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很多部劉震云的小說，幾乎每部小說都能讓我感覺充斥著一種中國式的孤獨感。《一地雞毛》中的小林、《手機》中的嚴守一、《我叫劉躍進》中的劉躍進、《我不是潘金蓮》中的李雪蓮……劉震云用精準洗練的語言，將中國小人物們深藏內心的孤獨感刻畫的入木三分，讓人拍案叫絕、引人共鳴。而其中《一句頂一萬句》堪稱其以孤獨為主題的巔峰之作。

劉震云撰寫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據說源于他的外祖母生前給他講的一個故事：她有個叔叔一輩子沒娶上老婆，跟家里的一頭牛成了好朋友，有一天這頭牛死了，叔叔三天沒說話，第四天離家出走，后來就再也不見叔叔的蹤影。這個故事讓劉震云很震驚，是什么原因讓一個這樣的普通人離開故土親人，要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因為一頭牛的死掉，自己熟悉的地方已經變得陌生，所以只能去一個更陌生的地方尋找一種新的生活。在劉震云看來，這就是精神上的“高級”流浪和漂泊，不是只有知識分子才有精神上的痛苦。懷著這樣的想法，劉震云用三年時間寫下了《一句頂一萬句》。

縱觀全書，言辭清新，簡約凝練，絲毫無贅余之感。全書描述的是主人公像苦行僧一樣懷著一顆濃濃的鄉愁尋找心靈歸宿的心境。書中有兩個主人公，上篇是楊百順，下篇是牛愛國。中間起串聯作用的是上篇中的巧玲，也就是下篇中的曹青娥，算起來是三代人，這三個人都是孤獨的。劉震云其實是想用長達三輩人的跨度去描述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自古以來都是孤獨的，不是到哪一代或那一輩才有。這種無言的孤獨累計祖祖輩輩子子孫孫。

小說中的延津，就是錢鐘書筆下的《圍城》，楊百順出延津、牛愛國入延津，都是尋找一個可以說上知心話的朋友，去尋找一種心靈的慰藉，尋找一種讓自己活得坦然、舒心的理由。楊百順以為出延津能找到他想要的東西，牛愛國以為入延津能找到他想要的東西，結果貌似都不太滿意，楊百順找到一個勉強能和自己對上脾氣的小孩——巧玲，然而最后卻丟了；牛愛國則在延津只打聽到羅長禮的傳說。

從楊百順到楊摩西，再到吳摩西最后到羅長禮。這是同一個人，對于他而言，名字只是一個符號，一個可有可無的符號。如果沒人理解他為什么喜歡聽一個叫羅長禮的人喊喪的話，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到晚年，當他回想起當時出延津的動機時，他想到了羅長禮，正是這個人，讓他踏上了出延津的路，同樣也是找尋的路。

一個人特別想找到另一個人，目的非常簡單，就是想告訴他一句知心話?！耙粋€人的孤獨不是孤獨，一個人找另一個人，一句話找另一句話，才是真正的孤獨”。小說還塑造了很多世間百姓，賣豆腐的、剃頭的、殺豬的、販驢的、染布的、開飯鋪的，還有提刀上路殺人的，每個人都在尋找一個可以說上知心話的朋友，一個人找另外一個知心朋友不容易，你可能跟這個人是好朋友，但是你們在一塊的話未必能說得上話，小說深刻的反映了一種中國式的孤獨和友情觀。

對于一個有信仰的人，當他感到孤獨無法言說時，可以向真主說，向上帝說，向太上老君說，向釋迦牟尼說……但對于一個沒有信仰或信仰不夠強大堅定的人來說，這種無法言說的孤獨是致命的，需要宣泄的。

有時，我們喜歡一個人，也許沒有什么原因，唯有和他在一起意氣相投，志趣相近，可以痛痛快快、直言無忌的說知心話。知心話絕對不是滔滔不絕的，所以書里的句子很短，句號很多，沒有形容詞，朋友在一起談知心話是不需要形容詞和比喻的，知心朋友在一起說的都是樸素的話，真實的話，和知心的話，彼此都不用過多顧慮。即使兩人都不想說話，呆在一起也絲毫不顯尷尬。

《論語》的第一句話就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一句頂一萬句》的孤獨就是對這句話的注解，楊百順他們總覺得這個世界上應該有那么一句話，應該有那么一個道理，他說不出來，他等著到茫茫人海中去找希望有個人能說出來，能夠找到，但是他卻找不到。他的孤獨是他手里沒攥著那么一個他自己絕對信的那么一句話。他想找那么一句話，這種不確定性，構成了一種更大的孤獨。

正像書中所說：“話，一旦成了人與人唯一溝通的東西，尋找和孤獨便伴隨一生。心靈的疲憊和生命的頹廢，以及無邊無際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隨形的產生了?！覀兺蝗话l現，中國人為什么活得這么累。”我們無法從別人語言中獲得掏心窩子的話，我們的種種思考也無法讓別人真正懂得。于是，人與人之間只能物理上很近但化學上無反應的活著。正像全書最后兩字“得找”，找到可以說得來的那個人。人生能得一知己足矣。我想這應該是小說的主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