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是趕上不時光的腳步了，一晃，來鄭州22年了。回首當初，百味雜陳，以點滴的記憶，祭叢生的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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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1月4日，純粹是一念之差，為了心中那個明滅不熄的文學夢，我這個戀家的男人也能拋妻別子，遠離豫南鄉下那個名叫潑陂河的古樸得有些銹跡的小鎮，孤身一人闖入省會鄭州。誰知，當我終于跨出家門北上鄭州，感覺是離文學更近了時，心中僅存的一點文學趣味卻又悄然離我而去。在異鄉的天空下，流浪者的行囊里裝不下更多的詩意與浪漫。
誰能證明我是誰
應聘的單位是朋友事先為我聯系好的。到鄭州的第二天一早，我便在朋友的引領下去拜見了美與時代雜志社的姚總，例行的問話之后，姚總說：“你現在就可以來上班了。”就之么簡短的一句話，昨天的鄉村教師一轉眼就變成今日的期刊編輯了，當時我還真有些受寵若驚。其實，當時我所受聘的那家雜志社很不景氣，三個月的實習期內，每月只有200多塊錢的薪水，每月除去100元的房租，我的生活費就只剩下100元人民的幣了。那些日子真的不堪回首，我這個不喜面食的南方人也只能強迫自己每頓以面條充饑了，每每經過那些飯館酒樓，飄逸而至的大米芳香，在我的感覺中，真正是照應了那句“叫人想家”的某酒廣告了。?
不久，妻的生日到了，我該給遠在鄉下的妻子送去一份怎樣的祝福呢？當時我兜里只剩下5元錢了，而離發工資還有三天時間，除了窮困與窘迫之外，我就只剩下對親人的無邊思念了。于是，我決定給妻掛個長途電話。為了讓“5元錢情話”的篇幅拉得更長些，我選擇夜晚九點以后去打半價長途。
那時，鄉下的家里還沒裝電話，便先將電話打到單位的值班室，客套一番后，才提出讓值班的同事去叫一下妻子，我先掛上電話，待妻子趕到值班室后我再打過去。一個回合下來，計費器上已經跳到一元五角了。
同事去叫妻子，一個來回約摸得二十分鐘，我坐在營業廳的冷板凳上心煩意亂地看表，二十分鐘比一個小時還要漫長。時間一到，我趕緊撥通電話，沒想到妻在電話那端氣喘吁吁地說：“我早跑到了，你怎么才打過來啊？”容不上我插話，妻在電話那端將滿腔關愛與思念滔滔泄來，我一邊聆聽，一邊緊盯著不停跳動的計費器，我不能讓那血紅的數字跳過我的承受極限。當數字快要跳到3時，我果斷地打斷了妻子的傾訴：“時間到了，我掛機了。”咔嚓一聲之后，我才發現我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精心策劃的一次通話，我竟然連一句“祝你生日快樂”也沒說出。
付完長話費，兜里還剩下一枚五角硬幣，我真后悔沒有說完這“五角祝福”。那幾天，不忍心用五角硬幣去換取兩個充饑的面包，我只是拿它在掌心摩挲，希望能摩挲出思念的光澤。
好在困頓的日子終于過去了，除了工資漸長之外，偶爾還會有一兩筆稿費。盡管那都是不值幾錢銀子的小文章，可也是嘔心瀝血的結果，不能賤視。接過匯款單之后，我便按要求認真填寫了姓名及身份證號碼。可是，到了郵局之后，卻讓服務小姐看出了破綻。
隔著高高的柜臺，我遞上我的匯款單及身份證，本來是埋頭工作不瞟顧客的服務小姐在反復地核查我的單證之后，抬起頭來滿臉疑惑地問：“你是美與時代雜志社的？”
我說：“是呀。”
她又問：“你這身份證的地址怎么與單位不符？”
原來，她從身份證上看出了我鄉巴佬的尾巴來了，難怪她不信任我了。
我只好紅著臉解釋說：“我的戶口在鄉下，可我現在雜志社上班。”服務小姐將信將疑地低下頭去，又仔細地驗查了一遍，突然，她眼睛一亮，一甩手將我的身份證和匯款單扔到柜臺上，一副冷冰冰的口吻說：“身份證上的姓名與匯款單上的姓名不符，不能領取！”
我一下子懵了，連忙分辨道：“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你看看你名字中間那個字吧。”服務小姐仍是一副冷冰冰的口吻，仿佛我真是個來此冒領他人50元小錢的毛賊似的。
但是，我仍按著小姐的指點查看了一下匯款單與身份證，這仔細一看還真看出了問題，原來，由于派出所民警的疏忽，我身份證上的“黃伯益”錯寫成“黃佰益”了，奇怪的是，這張我在鄉下使用了多年的身份證我竟然沒能發現它的毛病，真該感謝服務小姐的火眼金睛。
我請教小姐該怎么辦，她說：“回單位去開個證明來。”
我又問證明怎么開，小姐不耐煩地說：“證明一下黃伯益就是黃佰益就行了。”
此后，又有稿費來時，我又拿了身份證去蒙混過關，結果每次都會被火眼金睛的服務小姐堪破原形，非得讓我再回單位開證明不可。當初我并沒有明白她的確切意思，也不知道她是要我證明黃佰益就是黃伯益呢，還是證明黃伯益就是黃佰益，反正這兩種說法到她那里都能過關。大概她并不知道我到底是黃伯益還是黃佰益，時間一長弄得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是誰了。每次郵局取款，都有一種被人當眾戳瘡疤的羞愧。
后來，單位給我辦了個工作證，到郵局取款時我才有了點理直氣壯的感覺。
房東的故事
初來鄭州時，并沒有自己的立足之地，過了好幾年的租房生活。
有人說打工者的搬家就如跳槽一樣頻繁，其實，我們的頻繁搬家更多的是因為無奈。旅居鄭州三年不足，我已四易其居了。開始時，與三位朋友合租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民房。房東是對中年夫妻，待人也還算熱情，能碰上這樣的房東還真有點讓人暗自慶幸。就在我錯將他鄉當故鄉的溫暖時刻，一件意想不到的變故又讓我心涼如水。
1995年深秋的一天，雜志社有個采訪任務讓我去洛陽出差，前后才幾天時間，采訪一結束我就乘夜車趕回鄭州。當我興沖沖地爬上四樓我們的“家”時，結果發現“家門”外又新裝了一道防盜門。我雖有疑慮，但仍然伸手敲響了“家門”。不一會兒，從里面探出一張陌生的臉來，問：“干什么的？”
我說：“我回我自己的家啊！”
“你們已經搬走了。”陌生男子說道。
我急匆匆下樓去找房東。房東滿臉陪笑地說道：“你的那兩位朋友前幾天就已經幫你將東西搬走了。”
我突然明白了，這里不是我的家，有的只是已經搬走了的幾樣東西。
“你知道他們搬到什么地方了嗎？”我有些慌了。
“他們沒有告訴我。”房東一臉愛莫能助的神情。
走出那扇曾經熟悉的大門，我知道這一年多的緣分是徹底了結了。背著旅行袋在寒氣襲人的夜色長街上作毫無上目的的漫游，心中對朋友的怨恨也油然而生。他們怎么能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說搬就搬，將我孤單一人拋棄在這異鄉的街頭呢？當時，我們都沒有聯系電話，已經是深夜9點多了，我可怎么找到他們找到家啊？
找到街的一個電話亭，試著給朋友的辦公室打個電話，沒想到朋友還真在。我匆匆趕到朋友的單位，正要發作時，朋友卻站了起來：“老黃啊，這兩天我都沒敢離開辦公室，夜晚也呆在辦公室里，怕你回來找不到我們，你會起急啊！”朋友的一句讓我的淚一下子就流了下來。
接著，他又告訴了我這次搬家的真相：“你出差的當天下午，房東太太就來告訴我們，說是有一家公司看中了我們租的那套房子，這兩天就要搬進來，讓我們趕緊找地方搬走。我們說你出差了，能否緩幾天，等你回來后再搬。她說不行。后來我才聽說，那家公司每月比我們多出100元錢的房租，并且還是一年的房租一次性付清……”我啞然了。當時我就想，鄭州不僅不是一個文學味的城市，有時甚至連人情味也寡淡如水了。
后來，我們三個人擠進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冬春之季也算緊湊暖和。眼看著暑假將臨，遠在鄉下的老婆孩子們會趁著假期來鄭省親，三家人擠在一套兩住室里說啥也是水方便的。大家一合計決定重找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恰好此時房東太太上樓來告訴我們說下個月的房租要漲50元錢，我們便趁機告訴她下個月我們要搬家。
老太太一聽有些吃驚，說：“住得好好的怎么要搬走呢？是不是因為加了50元錢的房租的緣故啊？你們要繼續住的話，那50元錢可以不加了。”我們一再解釋不是因為房租的事，老太太愣是不信。
臨走時，老太太也算大度，并未與我們計較什么。可是，搬完最后一件家什后，老太太卻攔在門口，讓我們先將東西放下，上樓去將垃圾重新清理，將廁所重新洗刷干凈后再走。平時挺和善的老太太，真沒想到她會來這一手。
我們的第三家房東是對不大講究的夫妻，討要房租卻非常及時。月底還沒到，女房東只要一聽到我們上下樓的腳步聲，她就會拖著長腔在屋子里喊：“三樓的，該掏房錢兒了！”也不管你有沒有客人在側，她都不會給你一點面子。后來，我的那兩位朋友的家屬要赴鄭定居，我們這個特殊的三口之家只好宣告解體，各奔東西了。搬家里，女房東防賊似的盯著我們，臉拉得比她的聲調還長。
有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炎涼，我對房東已不再抱有幻想。此次搬家之后，我便夾了尾巴做人，尤其不敢忘了按時繳付房租。誰知住下不足半月，房東便來敲門了，我想這房租討得也太急切了點吧。便沒好聲氣地打開門，發現年輕俏麗的女主人一臉春風地站在門前：“村里發了一些招待票，我們用不完，給你送了幾張。這幾天影院正在放映《緝毒英雄》，有空了你可以和朋友一起去看看。”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動，真誠地道了一聲“謝謝”。
其實，我們要求的并不多，那怕只是一縷一閃即逝的陽光，也足以照亮靈魂深處的綠茵。
幸福沒有終點站
八十年代有個流行的新鮮名詞，叫“流動人口”。好像社會上的不安定以及種種不潔與犯罪都與之相關似的，因此它便成了各種管理者關注的重點與難點。在租房而住的那幾年里，各種不期而至的敲門查訪讓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牢記自己是一個外鄉人。但是，偶爾的返鄉之旅，朋友們又會把我們當成一個準城里人，這實在是一種令人尷尬的境地。
那段日子，對人生充滿了疑惑，等未來的等待充滿了失落。有時，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屬于哪類人。
那個周未，百無聊奈的我和朋友一起走進了電影院，影院里正在放映的是美國著名的電影導演斯蒂文·斯皮爾伯格執導的經典影片《幸福終點站》——
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來自東歐的維克多·納沃斯基（湯姆·漢克斯飾），當初為了完成父親收集爵士樂隊的簽名的遺愿才離開祖國，從飛機起飛到在肯尼迪機場落地的這一段時間，他的國家發生政變，維克多因此突然成為了沒有國籍的人，無法入境，也無從出境；縱然紐約和美國就在數米之遙的門外，他仍然只能等在候機大廳里，直到身份明確。
他只能一直呆在機場的休息室里，這一等就是9個月。
無奈之下，他只能留在機場睡在大廳的椅子上，在衛生間里洗澡，靠為路過的乘客服務生活。他現在擁有的只有自己不自由的身體，以及一個小皮箱，里面裝著換洗的衣服、一把剃須刀和已經作費的身份證明……
雖然不能離開機場，但維克多依然堅持天天向審批員要求通過，在有意無意中他成了一個大媒人并促成了一對美滿姻緣；他在待改建的67號登機口給自己造了一個家；憑借著自己干建筑的特長，他在機場里竟謀得一個不錯的崗位——裝修工人，19美元/小時，比機場的主管掙的還多，維克多的溫飽問題就這樣解決了；一次偶然的機會，維克多認識了美麗空姐艾米麗婭。艾米麗婭開始很同情維克多的遭遇，想辦法幫他克服一些生活上的小困難，慢慢的她愛上了這個細膩而憨厚的男人;在朋友們的幫助下，維克多終于實現了自己的承諾，湊齊了爵士樂隊的簽名……
最終，維克多所深愛的艾米麗婭幫助維克多拿到一張臨時簽證，維克多終于可以告別這一段流離生活了，故事似乎有了一個完美的結局。
但，當艾米麗婭邊退邊告訴他當初拿破侖送給約瑟芬的是一個金盒子，上面寫著是命運時，我突然就就明白了她的所指是什么，但對于命運的無奈也同時刺傷了我，仿佛我和維克多一起看著艾米麗婭的遠去，看著自己最深愛的女人躺在了另一個男人的懷里而無能為力。
當維克多走出機場，鏡頭中出現的不是繁華喧鬧的紐約，而是一個飄著雪花的、溫暖的紐約。維克多最后說：“我要回家！”聽到這句話，我的心中蕩漾著陣陣暖意和幸福……
這雖是一種近似夸張的演繹，但它確實透露出了一種獨特的人生信息。荒漠可以吞噬綠洲，只有人類的家園是不可背棄的永恒圣地；流浪者的天空有風有雨，但是，心靈的家園仍然是陽光普照。
走出電影院，我們一路沉默，誰也沒再說一句話。但，我的耳邊卻一遍遍響起影片中人們對維克多說的最多那句話：“你得等一下”。而我們的生活不是也充滿了等待嗎？對于等待——不要去無奈的等待，而是要有希望的，積極的，有目的的去等待！很多的幸福和機遇是要經過你不懈的等待才來到你的身邊的。有時候等待也是一種努力，更是一種希望。影片中維克多都有放棄和現在違規出去而不需等待的機會，但他選擇了等待，最后也等來了自己想要的東西——幸福。
電影只是生活中的的一部分，生活不會因為電影的結束而結束。幸福沒有終點站，人生只是一個流浪的過程。這個世界不是按照我們所希望的方式前進的，身處其中，只有為自己掙個好生活。在任何特定的環境中，人們還有一種最后的自由，就是選擇自己的生活態度。
等待是寂寞的，堅守是無奈的。況且，并不是每一個等待，都會很快就有結果；也不是每一個等待，都會有美麗的結局；即使每一個美好的結局，也不一定都有美麗的過程……在這充滿變數的人生中，或許在某一個瞬間都會迷茫，但，我們仍然不能放棄對未來的堅守與等待。
從此，每當有敲門聲夜半響起，我便會換了副心情從容面對。
因為，只有擁有了一份平靜祥和的好心情，才有可能尋找到一把開啟自己幸福之門的金鑰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