不識字、不能讀信的庹長發致謝，囑咐兒子善待已近耳順的他。此后，時常寫信回家，隨信寄錢和東西。1987年，他囑兒子們幫庹長發尋找親人，易浩光的兒子寄信到庹長發的故鄉彭水縣黃家壩村猴貍公社，但未能收到回信。
1949年一別，庹長發沒能等到他的連長趕來與他們團聚。1988年，69歲的易祥在臺灣病逝。庹長發偷著哭了好幾回，每次被易浩光他們撞到，就用袖子掃過臉，紅著眼恢復平靜。
“他這樣一個人，這樣忠義……我讀書不多，但看過不少歷史小說，中國五千年歷史里，他這樣的人我沒有找到過。”易浩光說，“我媽媽以前常跟我們感嘆，滿滿對我們有恩，滴水之恩要報涌泉，她說我們兄弟現在的條件，都還做不到。”
心愿
2009年，陳淑珍病逝，在她最后的時光，易浩光堂妹易玉娥一直陪在旁邊。“大娘是我們村最溫柔最漂亮最好的人”，易玉娥掀衣角擦淚，“去世前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滿滿，讓我哥他們一定好好對他，叫我們也要常回家看看他。”
連長走了，太太走了，浩光跟浩明長大了，連孫兒都有了，庹長發很老很老了，走路變得吃力，背變得彎折，站起身不再高大。他離開家鄉已有77年，他守對連長的諾言已守了兩萬又四千天。他的日子過得愈發沉默，常在床上一睡半天，易浩光和易浩明兩家輪流照顧他。
2015年10月，邵陽縣義工聯合會的志愿者聽說了庹長發的故事趕到黃泥村尋訪。看到來人，聽他們問及當兵經歷，庹長發張口先跟易浩光說“不要怕，現在跟過去不一樣了。”——仿佛浩光還是那個他背回家鄉的孩童，有什么事，他還要拿著掃帚或者別的什么擋在他身前。
庹長發的記憶已隨時光模糊，牙齒落光使他說話尤為吃力。志愿者們并沒問出太多信息，卻在隨口問及“你想不想家？想不想回彭水看看？”時，見老人突然落淚。
“他臉一下變得通紅，眼里都是淚，說他想家，想回去看看，我們都跟著哭了。我心里想，一定要讓爺爺實現這個愿望。”邵陽縣義工聯會長夏紅說。
沒人想到一切會如此順利，從當晚邵陽縣義工聯通過微信公號發出為老兵尋親的消息，僅僅十個小時后，彭水烏江志愿者在義工群中報告，找到了老人的親人。
庹長發安靜地靠坐在病床上，面容平靜，他正在慢慢認識和熟悉自己從未謀面過的親人們。病床旁，除了易浩光，他的親侄子、剛從彭水趕來的小弟的兒子庹成也住進醫院陪他。
1987年，庹成曾收到易家為庹長發尋親的信件，苦于信封上的地址是所學校，打電話給邵陽警方，得到的回復又是查不到“庹長發”此人，沒能在當時取得聯系。“那封信我看了很多次，里面的照片現在都好好保存著。”他掩面掉淚，“父親在時，最希望找到大伯，我們找不到他，都以為他不在世了……”庹長發的兩個弟弟已相繼于2013年、2014年離世。
庹成告訴易浩光，好不容易找到大伯，一定要接他回家與自己一起住，他已打掃出一間空置房間，添置了床鋪、電視和電暖設備。易浩光告訴庹成，葉落歸根，人老思親，但滿滿回去后如果不習慣，他會親自去彭水接他回來。
少小離家老大回，2015年11月，91歲的時候，庹長發回到了他的故鄉。三個月后，2016年2月1日，這個守了一輩子承諾的老兵在故鄉永遠閉上了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