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整整五年了。當時正值寒冬降臨。

走的時候是個深夜，在他呆了大半輩子的學校。

人們都說，學校是他一輩子都呆不夠的地方。

16歲開始當民辦教師，當時村里人都叫他“教員”；60歲教員不當了，留在已經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的學校當門衛，人們還是跟他叫“老師”。

教過的學生有多少，他自己也不清楚。人們替他估算了一下，少說也不下3000的樣子，與孔夫子的弟子不相上下。

其中包括我們姐弟三人，我的侄子侄女三人。

我記事的時候，就知道村里學校里有個王老師。

學校坐落在村北口。由舊時候的土地廟改造而成，但是圍墻和大門是新的。墻外是一顆古槐，明永樂年間由山西洪洞縣移民至此的先祖親手栽種。

參天大樹下是學齡前兒童們常去玩耍的地方，是課間休息時學生們追逐嬉戲的場所，也是幾天才來一次的送信“電驢子”的必經之地。

每當聽聞遠處傳來“電驢子”的突突聲時，我們常常提前跑出村口去“迎接”。然后追在后面聞汽油燃燒的味道。

那是一種沁人心脾的味道。

那一次追到學校門口時，“電驢子”突然停了下來。

郵遞員大腿一支，喊道：“下課啦王教員？北京來的信！”

接過信的王老師邊說著“謝謝”邊露出難得一見的笑容。

他的嚴肅是出了名的，連我們小孩子都知道。

北京來的信！這在當時是件挺新鮮的事。連大人都急于知道是怎么回事。

果不其然，晚飯的時候，當村支書的爺爺就向全家發布了頭條消息：“王教員今天高興壞了。跟他最要好的同學出息了，當了北京衛戍區特務連連長！”

奶奶接了一句：“他自己還不是照舊當教員？”

一語成讖。直到走的那一刻，他還照舊當教員。

錢鐘書在《圍城》里寫的那句話不僅對婚姻，對剛入學的孩子也通用。特別是我。

沒上學時常常望著學校大門和圍墻，恨不得快快長大，早日背上書包走進學堂。可是進了學堂，神秘面紗一揭開，第二天我就死活不想去了。

爺爺奶奶好說歹說，費了半天口舌，最后還是爺爺背起我來，朝著學校方向走去。

臨近學校門口，我喊爺爺停下，從背上溜了下來，整了整衣服，極不情愿地進了大門。

走進學校，發現王老師在教室門口，正蹬在凳子上，加固煙囪下栓著的罐頭瓶。五年級的班長在下面給他打下手。

那時是冬季入學。冬季取暖使用的是王老師自己盤的爐子，煙囪出口處的下面掛個空瓶子，以防煤炭燃燒后產生的液體滴落人身上。

看到這一幕，我心里熱乎乎的。抵觸上學的情緒一下莫名其妙竟跑的無影無蹤。

我又喜歡上了學校，喜歡學校的一草一木。

學校院子不小，房子卻只有兩間半。兩間分別是一、五年級的教室和二、三、四年級的教室；中間那半間是王老師的辦公室兼臥室兼廚房。

王老師就是鄰村人，離學校二里地的距離。但是他很少回家，吃住在學校，人們自然也就把他當作同村人看待。

他弟兄四個。作為老大的他早早就擔負起了養家糊口的責任。

那時候放假也夠人性化。麥假、秋假，當老師的、當學生的都耽誤不了農忙時節一起參加哪怕是撿麥穗、剝玉米之類的勞作。

王老師精力充沛，年近三十又尚未婚配，除了放假，其它業余時間主要愛好就是串門。

到了家里，先是習慣性地拉家常。拉著拉著就自然而然拉到了學校，拉到了學生。

在學校不好好學習調皮搗蛋的孩子，最怕的事情就是王老師去他家串門。

王老師來我家串門的次數最多，一是我們姐弟三人都在學校表現出色；二是爺爺是村支書，王老師經常來嘮嘮學校的規劃之類的事情。

很多時候我對他們的談話并沒有什么興趣。但是有兩次我卻聽得入了迷。

一次是談到了學生的課余活動問題。他要在院內利用那顆大椿樹建半個籃球場，“讓學生們多活動活動，村里的年輕人也可以在學生放學以后和禮拜天一起去比比賽。”

爺爺表示贊同，但是經費問題不好解決。

王老師說，籃球場因陋就簡，而且經費問題已經差不多了。“這幾年我和孩子們在學校西側空地搭了兔子窩，課余時間割草喂兔子。賣兔子的錢除了日常教學用度以外還有富余，能買個籃球、籃球框。村里給找個木匠，我打下手，把樹冠處理一下，安裝牢固就行。”

“這事好辦。”爺爺欣然應允。

就這樣，我們學校的半個籃球場很快建成了。我們也增加了一門體育課。

我們年級上體育課那天，王老師把八名男生分成兩隊。為了區分開來，讓我們這隊脫掉上衣，赤膊上陣。

我為難了。因為我穿的褲子是姐姐穿不了后改造而成的，屬于右側開口的女式。盡管進行了必要的處理，穿著上衣看不出來，但是一旦赤膊就“露餡”了。

王老師瞬間就洞察到了我的難處。他隨機應變，“改判”對方赤膊上陣。

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場比賽。

還有一次來我家串門，王老師繞了好半天，終于還是提到了經費問題。

原來是看到學校房子老舊，擔心孩子們不安全，他想對兩間教室進行改建。

這可是一項大工程。爺爺深表贊同的同時嘬起了牙花：村里哪來那么多錢啊？

爺倆兒商量來商量去，用了三個晚上討論，加一次村干部會議的形式，通過了學校改造方案。

基本方案是：本著弄就弄好但是還得能省則省的原則，除了買磚的錢必須花之外，其它諸如脫坯、房檁、葦薄等等，村里出人出力出料，自力更生，盡快完成。

我們興高采烈地搬進新教室后僅僅幾個月時間，震驚世界的唐山大地震發生了。

僅離震中不足二百公里的我在睡夢之中被大人拽出被窩拽到院里的時候，還沒有醒盹，第一時間想到的竟是：多虧這是新教室……

天剛蒙蒙亮時傳來消息：村里多處房屋受損，富農子弟、單身漢石然險些被倒塌的房屋砸死。

大家一起議論這些事情的時候，都不約而同說起了安然無恙的新教室。

那年秋后的一個晚上，爺爺把幾個剛剛一起開完會的村干部叫來家里喝酒。等菜的功夫，王老師恰好又來串門。

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幾個人齊聲把教員叫到了炕桌上。

幾杯酒下肚，村會計扯到今年的開銷入不敷出這個話題上來。

王老師接過了話茬：“我知道今年的大頭兒花在了學校上。其實我三年前就有翻新教室的打算。但我想，不能白讓村里破費，于是我就打起了學校那塊‘自留地’的主意。我找了在鄰縣當公社書記的同學，讓他幫我弄了400顆優質棗樹苗。”

村會計舉起筷子打斷他的話：“樹苗運來的時候比筷子粗不到哪去。你種上后長的還真快，明后年就能掛果了。咱們這邊沒這個品種，準能賣個好價錢。”

王老師說：“我沒打算賣。我想開春時給村里種上，當年就能掛果，三年后進入高產期。往后村里每年就都有賣棗這份收成了。”

幾個村干部齊聲叫好。在點贊和酒精的作用下，教員的臉變得越來越紅……

那些棗樹苗活了360多顆，正好和當時全村的人口數相等。

人們都說：教員就是教員，這數字掐的……

現在每年國慶節回家的時候，我還能吃上王老師當年引進并親手栽培的甜中帶點酸勁兒的脆棗。

王老師栽培的何止是這幾百顆脆棗。他栽培的“桃李”遍布各行各業，有當地小有名氣的企業家，有大學教授，有正廳級干部，有當年對越自衛反擊戰中的一等功臣……

在這個寒冷的冬夜，向默默無聞不求回報卻為國家和社會做出無私奉獻的王老師致敬，向千千萬萬個他這樣“教員”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