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11日，清廷頒布《明定國是詔》，戊戌變法正式啟動。百日后，“六君子”人頭落地，改革夭折。這場115年前的失敗改革，留給后人一個深刻的教訓：千萬不能把改革的大旗，輕率交到不靠譜的政治投機者手里。
康有為在戊戌年登上最高政治舞臺，實在是一場悲劇。他的一生，充滿了政治投機。1895年的“公車上書”，他組織了簽名，最終卻沒有去都察院遞交簽名，事后卻信口雌黃，說都察院拒收他們的簽名，將自己打扮成掀起“公車上書”的領袖人物，殊不知，那一年上書的18省“公車”們，絕大多數(shù)都沒有參加康組織的簽名。出身廣東的康有為，甚至都不能得到同省“公車”們的擁護，他只征集到80名廣東的簽名，而另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陳景華，卻鼓動了一場280多人簽名的廣東公車上書。
1895年6月15號，光緒接見了康有為。對于康有為來說這就是他生命中最燦爛的時刻，他以后這一生都指著這天活著了。他自己說法是跟光緒談了足足4個鐘。其實這里面的水分足以淹死人。清廷檔案每天皇帝接見了多少人，哪些人都是有記載的。排在康有為后面的也是維新派的一個叫張元濟的人。而且這張元濟有個寫日記的習慣，日記里面記載的是光緒不過接見了康有為一刻鐘左右，而且倆人語言又不通，康有為可是廣東人，跟光緒講京片子，你想想就十五分鐘能掰扯明白什么？而且光緒為什么召見他，是因為康一封封的給光緒上折子，說他有什么辦法可以富國強兵。光緒想安撫一下這顆“憂國憂民”的心。而實際上，康有為根本不懂什么治國兵的具體策略，吹吹牛而已。可以說，康雖然提出了維新變法的主張，但他的注意力卻不在維新變法之上了，在此以后他所有的主張和想法都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權(quán)力和控制欲了。
這樣看來他后面吹噓了半輩子的“衣帶詔”更是子虛烏有。據(jù)康有為所說，光緒皇帝給了他秘密詔書，他以此為借口說要搬兵到海外去籌款，然后救駕。但他天天跟海外華僑募款講他要回去救駕，實際上他組織的保皇黨拿這錢炒房地產(chǎn)，賺錢滿足康本人的私欲，供他揮霍。發(fā)展到后來保皇黨完全就是黑社會了，黑到什么程度？海外華僑回國投資必須要康本人同意，并加之以各種條件（入股，分紅），你敢跳過他直接回內(nèi)地投資他就敢雇殺手干掉你。
細數(shù)康氏生平，此人是個地地道道的大冒險家。他的個人成功固然有其精明的成分，有特定的時空背景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人性最需要的是什么。用現(xiàn)在的商業(yè)術語，就是他知道什么叫市場。他只用小小的付出，就換來巨大的回報，而在這個過程中，道德被嚴重忽略了。康有為最大的人生成功，不在于他指使殺人之后、逃脫了懲罰。也不在于他每一次轉(zhuǎn)身變形，帶來的都是巨大的商業(yè)成功。而是他在干了如此之多不名譽事件后，卻仍然被正統(tǒng)奉為”近代著名政治家”，事實上政治只是他在一段時間里的產(chǎn)品標簽，一旦標簽過時，他就會毫不猶豫的將之丟棄。生前獲利，死后博名。一種不道德的行為，時至今日仍然獲得收益，那只能證明，或者是人性、或者是規(guī)則、又或者是二者，在自康有為至今的一百多年以來，始終未發(fā)生變化。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許多人往往認為“戊戌六君子”都是康有為一系的人。其實遠非如此。被殺的軍機四章京里，楊銳和劉光第是張之洞推薦的，林旭是榮祿推薦的，只有譚嗣同是鐵桿的康黨。一場轟轟烈烈的具有崇高政治理想的運動，落到康有為這樣的政治投機者手里，這才是戊戌年最大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