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冬天，北京藍天明顯多了。
2017年10月1日至2017年12月18日，北京僅1天重度污染、5天中度污染、10天輕度污染，其余天數空氣質量均為優良。回想往年，京津冀地區一到冬季就時常連續重度污染。短短一年，空氣質量就有巨大的扭轉。
據媒體報道，環保部12月15日通報了北京、天津、石家莊等京津冀大氣污染傳輸通道“2+26”城市今年10月至11月的環境空氣質量。北京PM2.5濃度在28個城市中最低。10月1日至12月16日，河北全省PM2.5平均濃度為63微克/立方米，較2016年同期下降了32.3%，達到五年來最好水平。
誰能想到，僅僅4年時間，中國人就完成了西方人用了40年時間才完成的空氣治理任務。華北空氣污染治理取得了明顯實效。
霧霾的形成有兩個必要條件，即污染源和大氣環境。華北地區的大氣環境是無法改變的，治理華北霧霾只能從污染源角度下手。科學研究表明，重工業排放、冬季燃煤取暖和汽車尾氣，是華北地區霧霾的主要污染源。
據媒體報道，河北省提出，從今年起到2020年，將推動67家城市工業企業“退城搬遷”，促進城市工業與城市發展、居民生活相協調，進一步改善城市大氣環境質量。這些企業主要涉及鋼鐵、石化、醫藥、水泥、玻璃、紡織、火電等行業。北京、天津、石家莊等京津冀大氣污染傳輸通道“2+26”城市均將嚴格執行關停重污染企業、大力推行煤改氣取暖、限制“國三”以下排放標準的機動車的政策。
可以看出，這些政策確實是在對癥下藥，并且藥到病除。不過，關停大量工業企業，強制推行煤改氣，是否會給當地居民的就業、生活和地區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呢？在華北藍天保衛戰節節勝利之時，我們也要問，治理空氣污染的代價幾何。
值得注意的是，關停的工業企業都屬于鋼鐵、石化、醫藥、水泥、玻璃、紡織、火電等行業。這些行業不僅是高污染行業，同時也是產能過剩行業。這就帶來了供給側結構性矛盾。
人們通常用國民生產總值（GDP）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GDP確實能夠衡量一個國家創造物質財富的能力。但是，GDP不能反應經濟發展的質量。清朝時期中國的GDP占世界30%，但是還是積貧積弱。這就是因為即使生產再多的糧食、絲綢、瓷器，也無法和英國的鋼鐵、煤炭相提并論。一言以蔽之，經濟發展的質量也非常重要。
對于現在的中國而言，也是同樣的道理。在過去十幾年，全國各省只要不斷加大鋼鐵、石化、水泥等產業的產能，產量一年比一年高，GDP和就業數據就可以非常好看。可是，當產能擴大到超過市場需求之后，生產出來的產品就沒人要了。無論價格再低，也不會有人閑得沒事買一堆玻璃、水泥、鋼鐵玩。
這種情況下，產量的增長不會帶來GDP的增長，進而不會帶來這些產業從業人員的收入增長。同時，這些高污染行業越發展，負外部性越明顯：對于空氣、水資源的污染就越嚴重，危害當地居民的健康，造成工作效率降低，醫療支出增加。
所以，無論從宏觀經濟還是微觀經濟的角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勢在必行。而改革的措施，說白了就是把這些過剩產能的企業都強行關掉。正如十九大報告中所言，“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支持傳統產業優化升級”。
強制關掉這些高污染工業企業，只有好處沒有壞處。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精妙之處。
首先，市場需求不會因為減少供給者的數量而發生變化，只不過原有的需求會由更少的企業分攤。這些工業行業中，不同企業的技術水平不同，關停污染重的保留污染少的，不僅不會改變GDP總量，還會促進產業優化升級。
其次，河北人一直抱怨北京把自己不愿意要的污染產業轉移到河北，現在正好滿足河北人民訴求。實際上，受霧霾影響華北地區兩億人無論貧富都能獲益，因為空氣質量提高有利于居民健康狀況改善。并且，環境改善可以產生巨大的正外部性。河北是低端產業聚集地，這些行業的從業者以體力勞動為主，健康改善，勞動效率必然提高，收入增速也會加快。居民使用天然氣取暖增加的經濟負擔，很快就會被收入增加所彌補。
再次，關停高污染企業，可以騰出寶貴的工業建設用地、增加勞動力供給，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創造條件。
最關鍵的是，華北的霧霾已經嚴重影響了京津冀對人才和外資的吸引力。沒有人才和資金，就不可能發展高附加值產業。更何況，雄安新區所在的保定一帶一直是中國污染排名前三位的地區。怎么會有高端人才愿意生活在霧霾籠罩的地方呢？別忘了，十九大報告中還要求，“高起點、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
由此可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就是“騰籠換鳥，鳳凰涅槃”。在淘汰落后產能的過程中，實現產業向高附加值行業轉型，實現居民收入不斷增長，同時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最難的不是經濟上的統籌，而是堅定地從全局利益出發，與這些落后行業的既得利益者作斗爭。值得慶幸的是，中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有動力、有能力將治理霧霾的措施持續推進。從“閱兵藍”、“APEC藍”到天天藍，人民群眾的期待正在成為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