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順治、康熙之際，福建武夷山區發明了發酵茶的制作技術。它是茶史上第三代制茶技術。它的發明為武夷茶開拓了國內、國外市場。在鴉片戰爭前武夷茶生產遍及閩、贛七個府州，總產量約達48萬擔。鴉片戰爭后，福建產茶最盛時年出口八、九十萬擔。
在武夷茶生產中已出現較成熟的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茶廠、茶莊。它是中國土生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壯大的一個例證。
福建武夷茶生產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后開始衰弱，其原因在于印錫茶葉的競爭、自身質量不穩定、國內稅收過重及茶市被外國資本操縱。
清代我國對外貿易中出現一個奇跡：茶葉出口迅速增長，暢銷歐美，成為我國出口的最大宗產品。因此，作為占中國茶葉出口量三分之二以上的武夷茶，一直引起學者們的濃厚興趣。但是，至今武夷茶生產中的許多間題還遠未搞清楚。筆者多方收集地方志、民間契約、官方刑檔、小說筆記、文集中散見的武夷茶材料，試圖對武夷茶的生產作一較詳細的考證，請茶史專家們不吝批評指正。
一、清代前期武夷茶制作技術的革新及意義
清代暢銷于海內外的武夷茶有許多種類，有綠茶、白茶、青茶、紅茶，其中，以青茶和紅茶為主。青茶和紅茶都是發酵茶，二者的區別在于發酵程度的不同，青茶是半發酵茶，紅茶是全發酵茶。眾所公認，武夷山是發酵茶的發源地。十八世紀初，王草堂所著《茶說》中記載了武夷茶的制作方法：“茶采后，以竹筐勻鋪，架于風日中，名日曬青。埃其青色漸收，然后再加炒焙，陽羨界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蘿、龍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純。獨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時，半青半紅，青乃炒色，紅乃焙色也。”毫無疑問，這是青茶的制作方法，這也是國內最早記載發酵茶制法的文獻。十八世紀，武夷山也出現了紅茶，劉堵的《片刻余閑集》寫道：“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廣信府等處所產之茶，黑色紅湯，土名江西烏，皆私售于星村各行，而行商則以之入于紫毫芽茶內售之，取之價廉而質重也。”這里的江西烏及紫毫芽茶看來都是紅茶。此外，從紅茶制作技術傳播路線來看，國內各大紅茶區的紅茶制作技術都來源于武夷山區。如浙江的“九曲紅梅”是太平天國時期福建移民培植的，安徽的“祈紅”焙制技術于光緒元年從福建引進。其具體過程已有專家考訂，這也說明武夷山是發酵茶制作技術的發源地。那么，武夷山區是何時發明了制作發酵茶的技術呢？這是中國農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但目前學者間存在著爭論，有的認為在清代初期，有的認為還可往前推至明代中期，我們認為可訂于清初順治與康熙之交。理由如下：
（1）明代武臾山制茶技術比較落后。如清初周亮工曾說：“前朝不貴閩茶，即貢者，亦只備宮中涴灌甌盞之需（周亮工：《閩小紀》卷上）”明代李嘩的《紫河桃軒雜綴》寫道：“金華與閩中武夷俱良材……而厄于焙手。”閩人謝肇制雖然竭力為武夷茶鼓吹，但他也承認閩茶制作技術較落后：“閩人急于售利，每斤不過百錢，安得費工如許？即價銷高，亦無市者矣。故近來建茶所以不振也。（謝肇淛：《五雜姐》卷十一物部三）”明代吳拭的《武夷雜記》一寫道：“蓋緣山中不曉制焙法，一味計多拘利之過也。”可見，明代武夷茶制作技術落后是眾口定評。因此，明代的武夷山不可能有成熟的發酵茶制作技術。
（2）從周亮工對武夷茶制作技術描寫來看。周亮工于清初順治年間任福建布政使，他是當時有名的學者和博物學家，曾多次往來于武夷山。他記武夷茶的制法：“武夷屴崱、紫帽、籠山皆產茶。僧拙于焙，既采則先蒸而后焙，故色多紫赤，只堪供宮中涴灌用耳！近有以松蘿法制之著，即試之，色香亦具足。經旬月，則紫赤如故，蓋制茶者，不過土著數僧耳！語三吳之法，轉轉相效，舊態畢露。此須如昔人論琵琶法，使數年不近，盡忘其故調，而后以三吳之法行之，或有當也。”
“閨酒數郡如一，茶亦類是。今年予得茶甚伙，學坡介義酒事，盡合為一，然與未合無異也。”
“崇安殷令招黃山僧以松蘿法制建茶，堪并駕。今年余分得數兩，甚珍重之，時有武夷松蘿之目。”(周亮工：《閩小紀》卷一）
從周亮工的描述中我們可歸納出武夷茶制法的一些特點：
其一，當時武夷茶制法是先蒸后焙，未經炒制階段。據陸羽《茶經》，唐代制作茶餅的辦法既是先蒸后焙，清初武夷山尚保留著唐代的制茶方法，技術比較落后。
其二，武夷山區所制的茶葉“色多紫赤”。眾所周知，色多紫赤是發酵茶的特點。烏龍茶是半發酵茶，七分綠、三分紅，所謂“綠葉紅鑲邊”是也，紅茶是全發酵茶，泡出的茶水紅色更濃。周亮工記敘武夷茶色多紫赤，這說明當時的武夷茶制作中很可能已有了發酵過程，至少，這項技術已在醞釀中。
其三，當時的武夷茶和省內其它茶葉炮制法沒有多大的區別。所謂“閩酒數郡如一，茶亦類是”，而在武夷茶制法革新后，福建其他地區都認為武夷茶制法遠勝于本地制法，和本地制法有很大區別。例如，乾隆《連江縣志》謂當地制茶人“亦有火焙膺為武夷者”。又有道光時梁章矩說：“武夷焙法實甲天下……多有販他處所產，學其焙法，以膺充者，即武夷山下人亦不能辯也。”④（梁章鉅：《歸田瑣記》卷七品茶）按這些說法，武夷茶制法和福建其他地區的制茶法不是沒有區別，而是有很大區別，甚至是天差地別，所以，其他地區紛紛學習武夷茶制法，以求善價。但據周亮工所記，順治時武夷茶制法和其他各地尚無差別，這說明當時的武夷茶制法尚未出現革新。
其四，武夷山茶區積極引進茶葉炒制法。炒制茶葉是明代松蘿茶區的一項發明，所以，人們常以松蘿法作為炒制法的代稱。炒制法是當時一項先進的制茶技術，武茶夷制作技術的定型和炒制法引進有關。王草堂《茶說》這樣寫道：“陽羨界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蘿、龍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純。獨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時，半青半紅。青者乃炒色，紅者乃焙色也。”火焙是武夷茶制作中原有的技術，加上引進的炒制技術，二者結合，便形成了新型的武夷茶。周亮工時，武夷茶區在積極引進炒制法，很可能孕育著新的突破。
（3）從方以智對茶葉制法的描述看，順治、康熙年間武夷山已出現了發醉茶。
方以智是明清之際著名的科學家和博物學家，所著《物理小識》是明清時代一部有名的科技著作。方以智在明亡后出家為僧，經常在武夷山留駐。這位博學的科學家不可能不注意到武夷茶區的制茶法。他的《物理小識》對茶葉的制作技術的描寫耐人尋味：
“制有三法，摘葉貴晴，候其發香，熱鍋搗青，使人旁扇。傾出，煩接再焙，至三而燥；一法沸湯微燖，晾干，綿紙籍而焙之；一法蒸葉哴干，再以火焙，……茶以葉之老嫩定蒸之遲速，皮梗碎，色帶赤其候也。”
我們且將第一種制法放之一邊，后二種制法明顯是武夷茶區的制茶法：第二種應是武夷山區白茶制作方法，至今白茶還是福建茶區有特色的產品，第三種制法則和周亮工所描述的武夷茶制法完全相似，并有共同的特點：“色多紫赤”、“色帶赤”，無疑它也是武夷茶區的制茶法之一。由此我們可以推論，第一種制法也是武夷茶區的制茶法，而這種制茶法很可能就是原始的青茶制作法。
下面我們試分析第一種制法的幾個步驟。
第一步“摘葉貴晴，候其發香”，所謂“摘葉貴晴”，即為了“摘葉晾干”，王草堂記載武夷巖茶的制法第一步，也是將茶葉架于風日中晾干。“候其發香”即將茶葉揉捻后堆積在一起，在酶的作用下，茶葉開始發酵，透出香味。這是發酵茶制作的關鍵技術。王草堂《茶說》：“茶采而攤，攤而墉，香氣發越即炒，過時不及，皆不可。”第二步，“熱鍋搗青，使人旁扇。”我疑熱鍋搗青即為炒青，由于一邊炒，一邊用手加以揉捻，所以被方以智說成是“搗青”。至于扇風，是為了加快炒制中的茶葉散熱，這是炒制高級茶葉常用的方法。第三步，“傾出，煩接再焙，至三而燥”，前面說過，烏龍茶制作特點是炒焙結合，先炒后焙，為保證質量，制作高級巖茶，常反復多次烘焙，方以智的描述正反映了這個特點。方以智《物理小識》發表于康熙三年，這說明在順治、康熙之交，武夷山有可能出現了較成熟的發酵茶制作方法。
（4）從阮旻錫的詩句看，康照時武克山已出現烏龍茶制作技術。阮旻錫是廈門人，明清之際他投身于鄭成功部下。康熙二年，即一六六三年，清軍攻破廈門島，阮旻錫到武夷山出家做和尚，他的《安溪茶歌》應寫于此后：“居人清明采嫩葉，為價甚賤供萬家。邇來武茶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歲來買，王錢不論憑官牙。溪茶遂仿巖茶樣，先炒后焙不爭差。”這里關鍵的是最后兩句，它說明當時的武夷茶已出現了炒制和烘焙結合的技術，而這正是武夷茶制作的關鍵，這說明康熙前期武夷茶制作技術已定型。
（5）從武夷茶性質來看。康熙十八年出版的鄭與橋《客途紀異》寫道：“北人遺新茶，閩人不飲新茶，恐火氣引疾也。新茶出貿時，賣新茶者必標曰陳茶，以陳價之倍于新耳。”我國傳統醫學將人的食物分為溫涼二型。綠茶屬于涼型，所以，過去的茶書都說過胃弱者慎飲綠茶，青茶和紅茶都屬于溫熱型的，從鄭與僑的記載來看，康熙時的武夷茶是溫熱型的，所以會有“火氣”，因此，它應屬于發酵茶類。
（6）從消費者的飲用風尚來看。清代武夷茶在國內的主要市場是閩粵二省，徐坷的《清稗類抄》功夫茶條寫道：“閩中盛行功夫茶，粵東亦有之，蓋閩之汀、漳、泉、粵之潮，凡四府也。”功夫茶即為一種喝茶方式，飲用的茶類是武夷茶。在國內，上述四府人最早推崇武夷茶，一直是武夷茶的主要消費地，其余地區飲用武夷茶之風都是從這些地區傳去的。那么，這四府之地是何時開始風行喝武夷茶的？我們知道，這四府之中和武夷茶關系最深的又數漳州府人。前述阮吳錫的詩有：“邇來武夷漳人制”，說明漳州人很可能是武夷茶的直接發明者。漳州人時興喝武夷茶是在康熙年間。出版于康照五十二年的《漳州府志·雜俗》寫道：“靈山寺，出北門十里，地宜條，俗貴之。近則移啥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則斗茶。”這也說明康熙時武夷茶制作技術成熟了，否則人們不會移嗜武夷茶。
總的來說，上述材料可證明：武夷茶區的青茶制作技術約發明于順治末、康熙初的二三十年內。青茶是半發酵茶，若全發酵便成了紅茶，青茶出現后，發明紅茶已不存在技術上的困難。所以，隨后的一些年間，紅茶便出現在文人的記載中。
發酵茶發明的歷史意義。其一，它是茶葉制作史上的第三代新技術。我國茶葉制造技術的發展大約可分為三代。第一代是唐宋時期的茶餅。它的制作技術和特點，古人曾有詳細的記敘。它的缺點是制作技術過于復雜，費工過多，價格昂貴，其次，制作過程中經常加入其伙原料，如宋代北苑臘茶的制造要加入桔、生姜、糖、鹽等酸、辣、甜、咸四味，加上茶葉原有苦味，稱為五味調和。在后人看來，這種制法失去了茶葉的真味。第二代茶是明代興起的散炒綠茶。它不再要求制成茶餅，也不摻入其他食品，保持茶葉的原味，所以，它比之唐宋時代的制法更為優越，至今為多數中國人所喜愛。它的缺點是茶葉中有股苦澀味，不易為不懂茶葉的人接受。第三代制法即是發酵茶的制作法。茶葉經發酵后，其中苦澀味被除去，香味更加濃烈，所以它更易于被人們所接受。現在世界上紅茶的消費量遠遠超過綠茶，其原因在此。
其二，武夷茶制作技術的革新，使武夷茶質量大大提高，成為國內第一流名茶。明末清初，當武夷茶制作技術未定型時，人們對武夷茶的質量褒貶不一，總的說是貶的多，稱贊的少。然而，當武夷茶制作技術穩定后，人們對武夷茶的評價日益高漲，無不認為它是國內第一流的茶葉。這里，我們引用一些文人的評價：如袁枚《隨園食單》：“嘗盡天下之茶，以武夷山頂所生沖開白色者為第一。”“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直乃不恭。”和武夷茶相比：“龍井雖清而味薄矣，陽羨雖佳而韻遜矣。”又如《滇南憶舊錄》引沈時可的話：“武夷茶中最佳者曰喬松本山，一年所得，不過斤許。饋人皆用銀瓶，止一二錢。茶之妙，可烹至六七次，一次則有一次之香。或蘭、或桂、或茉莉、或菊香，種種不同，真天下第一靈芽也。”
文人對武夷茶的推祟，使武夷茶打開了國內市場。清代，福建、廣東、江西三省皆以武夷茶為主要飲用茶葉，其他地區也喝武夷茶，這使武夷條在國內市場上的銷售量大增。
其三，發酵茶的發明為中國茶葉開拓了世界市場。綠茶帶有苦澀味，對慣于喝綠茶的中國人來說，它并不難喝，但對于從未接觸過茶葉的民族來說就不同了，明末來到中國的利瑪竇這樣評價茶葉：“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帶苦澀。”（《利瑪竇中國札記》第17頁）所以，靠綠茶是很難打開歐州市場的。東方茶葉進入西歐市場最早的是日本的蒸青綠茶，時間在1616年，運量不大，末能打開市場。中國茶葉第一批大量輸入歐州，是在1669年，（康熙八年），是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爪哇萬丹運走中國茶葉145磅。這種茶葉屬什么種類不詳。后來，英國人追蹤他們所喜愛的茶葉來到廈門口岸，由此看來，是武夷茶把他們吸引到廈門的。因為他們若是愛好綠茶，應當到寧波購買，廈門是福建省所屬的口岸，它所大量輸出的茶葉只能是武夷茶。從英國方面的材料看，十七到十九世紀，英國人對武夷茶的愛好是極為狂熱的。在這期間，英國人改變了自己的飲食習慣，早餐開始喝牛奶紅茶，由于武夷茶成了英國人生活甲的基本食品，所以，武夷茶外銷以幾何速度猛增，鴉片戰爭前已達三千三百多方磅。因此，我們說武夷茶的發明打開了中國茶葉的世界市場。
二、清代前期武夷茶生產的發展
武夷茶的生產發源于武夷山風景區的九曲澳畔。元朝曾在九曲溪的四曲設置御茶園，明代御茶園廢，明代后期武夷茶生產開始發展，明末徐渤的茶考寫道：“環九曲之內不下數百家，皆以種茶為業，歲所產數十萬斤。”清代，武夷茶進入世界市場，武夷茶生產開始迅猛發展。道光時建陽人徐經說：“其時建人以武夷所產出易于粵，亦甚寥寥，其后招集粵人聚子星村，幾通洋之市遂以武夷主之，而凡建屬之產盡冒武夷”。（徐經：《雅歌堂集》卷十“上制府議禁種茶書”）按其所說，道光時閩北武夷茶生產已擴展到整個建寧府。由于武夷茶生產迅速擴大，投入武夷茶區的資金也日益增多。據崇安縣志，雍正年間前赴武夷山收購茶葉和紙張等土產的商人，“攜資至者歲數十萬”（雍正《崇安縣志》卷一土產），到了嘉慶年間，又有了新發展，“客商攜貨至者不下數百萬。”（嘉慶《崇安縣志》卷一風俗）這說明鴉片戰爭前武夷茶的生產已是相當規模的商品生產。那么，武夷茶生產規模究竟有多大呢？我們試對武夷茶的產區，產量逐一進行考證。
武夷茶的產區。上述建陽人徐經說，凡建屬所產盡冒武夷，意思是說清代建寧府屬的崇安、建陽、甌寧、建安、政和、松溪、浦城七縣都成了武夷茶產區，這話是有根據的，但在道光以前，產茶主力縣僅為崇安、建陽、甌寧三縣。《東滾志略》：“茶固閩產，然只建陽、崇安數邑。”崇安是武夷山所在縣，茶業繁榮是不言而喻的，建陽茶業之盛不亞于祟安，“茶山裹延百十里，寮廠林立。”“今建陽所轄之山，惟近城官道旁種茶差少，余則彌望皆童然。”建陽之山，“惟茶居十之八九。”（道光《建陽縣志》卷二風俗）建陽茶業之盛，于此可見。建陽和崇安同居于崇陽溪畔，一水可通，因故建陽較早卷入到武夷茶生產的狂潮中去。道光時，這股狂潮又卷到崇陽溪下游的甌寧縣，當時建甌人蔣蘅論述甌寧的茶廠，“甌寧一邑，不下千廠，每廠大者百余人，小亦數十人，千廠則萬人。”（蔣薪《云寥山人文抄》卷三“禁開茶山議”）可見，威寧縣的茶業也很盛。崇安、建陽、甌寧三縣之外，其余各縣所產便比較少了。如浦城縣：“浦茶之佳者轉運至武夷加焙，味較勝，價亦頓增。”（梁章銀：《歸田瑣記》卷七品茶）又如政和縣，乾隆年間，政和縣令蔣周南的詩歌寫道：“小市盈筐販去多。列肆武夷山下賣，楚材晉用悵若何？”（鄭麗生：《閩廣記》卷二銀針）以上是建寧府內仿制武夷茶的縣，建寧府之外，也有許多縣仿制武夷茶。如連江縣，乾隆時有人“以火焙膺為武夷者。”（乾隆《連江縣志》卷四物產）延平府的沙縣清代產茶很多，當地縣志載：“茶，呂峰山、草澤鄉者良。”（道光《沙縣志》卷十六物產）地傳說，大名鼎鼎的烏龍茶樹種原產于該地，因茶樹上常盤有黑蛇，所以叫黑蛇茶，后被雅化為“烏龍茶”。從這則傳說看，沙縣很早就引進了青茶制造法，所以，1853年的施鴻保《閩雜記》才會有：“近來則尚沙縣所出一種烏龍，謂在名種之上。”否則，烏龍茶不會一下子冒出來。泉州府有二縣仿制烏龍茶。安溪縣最早，阮旻錫《安溪茶歌》“溪茶遂仿巖茶樣，先炒后焙不爭差。”道光時的《廈門志》謂：“安溪、惠安出北嶺茶甚盛。”當時有不少商人將安溪、惠安二縣所產茶葉運至廣州，以武夷茶之名出售。靠近建寧府的福建邵武府、江西廣信府都仿制武夷茶，劉埥《片刻余閑集》說：“外有本省邵武、江廣信等處所產之茶，黑色紅湯，土名江西烏，皆私售于星村各行。”星村在武夷山下，道光以前，它是武夷茶貿易中心。遠隔海峽的臺灣也在鴉片戰爭前引進了武夷茶，“嘉慶時，有柯朝者歸自福建，始以武夷之茶，植于滐魚坑，發育甚佳。……遂互相傳植。……其始銷本地，道光間運往福州。”（連橫：《臺灣通史》卷27農業志）
綜上所述，鴉片戰爭前、武夷茶的種植遍及七府州。它們是建寧府的崇安、建陽、甌寧、浦城、政和，延平府的沙縣，福州府的連江，一以及邵武府、廣信府、臺灣府。其中以建寧府的祟安、建陽、甌寧三縣所產最多。總之，僅就產地來看，在鴉片戰爭前，武夷茶生產規模已是相當大了。
鴉片戰爭后，發酵茶的制法便引進安徽、浙江等省，各省各地都打出自己的牌號，不再以武夷茶之名出口。但這時福建仍是中國外銷發酵茶的主要產地。1853年，福建省當局開始在產茶縣設置稅關，征收茶稅，從其稅關分布，可看出當時福建的主要產茶縣。引述如下：
“查明建寧府屬之建安、建陽、甌寧、浦城等四縣，邵武府屬之邵武縣，延平府屬之沙縣，產茶日盛……此外光澤、建寧、泰寧、松溪、政和、求安等六縣一律添設茶稅。”（《福建省例》稅課例“閩省產茶各縣給照征稅例冊）
從這條材料看，當時福建生產武夷茶的重點茶區在閩北三府：建寧府、延平府、邵武府，三府之外，象泉州府雖有產茶，只怕其數量不及閩北。三府之中，又以崇安、建安、建陽、甌寧、浦城、邵武、沙縣等七縣產茶最多，比之五口通商前，多了四縣。
到了十九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福津茶業極盛，據卞寶第的《閩嬌犧軒錄》，當時福建產茶的縣有：霞浦、福鼎、福安、寧德、安溪、大田、南平、沙縣、永安、建安、甌寧、建陽、崇安、浦城、政和、松溪、邵武、光澤、采寧、建寧等二十縣，遍及建寧府、邵武府、延平府、泉州府、福寧府、永春州等六府州地區。和上一階段相比，這階段最重要的是閩東紅茶區興起。1853年，太平天國戰爭波及閩北的建寧府、邵武府，茶商紛紛東移。有一些茶商來到閩東開辟茶園，不數年，閩東茶業躍居全省之冠，不僅產量超過閩北，而且在質量上也有創新，著名的“坦洋功夫”和“白琳功夫”，即在這時候闖下牌子。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后期，福建茶業開始走下坡路，福建茶區不斷擴張的歷史也就告一段落。
三、清代福建武夷茶產量考證
鴉片戰爭前，武夷茶的市場主要有三個。其一，廣州口岸對英美二國輸出；其二，恰克圖口岸對俄國輸出；第三，國內市場。
武夷茶進入國際市場的主要是紅茶類茶，廣州口岸輸往英美的紅茶品種產量見下表：
據陸廷燦《續茶經》、《閩產錄異》等書的記載，上表所列舉的紅茶種類中可確定功夫、安溪、小種、花香、揀焙、白毫、包種都是福建生產的武夷茶種類。這些茶加起來共計：33,452,00磅，折合三十萬市擔。占廣州出口貿易的三分之二。
對俄國的茶葉貿易在中俄邊境的恰克圖進行。有人記載恰克圖市場上的茶葉“分家茶及紅茶，據說二者主要都是白毫，略摻入其他少量茶葉”。白毫即武夷茶中的一種。又據其他書記載：“一八四三年一月，沙俄外交部在致財政大臣坎克林的一份公函中報及，北京東正教會提供了關于從福建省運送茶葉往恰克圖路線的情報。（《沙俄侵華史》第一卷第288~289頁）從沙俄關心茶葉產地到邊境的運輸線一事中，我們也可看出武夷茶是對俄國輸出的主要品種。清朝規定恰克圖出口量為“五百萬棒” （何秋濤《朔方備乘》卷29）。約合五百萬斤，亦即五萬擔。
清代國內武夷茶主要消費區為福建、江西、廣東三省，清道光十年至十九年，三省平均人口數字分別為1800萬、2448萬、2464萬，共計6712萬人。若三省每人每年消費0.5斤武夷茶，那么，國內市場的武夷茶消費量約為33.56萬擔。
總計三個市場消費量約為六十八萬擔。
同治、光緒初，是武夷茶的極盛階段，當時福州口岸年輸出武夷茶總在七十萬擔以上。1880年，福州茶市出口的茶葉達八十萬擔，創歷史最高紀錄。廈門口岸出口的茶葉較少，年輸出量約為六七萬擔。加上國內市場的消費量，當時武夷茶產量總在一百一二十萬擔以上。
作者：徐曉望?上海人，1954年生，中國經濟史博士。現任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博士生導師。
出版源《中國農史》,?1988(2):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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