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州南山枰
因為一部書，產生一門學問，在中國有過，那是《紅樓夢》，其學科叫紅學；因為一個人，產生一門學問，在中國有過，那是錢鐘書，其學科叫“錢學”；因為一篇文章，產生一門學問，在中國有過，那是《蘭亭集序》，其學科叫“蘭亭學”！
早在十五年前，華仁德、白謙慎在2000年時提出了“蘭亭學”概念；毛萬寶在2011年進一步認為“蘭亭學”包括永和九年蘭亭集會相關人物研究，《蘭亭集序》版本研究，由蘭亭衍生出的文化研究、蘭亭遺址研究等。在對《蘭亭集序》及其蘭亭詩的研究中，許多學者重點研究了《蘭亭集序》所蘊含的思想，如陳碧認為，《蘭亭集序》文中從山水之樂轉到死生之悲，透射出深層的憂患意識，反映了古代知識分子對精神自由的向往和對世道人生的態度；孫明君認為蘭亭雅集是一次當地士族文人的雅集，展示以“官二代”“富二代”“學二代”為主的門閥士族群體的生活狀態和審美情趣、哲學思考和政治憂患；劉躍進認為，蘭亭雅集名士在享受集會歡樂的同時也頗流露出人生的無奈之感。
今天，筆者不揣冒昧，也在前輩們研究的基礎之上，再來研讀此序。筆者感受到領悟此文之要領，只需要抓住一“樂”、一“悲”之情感線索，便能體會此文之妙處。正因為有此情感之對比，所以有文末“臨文嗟悼”“喻之于懷”的寫作沖動、編輯動力，最后才有此名流千古的序文之產生。
時光穿梭，讓我們的思緒回到那永和九年的上巳佳節，王羲之與諸賢在山陰蘭亭舉行的風雅集會，劉孝標《世說新語》中記載“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的注文中，引王羲之《臨河敘》：“……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余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由此注可知，當時蘭亭雅集一共有四十一人參加，其中有二十六人作詩，十五人因未能作詩而罰酒各三斗。
唐代何延之《蘭亭記》載：“（王羲之）與太原孫統承公、孫掉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縣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禮，揮毫制序，興樂而書。”根據唐
人的記載我們知道了當時參與此聚會的都是一時翹楚，各界名人，其陣容不亞于今日某些大型公司的年度盛會。而更為細致的記載存留在宋人施宿所修《會稽志》中。施宿《會稽志》記載：《天章寺碑》云：“王羲之、謝安、謝萬、孫掉、徐豐之、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袁嶠之、郗曇、王豐之、華茂、庚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曹華平、桓偉、王玄之、王蘊之、王換之各賦詩，合二十六人。謝瑰、卞迪、丘髦、王獻之、羊模、孔熾、劉密、虞谷、勞夷、后綿、華耆、謝藤、任儗、呂系、呂本、曹禮，詩不成，罰三觥，合十六人。”由此我們可以勾勒出蘭亭修禊的基本情況，總共有四十一人參加了這次聚會，有作為長輩的王羲之、謝安、孫統等，也有晚輩彬之、徽之、孫嗣等，和王羲之所述“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相吻合。在這41個人中，有26六人賦詩，根據現存資料得知具體到每個人的創作。有人作過統計，當天作詩二首者11人，一首者15人，共37首。由現存詩歌來看，參與雅集的人未必遵守一人二首的規制。而且以當時王羲之在蘭亭修禊之中的重要地位，被公推為《蘭亭集》作序。王氏則一氣呵成，寫下這篇序文。
此文前半截，以一“樂”字可以概括，寫此次宴會情景，可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美兼備。這里，我們結合文章本身，看看這“四美”分別是什么。所謂良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在當時，三月上巳這一民間習俗己經是一個非常隆重的節日了。當天,人們出行水邊,宴飲游樂,曲水流觴，弦歌吟詠，射獵垂釣等等，熱鬧非凡。西晉時期,有皇帝召集的華林園宴會，賦詩觀志；也有公卿庶民雜蹂的洛水拔棋,雅致清談。士人群體參與三月上巳的民俗活動,便漸漸賦予它清談的雅致和審美的享受。文士們在清苦的隱居之外又找到一處愜意的場所。流傳下來的相當多的詩文,如《三月三日詩》、《洛楔賦》,共同的主題都是逍遙娛情。
所謂美景，“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這是對當日自然景色高度概括的描繪。如果愿意翻開當日所寫的蘭亭詩，則能看到更具體的描繪，如：“回沼激中邊，疏竹間修桐”“肆眺崇阿，寓目高林”“森森連嶺，茫茫原疇”“仰視碧天際，俯瞰深水濱”“溫風起東谷，和氣振柔條。”“丹崖竦立，葩藻映林。”“氤氳柔風扇，熙怡和氣淳。”薄云、微風、凝泉、谷流、青蘿、修竹，在詩人筆下一一寫來，就同畫卷般徐徐展開。花草樹木的點綴平添了山水的活力，讓山山水水更為靈動，色彩也更為明媚。
賞心者，“暢敘幽情”是也。應該說這是一次高端人士的聚會。但是這次聚會沒有談論業務，也沒有談論政治。此種幽情，或許即當時流行之談玄論道。《世說新語·言語》記載西晉時“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樂廣)問王夷甫(王衍)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仆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王戎)說延陵、子房，亦超玄著。”可見當時名士所論，多涉名理，亦論文史。酒逢知己千杯少，貴在心靈的溝通，貴在有共同語言，乃至有共同的價值觀體系。當年，王羲之曾在山野“棲心絕谷，修黃老之術。”在山中“棲心”，這棲心，即是棲息其身心，培養其學識，形成價值觀體系，亦即此文“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的內容之所在。聯系到他在這次蘭亭聚會上的作品《?蘭亭詩》的內容:“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闃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我們也會發現，這份幽情，這份棲心之情懷，對于當時人來說，也就是從陶潛、謝靈運等人作品中屢見不鮮的“莫談國是”“勿議朝政”的政治避險作用，也有回避現實，尋求放松、尋求安適的精神追求在內。
所謂樂事，即此處極言之“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極視聽之娛”。當此之時，除暢敘幽情之外，將酒杯浮于水面，隨意流動，流到誰那里就需要賦詩一首。盡管有人文才稍遜，“不能賦詩，各罰酒三斗”。這正是所謂中國酒文化中重才藝的一種體現，在蘭亭集會之前的金谷詩會中，也有類似要求，如“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中國文人的酒，更多的是一種才情，思想，交流的中介，喝酒不是目的，如何憑才智，在酒席中少喝不喝才更顯高人一等，這也正是為什么時至今日在觥籌交錯之中，劃拳行令等文化大行其道的原因。雖然喝酒者個性有文野之分，才情有高下之分，但是都愿賭服輸，都認同這一規矩，基本上沒有人對此罰酒規則耍賴，民間所謂“輸拳贏酒”即此，“酒品看人品”的道理也在此。否則，不但不能愉快地喝酒，而且所有參與者友誼的小船很有可能因為未能履行這一規則說翻就翻呢！
以上種種，可謂對樂字的具體內容。先記實描寫山水,再逆著獲得逍遙達觀的心理過程,痛言死生,闡發“興感之由”,用意深刻。后兩段大言“哀”感,是代表此次聚會的全體作者的“興感之由”,但更是對詩中之“達”大力鋪墊張本,烘云托月,襯托詩作。愈是在《?序》中將死生之“哀”寫得痛入骨髓,就愈是顯出詩?中“達”的高超,表現出大家在自然山水中觀象味道,超然逍遙的“神形超越”之至樂。
“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自然是自在、自足無外求的,而人生需要外在的事物來滿足。自然是永恒的,人生卻如此短暫且欲望無止盡,而更多時候是“心想而事不成”,這樣“人生的矛盾”又是綿綿無盡的。人生苦短，性命無常。在魏晉時期，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由儒家為主導逐步轉移到儒道互補為主導的思想體系，同時，打著道家幌子的佛學思想逐漸浸淫中土，佛教義理逐漸蠶食著傳統的話語領域，并擴大其領地。越來越多的人走向佛教的心靈圣地，尋求安慰與超脫。當此蘭亭聚會之時，王羲之的這份“況修短隨化”的無奈感，“終期于盡”的寂滅感，也正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或許有相通之處吧！
根據當時史料記載，東晉時期，佛學屆的實力派大腕支道林，同時也是研究《莊子逍遙游》非常有水平的大神級人物。社會上到處是“為人不讀逍遙篇，談玄論道亦枉然”的氛圍。一心好“黃老之術”的王羲之自然對此不能忽略，接近支道林后，他拜讀了支道林對于《逍遙篇》的解釋，大為感動，“披襟解帶,流連不能已”(?(世說新語·文學》),從此，王羲之成為了支道林的鐵桿粉絲。這次蘭亭聚會，也請支道林作為特邀嘉賓出席。在這篇序文中,王羲之發揮了自己的偶像支道林對“逍遙”的最新研究心得。王羲之說“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正是支道林《逍遙論?》中“有欲當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序》中又道“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這正說明一時的“足于所足”并非“至足”,所以一旦“情隨事遷”,原先的“足”就不復存在了。王羲之的意思是說,一次集會?雖然并不能達到“逍遙游”的境界,但它仍然起到了當今治愈系散文的那種心靈雞湯的作用，能夠在一定限度內放松我們緊張的精神世界。
正是因為這樣一些原因，王羲之一再表白此次聚會在精神上的意義。正是有感于“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為了讓后代的讀者，在其他情境下，能通過共同的社會心理，反復感受“所以興懷，其致一也”的思想情趣，領略當日這份情懷，所以王羲之作為聚會的發起人、主持者，也作為這部文學作品集《蘭亭詩》的編輯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進行了客觀收集與完整整理。
當然，《蘭亭集序》因為作者身份的特殊性，此作不僅是文學佳作，還是書法瑰寶。在后代歷史承傳中，這篇序言在書法領域甚至被稱為“墨皇”，被唐太宗巧取豪奪，帶入地下；而后代更是對此作品的各種摹本流連忘返，甚至在新中國成立初，還掀起了一場大討論。當然，這是后話，待有時間再討論罷！
（此文即將刊于2016年《長壽文藝》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