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頭三尺有神明”——是我一直信奉并經常強調的一句話，一個頭頂有神的人，他必然是有信仰的人，最可怕的就是無神論者，若人性的監督需要靠自覺，那可笑程度可想而知。
關于無神論的危害，總有說不完的話題。前面我提到過，無神論是生產巨嬰的搖籃——這其中的危害之一就是——誠信危機。
為什么國人毫無誠信可言？從根上說——我們是一個沒有信仰的國家，大多數人所信仰的只有自己，以自我為中心的一種完全不存在的信仰體系，這種裁判兼運動員式的信仰沒有給我們帶來任何文化的沉淀，仔細想想就會發現，建國以來，我們沒有產生和輸出任何可以沉淀下來的文化底蘊，如果無神論繼續這樣繁衍下去，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幾十年之后，我們民族的文化將會蕩然無存。
那么，有宗教、有信仰的國家和民族，給他們留下了什么樣的文化呢？
? ? ? ? 契約精神——是基督教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套由宗教信仰沉淀下來的西方傳統文化。
由于西方大多數國家都以基督教為主流宗教，所以該教所提倡的契約精神廣為流傳。
契約精神在西方國家中，是一個普遍的存在，也是西方國家人民的主流價值觀，幾乎每個人的日常行為都是與該教文化密不可分的。
那么，契約精神講的是什么呢？這是建立在“神監督人”的基礎之上——宗教改革一書中是這樣描述的:耶穌的誕生，使西方神文明又進步了一個階段，上帝為了新的文明，而舍去了“舊約”，與他的子民們建立了一個“新約”。
這個新約就是“契約精神“，經過上百年的發展，在西方國家形成了一個非常穩固的傳統觀念——即人人守約，人人守時，人人誠信。這種傳承百年的契約精神，也奠定了西方社會中的穩定基礎，使人與人之間自然而然的就很容易建立起信任關系。再加上與制度的結合——在美國，政府把人民的誠信納入到系統中，如果一個人不講誠信，他將寸步難行。
那么，反觀我們的國家呢？每當我思考到這一步的時候，莫名的憤怒便油然而生——在我們這里正好顛倒，如果你守誠信，那么最終倒霉的是你自己。
為什么說守誠信的人反而變成了受害者呢？
記得前不久，我帶孩子去動物園看鸚鵡表演，可愛的鸚鵡會唱歌，會算數，特別有意思。表演進行到最后一步時，訓鳥師把鸚鵡放飛，并對觀眾說:哪位觀眾愿意給“小費”的，請拿出零錢，把手舉起來，鸚鵡會飛過來把錢叼走，當然，這些錢不會再退還，是實打實的“小費”。
話音剛落，觀眾席上不少人都拿出十塊二十塊的，把手高高舉起，鸚鵡特別有靈性的把錢叼走了。這時候觀眾席上一位男士伸出手，拿了一張百元大鈔，朝鸚鵡揮舞。鸚鵡剛飛到他手中，這位觀眾手猛地一攥，直接把鸚鵡攥到了手里，然后收起了一百元，對鸚鵡各種把玩，鸚鵡受到驚嚇各種尖叫。后來在訓鳥師嚴厲的警告下，這位男觀眾才放開了鸚鵡。
然后，我聽到旁邊有人問他為什么要這樣做，他得意的回答道:你們跟鸚鵡拍照還得花錢，你看我，一分錢不花，還近距離跟鸚鵡拍照，哪個劃算？你們呀，一幫傻子……
這件事本身就讓我很憤怒，雖然鸚鵡只是動物，它朝你飛過來是對你的信任，那位觀眾卻做出這種毫無誠信的舉動，可見平時為人處世了。更讓人憤怒是他說的那句話——花錢的都是傻子。一個違背誠信的人變成了聰明者，而信守承諾的人卻成了傻子，這是什么道理？
以前我有位朋友，關系一直不錯，也經常一起聚會，可他這人有個問題——每次都遲到。其實我每次都是按照約定時間到他家樓下等，但是他經常會在四十分鐘、甚至一小時之后才出來，這期間電話不接，信息不回。關于這個問題，我有一次實在忍不住跟他說了，我告訴他，我不怕你遲到，但是你如果臨時有事可以告訴我，我都會報以理解，你不能待在家里一個小時都不下樓，我實在難以理解你的行為，希望你今后注意，畢竟我的時間也很寶貴。
他囫圇吞棗的答應著，也沒說出個為什么，可往后依然我行我素，最后我實在不能忍受這種行為，基本上算是跟他斷交了。
誠信，在當今社會里真是一件非常寶貴的東西，如果有約會，我從來都不讓別人等我，不管有什么事，如果讓別人在外面等我，我真的會坐立不安，我肯定會思考——那個人一定會站在路邊，充滿焦急的等待，或者無聊的看著馬路上一輛輛車水馬龍。所以我是絕對不會讓別人等我的。
可能看似一件不守信的小事，你可能永遠想不到這會給他人帶來怎樣的傷害，可能你更想不到，你的一次次失信于人，正在一點點毀掉你的前程。
還有一件發生在我身邊的事情:有一位女孩在我家附近租了個底商賣東西，按照合同約定的是每月五千元房租，兩個月后那位女孩賣的商品火了，一天到晚都有人排隊買她家的東西，結果房東來找了，要求以十倍的價格漲房租，若是不同意，就糾結當地流氓過來各種找事，強行毀約。
以上都是從小層面反映出來的誠信危機，其實從大的方面來講，這種危機更嚴重——政府在多年前承諾國家養老，然后變成了部分養老，最后干脆延遲退休，這種毫無誠信的做法直接使他們失去了誠信，他們的公信力在老百姓面前也基本蕩然無存了。
那么，為什么我們國人都不講誠信呢？甚至都把講誠信的人當傻子看呢？這個得從國家和民族兩方面來分析。
一、國家層面，制度原因——除了信用卡之外，國家沒有類似于美國這種信用積累制度，在美國沒有信用會寸步難行，但在我們國家只有觸碰了某個強權的利益，你的信用才會被列入征信黑名單。另外，我們在約束自己信用方面，還停留在喊口號、貼大標語的層面上。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在信用如此重要的全球化中，我們的制度在這方面卻是空白呢？其實歸根結底很簡單——國家需要發展。
一個國家如果想在二十年至三十年間快速把經濟發展起來，我們需要放下很多東西——誠信就是其中之一，試想，經濟比作“量”，誠信比作“質”，那么這個矛盾立刻就凸顯出來了，質與量之間，是一桿永遠無法平衡的秤。想要量的飛躍，必須要放棄質，如果想要質，就不能讓量發展的太快。我們現在遇到的正好就是這個問題——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這種思想就是典型的要量不要質的說法。
比如，我在繁華的市中心開一家飯店，月租金以及亂七八糟的各種成本加在一起將近好幾十萬的費用，那么我是不是要以節約成本為第一目標？所以，在沒有制度約束的情況下，我為了節約一切成本，什么東西都會用最便宜的，哪怕這個不是好東西，甚至人吃了會致癌，我也要這么做。于是，我拋棄了誠信，為了成本不惜一切，我掙錢的希望就很大了。
那么，為什么不制定嚴格的制度呢？問題很簡單——我們不是沒有制度，但我們的制度標準是：吃不死人。只要吃不死，不會直接致癌，就沒有太大問題，因為我們一旦把標準定嚴，就會出現上述問題——制度會把我節約成本的目標卡得死死的，那么我的收入就會大大減少，甚至徹底賠錢，這就直接阻礙了我的發展，與此同時，嚴格的制度也阻礙了其他各行各業的發展，那么經濟的騰飛從何而來呢？
所以從制度方面，只有放下對誠信的約束，才能經濟騰飛。
當下，各種喊口號喊的滿天響，什么我們的食品絕對綠色安全、我們做的是有機產品、我們賣的是真貨，假一賠十等等……但按常理來講，真貨、綠色食品，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嗎？我們不是就應該賣真貨嗎？什么時候我們本該享受到的最基本服務，也變成一種奢求了呢？
二、從民族信仰層面分析這個問題，同樣能得到答案——當我們國家的制度不全面，或者法律無法有效監督到每一個人的行為時，信仰就起到了絕對性的作用，“舉頭三尺有神明”這個說法，就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還拿開飯店做比較，一桶地溝油和花生植物油，我會選哪個？當我擁有信仰的時候，我一定會選擇花生植物油，并不是因為我多善良，而是頭頂有神靈在監視著我，給顧客吃地溝油我怕得到神靈的懲罰。但是如果我不擁有信仰，我是無神論，那么問題就來了——作為無神論，我必須要以自我為中心，我為了掙錢，可以不計任何后果，不擇任何手段的去完成一件事，我會毫不猶豫的給顧客使用地溝油，因為沒有制度約束我，更沒有神靈懲罰我，我是無神論者，我只相信自己，我衡量價值觀的標準就是“錢”，掙的錢越多，就越能體現出我的價值所在。誠信是什么？對于無神論者來說，那只是一個笑話，他更不懂什么叫做契約精神。
同樣，人與人之間交往，如果沒有制度與信仰的約束，就很難有契約精神，比如習慣性遲到、說話不算數等等。
幾十年來，我們為了發展，拋棄了所有的東西，目標只有一個：錢。這種畸形價值觀的積累，就形成了我們當下社會各種怪相——老人摔倒沒人敢扶，怕被訛；超市買生鮮食品，先得習慣性看看生產日期；做事必須簽合同，且每個條款都要掰開揉碎的看，生怕有文字陷阱；新入職一家公司，要對他進行背景調查，否則無法從他自我描述的經歷判斷真假。
當下，我們每個人都面臨著信任危機，且無神論者讓我們根本無法具備契約精神，那么一個個毫無誠信的巨嬰們就在這樣的搖籃中畸形成長，以自我為中心。為了達到目的，可以犧牲他人的一切。
如果任由這種毫無誠信可言的無神論巨嬰繁衍下去，那我們的民族將會毫無復興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