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這個教堂大約六七米高，至多容納百十個人的狹長空間，沒有任何裝飾，在展覽上是用紙板來模擬安藤標志性的清水混凝土，就是露在外面、沒有裝飾的水泥墻面；里面除了兩排椅子和擺在地面上的講臺，只有盡頭的墻面上開著十字架切口形狀的窗戶，陽光就是從這里照進來的，浮現在黑暗的盡頭，就像海上的燈塔一樣。
我是坐在這里，面對著這道窄窄的光線，才領悟了其中的一段詩篇：“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很多了不起的建筑師是善于用光來做游戲的，而安藤是用最簡潔的方式呈現了陽光的神圣和永恒，所以他被稱為是“混凝土詩人”。
安藤忠雄很可能是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建筑師之一，因為我在全國各地都能看到模仿他的作品，尤其是書店和藝術館。模仿和借鑒沒什么不好的，安藤也是現代建筑宗師柯布西耶的忠實門徒，在骨子里和柯布西耶是一脈相承的。一個主義、一個藝術派系，就是這樣通過師承和共識固定下來的。不過，也不能說誰用了混凝土掛板幕墻的工藝，那就叫安藤忠雄風格了，那是人家瓦匠師傅的手藝，我雖然不懂建筑設計，但是我有基本的感受力，建筑不能徒有其表，要通過建筑語言讓人獲得感受。安藤說：“我喜歡把光作為一種物質材料，但是我的媒介是真正的感知。我想讓你感覺到你的感覺，看到你自己見到的物件。”
安藤的經歷富有傳奇色彩，安藤是根本沒讀過建筑系、完全靠自學的。作家自學還算正常，大家反而更愛討論的是寫作這件事到底能不能教？自學的畫家和音樂家比較難說，可能漫畫和流行音樂是可以的。不過建筑設計不是一般的創作，它需要接受系統的學科訓練，還要有協調能力和深厚的修養，所以建筑師基本上都要在中年以后才能成熟。
然而安藤忠雄就是這么一個神人，他1941年生在日本大阪，14歲那年，因為家里翻蓋房子愛上了建筑，后來跑去做過一段時間的木匠學徒和卡車司機。因為家境原因，他沒上大學，自己用了8年時間來自學建筑。一半的時間是讀書，他足不出戶地從早上九點學習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在一年的時間里自學了建筑系的本科課程。另一半的時候是去旅行，安藤有一個信條是“必須到現場去”，人是因為生活環境不同，才創造出了截然不同的建筑，建筑師得走到實地去感受。他先是看遍了日本境內的建筑，在1964年日本人被允許海外自由行以后，他走遍了亞洲、歐洲、美國和非洲，看世界各地的建筑。他說：“意識到世界如此廣闊，邊界并不存在，這非常重要。”
在旅行的時候，他差不多是每天要步行15個小時，50公里，每看到一棟有啟發的建筑，就在路上用倒推的方式去思考“如果自己來建，應該是什么樣的過程”，直到看見下一棟好建筑。他這么拼命，是因為相信人腦儲存知識的能力只能維持到35歲，自己必須在那之前完成積累。
對了，他的旅費是從哪兒來的呢？安藤還當過職業拳擊手，具體戰績我不太清楚，不過存款還可以維持他的世界旅行。他一輩子做事也是“拳手的風格”，目標和戰略堅定，計劃隨著現實而變，用血戰到底的精神來實現，絕不離開充滿激情的戰場。
等到他完成了自己給自己規劃的修行，28歲在家鄉大阪成立建筑研究所的時候，問題就來了：你想，誰敢找他啊？請一個自學的建筑師給自己蓋樓，和請一個自學的外科醫生給自己開刀差不多，何況還是在最講論資排輩和文憑的日本社會。
他等了四年，才有機會完成自己的第一個住宅項目，那棟房子后來被他買回來，作為自己的工作室。你可以在展覽上看到工作室的模型和全體員工的合影，安藤自己的座位是在底層正對著大門的地方，誰都可以看到他的工作狀態，他一直是攻擊性很強的脾氣，從座位上站起來大喊一聲，聲音可以傳到每個人的耳朵里。
就算是手上沒有訂單了，他也得讓自己拼命工作，自稱是“連戰連敗”又連敗連戰的城市游擊隊。安藤早年的標志性作品，神戶六甲山的集合住宅建筑項目，就是這么打游擊打回來的。他發現六甲山的山坡上有一處舊廠房和宿舍很破舊，就自己悶頭搞了一個重建方案，拿去給業主看，把人家給搞迷糊了：誰說我要改建了，你又是干什么的？當然是談都不和他談。過了一段時間，這個地方地震了，急需災后重建，房主忽然想起他來，這個項目就是這么拿到手的。安藤的方案是在陡峭的60度斜坡上，建一堆方方正正的水泥盒子，設計和計算得很周密，但是施工的難度相當大，他就帶著自己的員工一起到工地上去幫忙。
安藤的戰斗風格是一種草根精神，他年輕的時候在日本四處旅行，對目睹到的社會現實和權力結構感到不滿，他心想，這個國家真的可以這樣下去嗎？
這是一種斗志，也是深思熟慮的美學理念。他對現代主義和消費時代進行了反思，認為自己曾經在世界各地目睹的多樣性地方文化正在消失，今天的新住宅，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功能性空間，只有單一的經濟價值，不適合人住，更不適合安放精神。
他的建筑，無論多么小，都是在和這種潮流對抗。他的建筑一直是用清水混凝土加上簡潔、純粹的幾何形狀，構成一個對外封閉的獨立空間，為身在其中的人設計更沉靜、更自我的體驗。
剛才說的那座光之教堂，是他為家鄉一個只有幾十個人的小教會設計的，預算非常低。他的理念是建造像空白畫布一樣徹底的“留白”，一個去掉一切裝飾的空白空間，和代表時間的墻對立起來，讓人置身于對靈魂和時空的審視。我們看那些著名的天主教堂，建筑風格和繪畫、雕塑、裝飾，是極其華麗、繁復的，讓我這個世俗的人看，這是歷史上的教會通過權力來獲取資源，用權威來加固信仰，這當然也是一種文化和藝術上的豐富；在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后，我們看到的新教教堂就變得式樣簡單了，里面只有一個十字架。這個景觀變得純粹了起來，被馬克思稱之為“從對權威的信仰，到恢復了信仰的權威”。當時間走到更追求個體自由的現代，安藤就把它變成了完全由光構成的十字架，這是相當敏銳的詮釋，當然會得到甲方的理解和贊賞。
安藤說：“建筑和大千世界相遇，會喚起彼此間的對話交流。這才是它訴諸人類靈魂的力量。”“如同所有人造物一樣，總有一天，建筑也會被風化摧毀。我想創造出永存于人類記憶深處的建筑，而不是物質或形式的存在。”
在1995年，安藤拿到了建筑界的諾貝爾獎——普利茲克獎，一躍成為世界級的建筑名家，他從此開始參與世界各地的重要項目，也包括中國的上海保利大劇院，浙江良渚文化藝術中心，廣東佛山和美術館，以及在建中的北京國子監酒店美術館。安藤今年已經滿80歲了，他曾經先后兩次罹患癌癥，做手術摘除了五個器官，但是他還在“不知老之將至”地工作，在戰斗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