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撲朔迷離的身世
一篇五千多個文字的文章，這在今天的很多學者看來，充其量只能是一篇學術論文而已，但是2500年前的一位智者，僅憑他留下的這五千多個閃光的文字，卻成就了一門高深的學問，也成就了一個曠世傳奇！這個人就是老子，這篇文字被后人莊重地稱為著作的就是《道德經》。這也是他留給世人的唯一一部著作。
老子真是一位奇人，《道德經》也真是一部奇書！老子有言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昔，則我者貴，是以圣人被褐懷玉。
老子說他的經文其實是很容易理解的，也很容易實施，可惜的是天下人卻不能明白，也不能實行，言論是有主旨的，行事是要有根據的，正是由于不了解這個道理，所以人們也不了解他，了解他的人越少，取法他的就很難得了！因而有道的圣人就像是穿著粗衣卻內懷美玉。
可見老子對自己是很自信的，然而在當時是君主們思考的卻是如何稱霸天下？老子的思想就像是和氏璧一樣，由于外表過于樸拙，無人可識！有句話說：是金子總會發光的，這比金子還珍貴的文字，最終還是煥發出了奪目的光彩！
那么老子的身世到底是怎樣的呢？司馬遷在《史記》中對這位智者的記述文字并不多，《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只用了區區四百多個字概要的記載了老子的身世：老子者，楚苦顯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耽，周守藏室之史也。盡管后世一直爭議不斷，但是一般認為太史公很肯定的記載老子出生地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鹿邑縣，周守藏室之史大約相當于現在我們國家的圖書館館長和國家檔案局局長這兩個職位之和，這份工作顯然有助于老子博覽群書，和重要的國家檔案，同時也讓他“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畢竟能進入國家守藏室的人一定是達官顯要，甚至是天子本人。
不過晚于老子四百多年的司馬遷對老子的姓氏卻不敢準確的斷定，又同時給出了其他的說法，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多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及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那么李耳，老萊子，周太史儋，這三者到底哪個更準確呢？世人多遵從司馬遷的第一個說法，即：李耳！其實老子還有一個別號，叫做柱下，相傳老子曾為周柱下史，于是，柱下也就成為了老子或老子《道德經》的代稱，《后漢書》中記載說：貴清凈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李賢注曰：柱下，老子也。
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司馬遷其實也著實為難，對他來說，老子也是故去幾百年的古人，這是一位真正高明的隱士，而且他恪守規矩，不顯山露水，只做好自己的守藏室史，似乎并沒有做出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也不像孔子那樣廣收門徒，對他事跡的記載本也不多，太史公因此也慨嘆道：老子，隱君子也！
其實不僅是司馬遷，在大成至圣先師孔夫子的眼里，老子也是高深莫測的。《史記》中非常生動地記載了孔子見到老子時的情形：孔子適周，將問禮與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也，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與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云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孔子認為，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他贊嘆周禮豐富廣博，賦有文采，提倡尊崇周禮，因此才不懼路途遙遠，千里迢迢的從魯國來到周都拜見老子，希望從守藏室史那里學到周禮的精髓，孔丘的好學精神從中可見一斑。
然而守藏室史似乎并不以為然，蓋：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他勸誡孔子不要勉強從事，更不要過于自信，以為自己能成為救世主！也許多年以后孔子四處碰壁，感覺自己“惶惶乎如喪家之犬”的時候，才會真正的體會到老子這番話的深意。不過我們還是要佩服孔子試圖變革世道的勇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孔子對自己的學問和能力非常自信，無論是抽象的學問，他比喻為天上自由的鳥；還是深邃的知識，就是深淵里游弋的魚；還是人世間林林總總的復雜事物，也就是曠野里奔跑的野獸，他都能夠有辦法應付自如。然而對于見首不見尾的神龍卻不知如何下手了，只有龍，才可以在天地人之間縱橫捭闔，自由出入！
老子學問的高明之處恰恰在于有通達天地的洞察力，這是孔子認為自己所不及之的！然而對于孔子是否真的見過孔子仍然存有爭議，甚至有人認為：如果孔子真的如此敬佩老子，那么《論語》中當會有幾處孔子引用老子思想的蛛絲馬跡，翻開《論語·述而》有一段孔子的自言自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何晏論語集解》解釋說：老彭，殷賢大夫，即傳說中活了八百多歲的彭祖，而清代學者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引述了鄭玄的注解：老，老耽；彭，彭祖。即孔子說的應該是兩個人，一個是老耽，一個是彭祖。《論語·憲問》中也有這樣的對話，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德報怨最早就是出自《老子·六十三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論語·衛靈公》更有這樣的記載，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這里面的“無為而治者”很可能是引述老子的思想，由此我們可以大致推斷孔子見過老子問禮之事，當確信無疑！
古代臣民之所以對至高無上的君主那是敬仰膜拜，是因為宮廷政治的神秘化，使得凡人無法洞察其中一二，而對于守藏室史老子而言，周天子及其治下之國，應該沒有什么神秘感了，那么他對孔丘的告誡已經流露出對周室必將衰落的無奈，于是，“乃遂去”，就成了很自然的選擇。
《史記》中只說他老人家“至關”，并沒有明說這關，具體是指哪一關？今說函谷關或者大散關，甚至玉門關，其證很是可疑。《史記》中“關令尹喜曰”一句，后人也頗多揣測，一說關令姓尹名喜，一說應理解為關令尹很喜悅的說，后世學者則干脆理解為關尹子，那么至于后人傳為美談和吉兆的“紫氣東來”之說，并不見于《史記》，而是漢代劉向先生所著《列仙傳》中杜撰出來的一個神話而已。
對于《道德經》一書的撰寫過程，盡管《史記》中明白無誤地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然而很可疑，這樣一部文采飛揚，言簡意賅的著作何以會在西行途中，僅憑一掌關小吏之請而急就之呢？所以我更愿意相信這是老子在任周守藏室史之時，深思熟慮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