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一位作家，都是從他的文字開始的。
知道汪曾祺，是在語文課本上的《端午的鴨蛋》。
“我對異鄉人稱道高郵鴨蛋，是不大高興的，好像我們那窮地方就出鴨蛋似的！
不過高郵的咸鴨蛋，確實是好。
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鴨蛋多矣，但和我家鄉的完全不能相比！
曾經滄海難為水，他鄉咸鴨蛋，我實在瞧不上。”
文風如此清奇脫俗，實在少見，堪稱是作家中的一股清流。
汪曾祺人如其字，直白樸素，卻又不失淡雅，他始終對生活保持著最初的熱情，無論是面對著怎樣的生活境地，都秉持著淡然的灑脫，不卑不亢，只喜不悲。
將生活體驗得細致，對世間萬物皆有情。
? ? ? ? ? 西南聯大的“差等生”
1939年，十九歲的汪曾祺背上行囊，離開了故鄉高郵，只身一人前往位于昆明的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崇尚民主，學風自由，并且名師眾多。
汪曾祺所就讀的中文系，系主任是羅常培，授課的教師有朱自清、劉文典、聞一多、沈從文等文學大家。
雖說中文系名師甚多，但大多對學生的要求并不嚴格，任其發展。
西南聯大這樣的學術氛圍，對于天生有著散漫自由氣質的汪曾祺來說，無疑是如入仙境。
他在聯大的生活過得隨性灑脫，喜歡的課就去上，不喜歡的課就逃。白天泡茶館，晚上圖書館。
泡茶館是西南聯大學子的一種休閑方式，“泡茶館”即長時間地在茶館里坐著。
西南聯大旁的小茶館幾乎都被汪曾祺泡了個遍，捧著一本書，泡上一碗茶，吃著幾塊點心，他便可在茶館中坐上一天。
“人總要呆在一種什么東西里，沉溺其中。茍有所得，才能證實自己的存在，切實地掂出自己的價值。”
汪曾祺也確實掂出了自己的價值，他熱愛讀書，寫得了好文章，沈從文對他極為看重。
沈從文在寫給施蟄存的信中說：“……新作家聯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好的幾個的。有個汪曾祺，將來必有大成就。
汪曾祺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學霸，也不是典型的學渣。
但除了寫作外，汪曾祺其他的科目成績并不理想，這也使他留級了一年，不過汪曾祺對此并不在意。
他只喜歡過自己喜歡的生活，對于內心不喜歡的的東西，他不強迫自己接受。
汪曾祺并沒有拿到西南聯大的文憑，結業后他留在昆明的一所中學教書，期間跟隨著沈從文學習寫作。
兩年后，汪曾祺辭去教師工作，離開昆明前往上海尋求發展。
沒有文憑的他，在上海的生活過得十分寒磣，找不到工作，縱使有著滿腹才華，卻苦于無人賞識。
他卷縮在一間五平米的小房子里，屋里只有一張三屜桌，一個方凳，墻角堆了一床破棉絮。
白天便伏在桌上寫文章，晚上便裹著破棉絮入睡。
盡管生活的境地如此不堪，汪曾祺的文字卻始終只帶著對生活的熱情，生命的美好。
他從不將他的困頓表現在文字上，他的文字帶給大家的，永遠都像是和煦的暖陽，給予生命以新的希望。
汪曾祺只在某一個恬靜安逸的深夜，對著星光燦爛的夜空發出自己的感慨：
“我覺得全世界都是冷的，只我這里一點是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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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
1958年的一天，汪曾祺人生的低谷期悄然而至，他被劃定為右派。
“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樓梯，過道里貼滿了圍攻我的大字報。
要拔掉編輯部的"白旗"，措辭很激烈，已經出現"右派"字樣。我頓時傻了。
運動，都是這樣：突然襲擊。其實背后已經策劃了一些日子，開了幾次會，作了充分的準備，只是本人還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這可以說是暗算。但愿這種暗算以后少來，這實在是很傷人的。”
接下來便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會，看著往日朝夕相處的同事全都變了嘴臉，批判著他。
他并不反駁，甚至不說話，只是規規矩矩地聽著，記錄下這些發言。
他早就看清了這場運動的本質，一場場莫須有的批判會，對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來說，都是煎熬。
他知道他們也不好受：
“我當時就對他們沒有怨恨，甚至還有點同情。我們以前是朋友，以后的關系也不錯。”
批判結束后，汪曾祺被下放到農村勞動。
下放的單位是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說好聽點是下來基層鍛煉，實際上就是干農活，起豬圈，刨凍糞，背糧食。
從前只拿過筆桿的手現在不得不拿起農具勞動，對于體質羸弱的汪曾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無論農活怎樣繁重，生活怎樣清苦，汪曾祺總能找到生活的樂趣，他經常寫信告訴家人，自豪地跟家人炫耀自己又學會了哪些農活。
后來，汪曾祺被調往果園勞動。
果園的工作相對地輕松了一些，汪曾祺有一雙善于發現美的眼睛，果園里一切平常的事物，在汪曾祺眼里都是美的化身。
殺蟲用的波爾多液在汪曾祺眼里就像是淺藍的晴空，噴灑完波爾多液白襯衫會被染成淺藍色。
他稱這是最有詩意的農活。
大雨過后的葡萄園，葡萄上掛滿搖搖欲墜的雨滴，在汪曾祺看來，這時節的葡萄是最美的。
白的像白瑪瑙，紅的像紅寶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
1961年，汪曾祺被安排到了沽源的馬鈴薯研究站，他的工作是畫一套馬鈴薯圖譜。
沽源地處高寒地區，研究站只有他一人。
遠離了家人和故友，獨自生活在荒涼的絕塞，這樣的生活未免過于凄苦寂寞。
但他卻表示日子過得實在是舒服。
每天一早起來到馬鈴薯地里掐一把花，幾枝葉子，插在玻璃杯里對著畫，不用開會，不用學習，也沒人管，自由自在的。
到了馬鈴薯成熟的季節，就畫薯塊，畫完便扔在牛糞火里烤烤，然后吃掉。
老年的他在回憶這段日子時，并沒有講述獨自一人生活的凄苦寂寞，而是討論什么品種的馬鈴薯好吃，自己是全國吃最多種馬鈴薯的人。
生活對于汪曾祺而言，永遠是美好的，即使是苦難，他也能坦然面對，并將苦難淡化。
后來汪曾祺在《隨遇而安》一文中回憶說：
“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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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活，一定要熱愛點什么
談起汪曾祺，除了是作家外，熟識他的人更多的會是興奮地一拍大腿：
“噢！吃貨！”
花草樹木，鳥獸蟲魚，他皆深愛。不能吃的他欣賞，能吃的他絕對不放過。
他有著獨特的生活觀：
“到了一個新地方，有人愛逛百貨公司，有人愛逛書店，我寧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雞活鴨、新鮮水靈的瓜菜、彤紅的辣椒，熱熱鬧鬧，挨挨擠擠，讓人感到一種生之樂趣。”
汪曾祺是一枚不折不扣的吃貨。
淮安的獅子頭，蒙古的手把肉，昆明的汽鍋雞，北京的豆汁兒，長沙的臭豆腐，云南跟浙江的火腿……
他用吃證明了中國的大江南北不止可以用腳丈量，用胃也是可以的。
他是吃貨里頭最會寫文章，寫文章里頭最會吃的。
翻開他談吃的文章，那簡直就是文字版的《舌尖上的中國》，在饑腸轆轆的深夜根本就不敢細讀。
有一次，汪曾祺去買牛肉，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位中年婦女。
這位中年婦女買了肉問攤主：
“這牛肉該怎樣做？”
汪曾祺在后面聽著不由來了興致，將那位中年婦女請到了一邊，講了一通牛肉做法。
這還不夠，他從清燉、紅燒、咖喱牛肉，講到廣東的耗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干煸牛肉絲……
汪曾祺除了會吃，懂吃，他還會做吃。
他還自創過不少菜品，這“塞陷回鍋油條”便是其中之一：
“塞肉回鍋油條，這是我的發明，可以申請專利。油條切成寸半長的小段，用手指將內層掏出空隙，塞入肉茸、蔥花、榨菜末，下油鍋重炸。油條有礬，較之春卷尤有風味。回鍋油條極酥脆，嚼之真可聲動十里人。”
這種家常小菜，看著汪曾祺的書，依葫蘆畫瓢，大都可以做出來。
汪曾祺在吃的方面擁有著獨特的魅力并不是他吃的足夠多，做的足夠好，而是他在吃中能悟出許多做人的道理：
總之，一個人的口味要寬一點、雜一點，“南甜北咸東辣西酸”，都去嘗嘗。對食物如此，對文化也應該這樣。
生活與口味一樣，它不該是單一的，該什么都去嘗試，什么都去體驗，這樣才能保持生活的樂趣。
汪曾祺還熱愛人間草木。
白得耀眼的槐樹，清冷的水仙，像火球似的茶花，還有那為文雅人所不取的梔子花。
“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于是為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得著嗎！”
汪曾祺就像是梔子花，他有著獨一無二的生活態度，他就是要這樣活，活得痛痛快快，誰他媽也管不著。
? ? 人生如夢，我投入的確是真情。
汪曾祺這一生，順境也好，逆境也罷。
西南聯大的快活，上海求職的失意，擔任文聯編輯的安穩，劃為右派的無奈，獨處沽源的孤寂，年老創作的風光。
對于這一生的起起落落，汪曾祺一直都秉持著一顆平常心。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便是汪曾祺人生的真實寫照。
失志得意，權利名譽，只不過是過眼煙云，該散去的，終會散去。
唯有那顆熱愛生活的初心能夠永留。
它體現在汪曾祺的文字里，并將慰藉著更多在煙火人間奔波的人，給予一種生的力量，新的希望。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在醫院溘然長逝。
汪曾祺帶著他一貫的幽默口吻，說出了他留給這世界的最后一句話：
“哎！出院后第一件事，一定喝它一杯碧綠！透亮！的龍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