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 民”：對大眾的愛。愛朋友、愛同事、愛戰友……愛一切人。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于平民百姓而言，以待己之心待人，足矣。

于統治者，則須“仁民”：以民為本，愛護百姓，施行仁政。

一者，“民為邦本”，百姓才是國家的根本。

《孟子·盡心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司馬光《資治通鑒》記載了這樣一段：貞觀四年，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缺；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翻譯：唐初，房玄齡上奏說：“（我）看過朝廷倉庫的盔甲兵器，遠遠超過隋朝。”太宗李世民說：“鎧甲兵械等武器裝備，確實不可缺少；然而隋煬帝的盔甲兵器難道不夠嗎？他終究丟掉了江山。如果你們盡心竭力，使百姓平安，這就是朕最好的兵械。”

次者，“立君為民”，為君須為民著想。

《荀子·大略》：“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

董仲舒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萬民也。”

明末清初，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其名的大思想家唐甄在其《潛書》中亦云：“凡所有事，皆為民。”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

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鄭板橋《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唐太宗、董仲舒、唐甄、鄭板橋……無論為君為臣，心中始終裝著百姓。

再者，“愛民養民”，儒家認為，統治者的執政目標應是愛民養民。要怎樣做呢？

其一，“富之”，帶領百姓奔小康。

《管子·治國》：“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

《管子·牧民》：“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

試想，如果一國的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其君王可算“仁”？恐怕連“人”都不是了吧！

其二，“孝之”，用儒家思想的本源教之以感恩。

《呂氏春秋·孝行》“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后末……務本莫貴于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蕓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

其三，“信之”，人民信任政府，是國家和民族得以延續的最主要精神動力。

《論語·顏源》：“子貢問政。子曰：足兵、足食、人信之。”而“信”在三者之中最為重要。

《呂氏春秋》記載了春秋時齊桓公能夠稱霸諸侯的一大原因：齊伐魯，魯不敵，割地求和。將盟之時，魯莊公架劍于桓公頸，迫其撤兵，并不再攻魯。桓公應之。后欲再伐以雪恥，管仲阻之，曰：看不透魯陰謀，是為不智；劍于頸而撤兵，是為不勇；毀己諾而伐之，是為不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桓公從之。后終為五霸之首。

于是，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夫信者，仁君之大寶也。”

古羅馬時代，“塔西佗陷阱”就告訴統治者，當一個部門（政府）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