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并不太懂戲曲，多半只是喜歡聽。

聽得不多，忘得又不少，于腦海中殘留地也僅僅只是只言片字，幾聲婉轉而已。

有時候聽得入情，就不免要發些感嘆。而有時候又會妄想：一段戲曲，寫在折子上的是佳人美滿的故事，可字里行間表達的卻分明是才子落第的心思。這的確是一個很值得玩味的現象——曲子越是好聽，作者就恐怕越有不幸，而不幸者卻還要編些愿景美滿的故事來討好聽客。

好戲曲，就是這些不肯留下名字的文人所寫。他們際遇零落，積愁而難得其訴，卻又放不下種種身段，只能將自家燈下的幽幽私語改頭換面，賣與戲家唱出來，且當作世情百態、他人冷暖罷了。久而久之，這倒成了一種取得平衡的手段，賣出去的是一本本陳年舊事，討回來的是幾兩公道銀子。

或者，那已并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故事了，他們賣掉的，是另一個自己。他們，將一個有隱衷而不能直言的自己送養給一代代江湖藝人，而后者惟唱曲營生，行走出入于市肆茶寮之間，舉一柄紙扇，撫一把三弦，擺一對鼓板，不管窗外是落花泠泠還是芳草艾艾，細雨遍地或者斜陽滿脊，只是經年不休地唱著這些故舊的回目，就算弦指已失乖巧，腔調早就走板，仍唱著長發皚皚的佳人尚不圓滿，唱著書墨荒老的才子還未及第。

這樣的寄托，在當下的人看來也許有些癡傻了。可也正因為如此，許多故事但憑這唇齒相依的托付，避免了書散墨褪、人死情滅的境地，得以穿越瀟瀟風雨，帶著那些或圓或缺的結局，方有來生，方見來人，直到如今聽來仍是“淚后脂粉音，腸底婉轉聲”。

一曲唱罷，應和的多是滿堂的啜茶聲和瓜子聲，但也總有那么五六個人點頭，三四個一飲而盡，或許還有一兩個眼中悄悄泛起了淚意。

二

中國人有個常背的順口溜：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這話當然不錯。不過在我看來，作戲曲比作其他三者要難的多。它是“愛”與“恨”相約而不能相遇的寫作，使不得信馬由韁，也使不得一語道破。在這里，沒有脂粉的眼淚縱然是曠世奇冤也難以動人，沒有身段的哀嘆就算千回百轉也不會響亮。這些亦真亦媚的故事，從結墨的那一刻起，就要問價于鬧市，寄宿于樓牌，等待著各自盛妝上演的命運。

寫曲太不容易。確切地說，是寫曲的人太不容易。試想就很容易明白，天底下有故事的人當然很多，但是能加以悉心收集，改編成曲的就太少。市衢鄉民總是習慣于搓洗著簡單的歲月，將生命中的油漬和泥污一漂一晾，從此全部忘記；而顯赫名門又往往醉心于現世的繁華和威嚴，怎么會縱容道途上艱險的回憶來破壞太平盛世的景象。只有這些文人，原本懷揣著可以“授命顯貴”的期愿，沒想到一波三折，最后卻落得個只能“但求安生”的結局，才會陰差陽錯地入了這一行。蹉跎如此，也只有自己手里的筆墨可以講述曾經的全部幻想和失望。

之所以要加上“曾經”這兩個字，實在是不得已。現實在向他們斷絕了一種職業選擇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斷絕了他們的階級選擇。古來俳優的地位素來低下，而為他們提供演出素材的寫手也往往難以免于“一體視之”的命運。偶爾試試并沒有問題，但要想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個行業中去，就免不了要遭受種種或明或暗的歧視了。

就算他們不計俗譽，義無反顧地投入到這些坎坷的文字中去，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徘徊在忠于藝術和滿足世俗的兩難之間。才子的笑意原本含蓄，可臺下的看客卻偏要喚他再輕浮露骨一些；佳人的哭泣天生楚楚，可樓上的聽眾又總哄她再甜艷嫵媚幾分。不迎合的結果，當然是無人問津；而一味迎合，又是藝術的喪失。夜半燈下，茲當提筆，不管原本多么精麗的構想、多么素雅的走筆，一不小心就要陷入這樣難解的困局。講句公道話，這種人格自覺上的考驗要遠遠比單純的生理耐受來得兇猛，也來得難纏。只是可笑，這些在不被理解和不被尊重的夾縫中創造出來的作品所服務的恰恰又無非是那些市衢鄉民和達官顯貴了。

中國的戲曲創作史，從脫離洪荒時代的神性庇護開始，就埋下了一顆注定要艱難生長的種子。

不過，我總覺得，以賣曲為生的人并非沒有活得更體面的手段，選擇這樣的人生只因他們落入了一種難隱難仕、難入難出的性格牢籠。

他們并不一定生逢亂世，大多也出身于殷實人家、太平年代，也并不像戲文里唱的那樣往往要遭受奸臣迫害、壯志難酬，只是一生交游浮沉、功名潦草，沒能長壽，也沒有歸宿。

他們是再普通不過的讀書人，是真正的小人物，七情六欲十足的小人物，離不開酒肆茶寮，離不開人間煙火。雖然自小也裝了一肚皮家國天下的圣賢大道，但終究還是不肯與宿命和解，不肯被欲望的枷鎖收買，只要一提筆，仍舊是“余”字當先，“以為”作襯。或者，再露骨一點說，他們可以算是“另類”，是“看不慣”和“不妥協”，是傳統文人理想十足的叛道者。

道既已叛，當然不能夠再受權貴的抬愛，更多的則是免不了被同道排擠，雖然忍不住寫了一點故事，卻實在不想讓后人再曉解當年的苦難，只是情愿隱姓埋名，活在那些幾經變改的故事里，活在戲家起承轉合的余音里，活在戲本文字的褶皺里，而故事里別人的美好，統統都是自己的悲哀。

三

如果說我專門寫一篇文章來翻翻這些舊賬，再替這些落第才子鳴幾聲不平，雖無不可，但沒必要，只是徒添幾筆矯情罷了。

這里要寫的一個人，恐怕就不是“另類”那么簡單。他既是這眾多叛道者中的一個，又因為他叛得意氣十足，甚至竟叛出些花樣來了，故可以稱得上是“另類中的另類”。

他，是李漁。

恕我直言，這個名字，如果不是愛好戲曲的同仁，或者是專門研究古代戲劇的學者，對現在的讀者而言是不熟悉的。也許我們可以在《清詩紀事》或者其他雜本中接觸到一些他的作品，但這不過是他衣襟薄薄的一角而已。講起來，真正能讓現代人對他的筆觸留下些許印象的卻是一本艷書《玉蒲團》。不必驚訝，這位在近代戲劇創作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偉大劇作家，正是《玉蒲團》的作者。當然，《玉蒲團》也只不過是李漁極盛時期得意出格的一部幽默之作而已。

李漁的頭銜太多了，小說家、劇作家、出版人、書商、幕僚、社會活動家、園林藝術家、發明家。可能還忘了一個名頭，他還是一個生活家。與他那些低調的同行們相比，他留給后世的印象則是高調迥異的行事風格和奢享張揚的生活態度。他對屋宇宅邸、甜酒佳肴、如花美眷有著特殊的迷戀，甚至還讓他的妻妾們組成了一個家庭劇團穿行于南北重鎮、達貴府第，到處上演自編自導的戲劇，完全顛覆了勾欄瓦肆一貫的表演。上至國丈尚書，下到封疆大吏，李漁用他商人而不是文人的精明和心機小心翼翼地游走在官宦身邊，穿行于復雜多變的人際網絡上。這種行走式的定制表演給他帶來的是豐厚的物質和權力回報，盡管身后總有人爭議甚至不留情面地批評他這種到處“打秋風”的行徑，但無論如何，他到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全盛時期，他的作品可以說是名滿天下、家弦戶誦。要知道，在那樣一個交通殊不發達的年代，文化信息的傳播尤為緩慢，而他竟然能在短短數年之內做到舉國沸騰，令仕宦吏民爭相與之結交。這樣看，李漁的劍走偏鋒又顯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

就算如此，李漁的出現也絕對不能算是一個巧合了。這里有一點需要說明。長期以來，特別是明清以降，中國傳統道德的教育標準和社會發展的現實早已貌合神離。上溯春秋下至兩漢，所謂正身明禮、戒驕、戒嗔、戒色、戒飲等等各種對名流望族形成的一整套嚴苛的道德規范已經再難駕馭社會發展的斑斕色彩，這套支撐著士子們熬過遠古戰亂和貧瘠年代的第二法律正在逐漸消退它的人格效力，而后世之所以還要虔誠地膜拜它，恐怕多半是因為它已經淪為統治階級籠絡讀書人的精神嗎啡，用一紙功名換一生安順。

李漁的確做過讀書人，可似乎從一開始他就不愿意將自己與古板的文人理想捆綁在一起；他也幻想做官，只是滿是枯槁的經典又實在馴養不了這個鮮活的生命。他自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士子雖多有經天緯地之才，如無登天之卷，又何以為？”這樣的話當然已經很不客氣了，但卻又是一樁實情，就像他的后輩黃景仁說的那樣“百無一用是書生”，雖然時下常有人對科舉制度報以忿忿之辭，可要是離開了它，我們又能做什么呢？

對于李漁來說，這是一種痛苦的思索，要拋棄十幾年已經侵入血液之中的固有觀念無異于重新投胎換骨，普通的讀書人大概是沒有這樣的勇氣的。而作為商人之子的李漁，顯然已經看到了時勢悄悄發生的變化，墻外的世界人來人往、沸反盈天，到處充滿了人間煙火的歡樂和喧囂，而我為什么不能出去呢，為什么不能直接向墻外的世界、熱情的路人請教安生立命之道而非要拐一個彎兒先背熟這些條陳綱理再問其出處，為什么除了科舉我就不會有其他的出路了呢，那這些人的出路在哪里？這樣的想法和疑問，在李漁的心中深深地埋藏了下去，伴隨著他的兩次科舉考試，伴隨著明亡清興，伴隨著他的舉家北遷徙，最后終于發芽、突圍。

可以這樣說，李漁對傳統文人本分的超越是徹底而甘心的，他的出現既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異數，又是中國近代文明的一個必然。

四

這樣的一個李漁太超前，幾乎超前了三百多年。

那些在如今看來再尋常不過的宣傳手段，在當時肯定不能被他的同道所稱頌。盡管他擁有同道們所無法企及的豐厚回報和眾多傾慕他的官員們的鼎力支持，最終還是沒能避免逃離的命運和清貧終老的謝幕。那么，這到底是為什么？為什么這樣一位具有廣博才情的文人，一位具有預見性戰略眼光的商人，一位心機和精明異于常人的游士，一位深刻洞悉體制和權力的幕僚會躲避不過這樣一個悲劇性的結局呢？每次聽李漁的戲曲，或者看他的種種著述，這些問題總會從心里不自覺地涌現出來，讓人好生琢磨。

有清一代的后人寫李漁，總是習慣于研究他的詩詞戲曲、園林藝術或者生活美學的理論，大多都是技術性的研究需求，卻少見評價他本人的文章。我想來想去，原因恐怕只有一個：就是李漁太敏感。不但敏感而且刺人。說刺人是因為李漁的成功大大地震撼了中下層士子的心，一直被他們奉為圭臬和唯一正途的科舉并沒有給他們的十載寒窗一個應得的名分，反倒是李漁依靠這種“旁門左道”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名望和財富。后來李漁所受到的攻擊，很大一部分也是出自于這樣的嫉妒。另一方面，說敏感是因為李漁的身上幾乎聚集了大多數傳統文人所具有的才學、理想、個性、趣向、眼光、癖好、小聰明和硬傷，無論他是實踐哪些還是背叛哪些，都避免不掉。好玩的是，這其中很多特點，在今天的讀書人身上還能常常看到，包括我們自己。

因此，寫李漁，我還是更喜歡寫他這個人。他肯定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落第文人了。他代表的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一種橫掃千年喧囂和冗雜的新鮮氣息，就像他那藏匿于圓滑之中寸寸尖刻的筆觸，就像他那搖擺于官場、文場和商場之間游刃有余而又步步驚心的飄渺蹤履。沒有了這些，李漁也只能是半個李漁。

五

關于李漁，首先有一個疑問就困擾我很久：作為一個商人之子，而且從后來的實際觀察來看也很具有商業才華的李漁，為什么不選擇做一個純粹的商人，卻偏偏要扮演這樣一個商不商、文不文、官又不官的角色？對于這一點，后人的確還不能給出一個面面合理的回答，但至少我們還可以把目光投向李漁的少年時代，從他的性格經歷中尋找一些蛛絲馬跡。

李漁出生于江蘇如皋，今天南通市轄下的一個縣級市。他的父親李如松是一個浙江籍的江蘇藥商。但他并不是家中地位崇高的長子，也不是輕易就能獲得寵愛的小兒子，而是恰恰排行第二，處于一個上有兄長下有弟幼的尷尬位置。年幼的李漁也曾聰明伶俐，也曾幻想斑斕，還有一直喜歡他的母親竭力支持他走上讀書應試的士子道路。本來這樣也可以了，即使李漁不能在科考上有所建樹，至少也可以擁有一間小小的藥鋪，過著太平散民的日子。對于別人而言，已經完全可以滿足于這樣一個如意的前程了。可恰恰就是李漁，他不是這樣的人。

因為李漁一直都得不到父親的賞識，尤其是在父親對他的兩個兄弟頻頻委以重任的比較之下，“偏愛”太明顯了。

在今天的教育家看來，這樣做是很犯忌諱的，容易讓孩子將自己的不得寵和天生的家庭位置自然地聯系起來。但在父命大如天的那個年代，李漁確實不明就里也無可奈何，默默地承受了十幾年這樣的冷落，以至于李如松死后不久，盡管哥哥李茂待他非常不錯，但是已經成婚的李漁還是帶著份額不高的遺產，和妻子一道毅然決然地離開如皋，回到浙江蘭溪的老家。

也許一直以來他的內心都有一種不安，不安于今天在地位上的父子失心會演變為明天兄弟之間巨大的經濟差異，他一心想避免看到這種不安變成現實。這樣做的原因，與其說是李漁出人頭地的強烈愿望，不如說是他在人格上的早萌，一種緊緊將命運抓在自己手中而決不仰賴他人的決心。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李漁竟然選擇了作劇這個行當作為職業，一個無論在過去的人還是在當下的人看來都并不“光彩”的行當。對于這些暗地里的偏見，李漁并不大去理會。他的想法很簡單：第一、我天生就喜歡寫故事。第二、你們越是看不起的行當，我越是要作一番非凡的業績來給你們看。

因此他采用的是一種極其艱苦、近乎苛刻的寫作方式。即使在疾病幾度襲擾的情況下，他仍然保持了驚異常人的旺盛的創作精力。

對名利的渴望固然是一方面，只是此時更多的卻是為生活所迫，尤其是在他剛到杭州的時候，明末戰爭剛剛結束，連月經年的動亂肢解了李漁原本殷實的家庭，坐享太平的少年生活似乎一去不再復返，而攜家帶口、經濟拮據的生活狀況也讓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打擊。但這似乎并沒有擊倒他，反而使他更加刻苦努力地工作。

我們今天看李漁的手稿，從他潦草的行筆和時輕時重的墨跡依舊可以想象，雖然病痛的洶涌和顫抖的筆腕甚至都無法讓他保持一個文人最基本的體面，但奔涌的思維還是像一匹快馬拉著這架并不結實和光鮮的小車滾滾前行，留下一個個鮮活欲滴的人物，一串串搖曳生姿的情節。

應該是順治八年前后，李漁的《無聲戲》出版了，改編了，也上演了。杭州城的士貴和百姓驚訝地發現，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外鄉人竟是一顆遺落在武林門外的明珠。于是，它也沸騰了。

這一天距離李漁到杭州，整好兩年。

六

名動錢塘的李漁終于走出了連年戰火和貧病交加的陰影，結束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從順治十年開始，李漁不斷收到來自省內外的評論家的稱贊，獲得了初步成功。也是從這一年開始，李漁雄心勃勃地開始了涉足官場的交際行動，他的交往對象極其廣泛，而且質量也很高，從三司主政到士族名流，概莫能外。當時有很多上層人物給他發來邀請信，請李漁到府上做客談藝，寄信者有的是一時好奇，有的倒是真心誠意。這些人里有浙江左布政司張縉彥、徽商汪然明、浙江巡按御史王湯谷等等。

其中，張縉彥與李漁的關系就非同一般了。張在前朝位居兵部尚書，本是正二品的高官。但是家國天下的一番變故也讓他多少有些看破，雖然朝廷原有重用之意，但幾經遷調，他還是上書天聽來到浙江作了一個副省官。張縉彥與李漁可謂是一見如故。究其原因，恐怕要歸結于李漁在前朝也中試，他對知識分子由明到清的那些心路歷程有著獨特而地道的觀照，聰明的一點是，他用很隱晦的方式把種種留戀和兩難寫進了自己的小說和劇本里，寫給這些和他有著同樣經歷而不能釋懷的人看。顯然，張縉彥成了這道筆墨密碼的第一個會意者。兩個人的交談很愉快，幾番來往之后就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而作為一省財政主管的張縉彥當然也給了李漁很多“實際”幫助。

剛剛走出逆境的李漁對這些達貴們的邀請當然很珍視，每請他必定一一拜訪，去信的言辭也極其懇切，幾乎是來者不拒。有才者如此，而又能恭謹謙卑，李漁的這個形象當然很能受到上流社會的接納了。短短幾年，李漁就擁有了一個常人難以望其項背的交際網絡。而這些，對于作為一個普通文人的李漁來說已經是莫大的殊榮了。

李漁能夠受到這些人的青睞，靠得完全是自己杰出的才華和嫻熟的交際技巧，否則如此一介布衣又怎能頻繁地出入于名流宅第且消受得了高座佳肴的款待呢？

順治十四年，李漁的寓所中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是張華平，浙江鄉試正考官，負責主持當年浙江的秋試。張讀過李漁的不少作品，仰慕他的盛名已久，此番特地到訪李府，幾乎轟動了整個杭城的知識界，讓李漁感到很興奮，他對張學政的到訪保持了一貫的恭敬和謙卑。而且私下里，張華平也希望李漁能夠參加本次鄉試，甚至還暗示了他未來的名次成績。

張是有誠意的。但除此之外，個中也免不了一些其他的委婉：他認為李漁是浙江知識界的名人，清朝剛剛建國，南方的思想局面尚不穩定，如果能請幾位這樣的人物出來參加科舉，是很有積極意義的。

這給李漁出了一道難題。

他作為前明眾多士子中的一個，剛剛耳聞目睹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就發生在離他并不遙遠的地方和時間。剃頭這件事，對漢族知識分子的心理傷害尤其大。明朝的滅亡雖然多是由于自己的不爭氣，讓人無可奈何，畢竟改朝換代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發生了，但是剃發就完全不一樣了，這些頭發每一把都留了一千多年，從黑到白再到死，決不能剃。越是這樣，外族的野心在這一點上就越是昭然若揭：你可以繼續讀你的四書五經，你也可以繼續用你的筆墨紙硯，但你必須時刻記住你現在讀的是大清的四書五經，用的是大清的筆墨紙硯。假使你不想記或記不住，那我就來讓你記住，而且是一輩子記住，剃頭！

肉體上的屠殺可以埋葬、可以焚化、可以消解，但是精神上的屠殺只能是尸橫遍野，永不腐爛。這就是為什么直到清朝建立兩百多年之后反清復明的口號仍然不絕于耳、不絕于書，不管朝廷的法度如何嚴酷，當局的鎮壓怎樣認真。他們要復的真的還是“明”么？不會了，那只不過是一段太久遠的往事。滑稽的“華夷之辯”也不過是一種固執的地理概念上的分歧罷了。他們要復的是“多數人”原本就應該有的習慣、傳統以及文化上的人格。

雖然最后頭還是剃了，衣服也換了，但是士子們心理上的抵觸并沒有消失的：一個對于我漢唐文化如此無知且無禮的民族入主中原，我漢唐文化培養出來的才能恐怕也服務不好朝廷，所以還是不干的好。

這一點，李漁是太清楚了。但他對于這樣狂熱和感人的民族情緒總有一些擔憂和不滿。原本他也可以這樣做，但是這樣似乎并不值得，反而有些可笑和虛偽。真英雄當然是有的，可是偽君子也不會太少。難道所有人都必須這么做么？這些整天叫嚷著反抗的士子們又有多少是真的為了我族文化呢？有多少人在前朝受盡爵祿、位極人臣，到如今卻什么都不是了？李漁當然想做官了，可是江南的遺老遺少們偏偏又用他們斑斕的妄想打鑄了這么一塊牌位，供奉著定理式的忠義，只要是雙手沾過前朝墨水的人就概莫能外。

李漁的兩難在于他需要支撐一個大家庭卻又沒有除了賣折子以外的錢來供養，一方面是圓夢近在咫尺的巨大誘惑，另一方面又是挺而走險的政治選擇和經濟選擇。并且完全沒有兼顧的可能。骨子里商人的理性讓他從興奮中迅速地冷靜下來，但這次李漁是真的猶豫了。他雖然委婉地謝絕了張華平的好意，表示久不習四書五經，恐已生疏，卻沒有像以往一樣主動地放風把輿論壓制下去，他的到來讓李漁在文壇的地位向上跨了一大步，而對于李漁出山的市井傳言更是讓他在杭州知識界一直小心保持的關注度迅速突破了合理的界限。

在這些四方涌來的關注和喧囂中，有羨慕、稱贊和敬佩，不過自然也少不了嫉妒和忿恨，可能二者也僅僅只是一念之差吧。嫉恨者很明白，對于李漁這樣的文化名人，要毀掉他，最好最徹底的辦法就是“捧殺”。你不是要揚名么，不是要觀眾么，不是要著書立說么，在杭州，有的是辦法給你名，給你看客，給你讀者。

這也許只是李漁的一個小疏忽，甚至都不一定是疏忽，但卻給后來的李漁帶來了巨大的麻煩。

七

只是，他沒有想到，這場風波來的這么快。

順治十八年，震驚朝野的莊廷隴《明史》案爆發，牽連入獄者逾兩千人，其中處斬者七十人以上，凌遲十八人，開啟了清朝大興文字獄的風潮。這個案子在歷史上太有名了，不但聞名于它的慘烈和暴戾，更聞名于它的荒唐。一個小小革職知縣吳知榮的無端誣告竟然能拉下這么多高官重吏、文壇故老，令人匪夷所思。

然而，對于吳知榮這樣的小人而言，這實在是一種太老套的手段了。對付這些清流，明目張膽的狀告既無把握又太露骨，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扮忠”——一個為時刻為朝廷聲譽和國家興亡著想的人怎么會得不到上意的認同呢？但是“忠”也要“忠”得講時機，一番“肺腑”之言到底算是讒言誣告還是直言盡忠，和事情大小、性質本身的關系并不大，真正的關系全在朝廷的政治需要了。不得不“佩服”的是，小人們對這種政治氣候的敏感體察和把握能力的確無人能出其右。

有了這個前提，《明史》案就不難理解了。它并不像某些評書里說的那樣，是奸臣鰲拜一手遮天的政治迫害，他還沒那么奸，一手也遮不了天，實際上，這的確是朝廷的意思了。

清初的江南文壇曾經也生氣勃勃，社團林立，明朝文人和清朝朝廷之間也一度存在著一種輕浮的默契，清政府對很多在從后世看來大逆不道的言辭甚至是對明朝公開的懷念都一概報以曖昧的包容，時而不痛不癢地罵幾句，時而又旌表前明殉國的忠臣。實際上，明白人都應該能一眼看破，這只不過是清廷綿里藏針式的一個政治把戲而已。試想，一個靠馬背上的弓箭奪城掠地的民族怎么能容忍前朝書生捏著毛筆指點自己的江山呢？只不過當時的清廷雖然在江南已經完成了軍事占領，但文化占領和思想占領的基礎還并不穩固。因此才虛情假意地安排了這么一個短暫的政治蜜月，伸出來的當然是鮮花，而背后緊緊攥著的則是彎刀，更險惡的是，清廷顯然看穿了在所謂的“氣節之爭”背后，這些士子的相互嫉妒和不團結。果然，該上當的都上當了，該出動的也都出動了。當士子們還沉浸在這和煦的春風中時，一場將持續數十年的文化整肅已經黑云壓城山雨欲來，一群踉蹌作耍的小人也將粉墨登場。

在這場整肅里，李漁的朋友中第一個倒霉的，恰恰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張縉彥。先是降兩級調往安徽做了一個道臺，接著就有人參劾張縉彥。此時此刻，對待一個前明的遺臣，朝廷的牌坊已經立到頭了，接下來等待他的就是政治清算。

這一次，“扮忠”參劾張縉彥的人是湖廣道按察御史肖震。 李漁和他雖然素未謀面，但卻認識。當初李漁編輯《尺度初征》的時候，他是撰稿人之一，期間還給李漁寫過許多欽慕之言。而如今這個仰慕者卻調轉槍頭，直指他的文壇好友和一朝為官的同僚。肖震成功了。他參劾張的案由恰恰正是張縉彥資助李漁出版《無聲戲二集》。

且看這段言之鑿鑿的狀詞：

“縉彥仕為尚書，闖賊至京，開門納款。猶曰事在前朝，已邀上恩赦宥。乃至歸誠后，仍不知洗心滌濾，官浙江時，遍刊《無聲戲二集》。自稱‘不死英雄’，有‘吊死在朝方，為隔壁人救活’云云，冀以假死涂飾其獻城之罪，又以不死神奇未死之身。臣未聞有身為大臣擁戴逆賊、盜竊宗社之雄。……雖喪心病狂，亦不敢出此等語，縉彥乃筆之于書，欲使亂臣賊子相效慕乎？”

這是典型的老賬新翻了。肖震對于邀功之厚顏、構陷之急切在這段話里躍然紙上、暴露無遺，卻正中朝廷的下懷。對此，朝廷的批示簡單而冷漠，只有九個字：速押張縉彥進京聽審。

消息傳到杭州，給如日中天的李漁當頭一盆冷水，弄得他不知所措。的確，李漁是要比一般的文人聰明的。可是，已經小心再小心的李漁還是萬萬沒有想到，他最信任也最可靠的張縉彥也會栽倒在這場莫須有的風波里。

驚訝之余，李漁還想起一件可怕的事來，他正要出版的那本《古今史略》。

寫到這里，不用猜也知道這是怎樣的一本書了。可以說，明朝的這些舊文人們不管政見如何，都有一個通病，就是喜歡私修明史。這十幾年來，他們大概也算知道清廷有一種怎樣的政治傳統了，想要期待一部稍微客觀些的官修明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身經一朝臣，當報一朝恩”，既然不能為國守志，那就為國守史吧。李漁大概也是這個意思，場面上說是重修舊史，給過去打打補丁，其實也不過是想借春秋筆法為明朝保留一些爭議性的史料。只是現在的政治環境與幾年以前，哪怕是幾個月以前都不能相提并論了，《古今史略》一旦刊行，必定死罪無疑。當他急急忙忙跑到書局抽回書稿的時候，另一個更加可怕的漏洞浮現在他的腦海：張縉彥也參與了這本書的編輯。

此時此刻，焦頭爛額的李漁要面對的就不僅僅是張案的牽連了，更多的是輿論無情的嘲諷。我在前面說過，李漁的成功和對遺老們的質疑早就招致嫉恨，現在，嫉恨者們終于等來了一個報復的機會。一時間，以往交好的官吏望族統統閉戶不見，倒是有些久不來往的故友專程登門來看洋相，杭州城關于李漁的種種非議也如雨后春筍般叢生不絕，什么好色風流，什么不守孝道，什么借詩諷時，什么窮奢極欲，什么攀附權貴，什么曲媚阿附，還有人諷刺他四處打秋風，說他“本無文憑，不過是學了一套市井把戲，靠了兩片玲瓏唇舌，便使得攜家帶口，硬是到官家府上蹭享吃喝。”總之，是什么難聽挑什么說。李漁編寫的戲劇還是照常在劇場演出，只不過這個時候，某些觀眾倒不是來看戲，多半是來看李漁的笑話了。你的佳人不是喜歡哭得那么清秀欲滴么，你的才子不是滿腹經倫么，你自己不是譽滿錢塘么，在杭州，有的是辦法讓你的佳人哭得狂嬌濫媚，有的是辦法讓你的才子永不及第，有的是辦法讓你謗滿錢塘。憑什么，前朝一個小小藥商的兒子，一個功名低微的生員，一個靠賣戲為生的市井寫手能夠在本朝混得風生水起、如魚得水，你原本就應該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商人之子，一個難堪大任的落第文人，一個除了獻媚他人之外毫無藝術追求的下俗文棍。

李漁憤怒了，但恐怕更多的只能是獨自吞咽的委屈和哀慟。面對這些如影隨形，轉身又四散無蹤的誹謗和謠言，一個真正是靠自己的筆墨和智慧換取衣食的李漁又能做什么辯解，又能做多少辯解呢？究竟是得罪了誰，他自己不會不知道，可能，他只想裝作不知道，因為他實在不情愿寫出這兩個字：人性——一個在他的筆下曾經那么美麗和積極的概念。

八

在周身的不幸之中總算出現了一件萬幸，張案最終判下來了。刑部會審的結果是：張縉彥確有不臣之實，然以前朝舊事論，尚不及死罪，擬革職、發配。案卷中對于李漁的問題只字未提，《無聲戲二集》經過嚴格審查并沒有問題，至于最令李漁提心吊膽的《古今史略》倒的確是多虧了張縉彥的仗義，他深知此事干系重大，一旦交待出來，李漁肯定在劫難逃，所以沒有攀咬一字、提及片言。事實上，看押在獄中的張縉彥是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況的，也無從得知李漁是否受到牽連、已遭審訊，能夠甘愿這樣做，冒的風險不是一星半點了。這個前明的降臣，沒有守住北京城的大門，做成一個“忠臣”，卻在本朝做了一回地道的仗義君子。

一波三折的張案到此算是塵埃落定，只是結果一樣很令人悲傷：張縉彥去了寧古塔，最后死在了那里；心灰意冷的李漁被迫離開了杭州，輾轉去南京謀求發展。兩個天涯淪落的知己相交一場，來去匆匆，最終還是天各一方，到死都沒有再見上一面。

實際上，歷史上的李漁到了南京以后才算進入了人生和事業的頂峰。但我在這里并不準備再加贅述，只要讀一讀《李漁評傳》我們就能了解，在那里發生的故事只不過杭州的一個翻版而已，雖然情節完全不一樣了，但是對于李漁而言，那里留給他的傷害是多么的似曾相識。否則，他也不會在終老之年，幾番辛酸游歷之后，還要再次痛下決心離開居住了十四年之久的南京，不聲不響地回到早已對自己淡忘了的杭州。

他走的時候，大概和離開杭州的時候差不多。彼時正逢三藩大亂，官員們自顧不暇，甚至首鼠兩端，李漁外出打秋風再也不能賺到很多錢，經濟狀況也每況愈下，更令人傷心的是，他最寵愛的兩個姬妾（同時是他家庭戲班的主角）又因病先后離世，李漁知道，自己一生的戲劇經營到了這里，恐怕就要告一段落了。好在這次，還是有一位朋友肯仗義相助，一位“張縉彥”式的知己，兵部侍郎李芝芳。李芝芳非常了解這位相交二十年的好友，給了李漁很多支援和幫助，他知道李漁雖重名利，但并不是市井傳說中的那種人。

可惜，這種理性來得太遲，這種認同又少得可憐。

離別時分，李漁似乎有一腔肺腑，可總是欲言又止。李芳芝知道李漁想說什么，但并沒有多說，只是在他的手上寫下了八個小字：才高招嫉，物極必反。

也許，對于李漁一生的歡欣和磨難來講，這一聲提醒不知道可以算得上是寬慰還是喟嘆了。

九

李漁一生才情芬溢，著述以千萬字論，尤以《無聲戲二集》享譽梨園，其中《凰求鳳》《奈何天》《風箏誤》等諸多名篇至今仍為學界所嘖嘖稱奇。再如《閑情偶寄》、《芥子園畫傳》都能堪稱戲曲理論和繪畫技巧上的教科書式的巨著了。只可惜李漁縱然逞其絕代才華也沒能夠寫出一部真正的大悲劇來，以至于在諸多大家面前稍落鋒芒。每每讀到古代戲劇史，一提起他來，不禁令人扼嘆。他自己也說，世人贈我美名與“湯王”相比，譽過其實。這不是假意謙虛，應該算客觀的判斷了。他知道自己這一生浮華交游，羈絆太多，經歷的也太多，也許他不寫，不是因為他不能，而是因為他不想。他可能已經意識到自己這一生本身就是一個悲劇了。這個悲劇太大，牽扯太多，已經遠遠超過了他作為一個封建文人的擔當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