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快遞小哥到人工智能

元旦休息的這幾天,收到三件快遞。兩件是京東快遞送貨上門的,一件是其他快遞送到小區快遞柜的。
京東的快遞收貨流程如下,首先接到電話問是否在家,如果在家,大概在三分鐘左右就會聽到敲門聲,收貨;如果不在家,一般會下次再送。而另外的一件快遞卻是直接被快遞小哥投到小區快遞柜,我會收到一條短信提醒,在出門買東西回來的時候就可以掃碼取件。
讓我們從快遞小哥的角度來看下這個流程。對于京東快遞小哥,首先要熟悉小區每棟樓的位置,然后先按照每棟樓分好快遞,算出最優路徑,再根據不同快遞撥電話,上樓,敲門等待收件人開門收貨。如果收件人不在,或者在10分鐘后才能到家,情況會更加復雜。快遞柜的流程大概是,統一送貨到快遞柜,而不是每棟樓下,然后放件掃碼,自動發短信。顯然京東的效率要遠遠低于快遞柜。快遞行業在中國的發達程度已經令人發指。在美國和其他國家仍然還在解決如何將快遞時間降到兩天的時候,中國已經進入了掃碼取件的時代。
這里引入一個問題,技術的價值。工業革命解決的問題是用機器代替人做重復而簡單的生產制造,而無數的簡單流程組合成復雜的生產流程。互聯網的價值之一,用機器優化原有的社會運作方式。快遞柜代替了快遞員和收件人之間溝通的環節。
最近看了一點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負》,總是會不自覺地代入到哈耶克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論。人的知識是分散的,現在社會的精細化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過去的任何時代。進化的改變普遍趨向于最經濟地利用資源,因此進化是‘盲目地’遵循資源利用最大化的途徑。每個行業都會針對性地引入機器來改善原有的社會秩序。這里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歷史,就是1970年智利的“自由機器“的理論。所謂自由機器,是這樣一種社會-科技系統:它以網絡的形式運行,而非層級結構;其中作為行動基礎的是信息,而非權力;各個領域的專家知識和實時的信息反饋驅動決策,從而消除官僚體制存在的必要性。當然現在來看,這樣的機器也是無法制造的,因為它遠遠低估了社會分工和社會關系的復雜程度。社會知識的分散以及個人目標的分散化差異化,也導致這樣的機器不應該存在。
這幾年一直都有一個比較火的概念,就是人工智能,關于這方面的電影挺多的。其實這個概念可以延伸到很早。比較早的就是,圖靈在1950年的一篇論文《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里面提到一種模仿游戲。無論是圖靈,還是現在研究的擬人化的機器人,都是在研究計算機能不能想人一樣去思考。不過,我一直不太看好人工智能和這種擬人化。像星球大戰中的那種擬人化機器人,功能性可能在于一種精神追求或者科學挑戰,真正帶給社會的效益是很低的。互聯網和機器對現有的社會運作方式的優化,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只有降低了現有社會運行成本的技術,才是有可能真正普及化。其實這也是我比較喜歡google語音助手的原因之一,更偏向于功能化和工具化,而不是像siri那樣只會自以為是的賣萌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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