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站在人類歷史的進程里,從跨越千年萬里的時空維度上去看世界文明的發展,我們會發現,推演歷史的“蝴蝶效應”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而歷史塑造現今的方式竟是如此幽默而巧妙。
當不可一世的匈奴單于冒頓致信侮辱大漢王朝,向寡居的皇后呂雉求婚時,他不會想到,自己逞口舌之快埋下的仇恨種子在短短六十年后,就給自己的民族引來了漢朝瘋狂的復仇火焰,并且由此帶來了影響世界文明走向的深刻變革。
當漢朝的大軍終于將匈奴打的無法在東方立足時,這些自豪的寫下“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英雄男兒們不會想到,自己的勝利卻給遠在西方的另一個強大帝國帶去了滅頂之災。戰敗的匈奴從此踏上西遷的征途,輾轉百年,像龍卷風一般席卷了沿線文明,逐漸恢復了元氣。
當終于來到歐洲的匈奴人跟著被自己打的不斷南逃的本地蠻族來到羅馬帝國邊境時,他們不會知道,自己的勇猛和殘暴點燃的這場戰爭給羅馬文明敲響的竟是永遠的喪鐘。匈奴王“上帝之鞭”阿提拉徹底打破了歐洲大陸上羅馬人好不容易與日耳曼人、法蘭克人等蠻族建立的平衡。于是羅馬人吃驚的發現,蠻族們不再如以前一樣滿足于入境搶劫然后撤走,他們要的是在羅馬境內安家立業,因為他們已經撤不回去。這給羅馬帝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當偉大的羅馬帝國為了擊退外敵、維系帝國而使軍隊不斷蠻族化時,他們也不會想到,由此帶來的是作為立國之基的羅馬公民精神的加速瓦解。不間斷的蠻族戰爭激化了國內的所有矛盾,使得帝國經濟瀕臨崩潰,也極大的加劇了羅馬帝國的空心化。為維持軍隊戰斗力和補充兵源,大批奴隸和異族被授予羅馬公民身份,使得這一身份的誘惑力迅速貶值。這也直接助推了羅馬公民精神的覆滅。至此,多年來偏居一隅的基督教終于等到了機會,如野火一般迅速在羅馬中下層社會蔓延開來。
當皇帝君士坦丁發現自己的士兵都是基督徒、因而只好確立基督教的國教地位來維系自己的統治時,他不會知道,自己的這一決定徹底宣告了偉大羅馬文明的終結,從此開放包容的立國精神在歐洲大陸上消失了近千年,而偉大的羅馬帝國則再也沒有建立起來。歐洲也由此成為了諸國林立的競爭之地,奠定了外向擴張的精神基礎。
當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先驅終于從教會的圖書館里重新發現古羅馬文明時,他們不會想到,由此點燃的文藝復興之火最終燒到了整個世界,徹底改變了世界文明的走向,奠定了當今世界的格局,并順便,幾乎毀滅了那個當初將匈奴人趕來西方而如今自身卻走向衰落的中華文明。
于是,歷史以其特有的幽默感完成了一場巨大的復仇游戲。
當然這只是從最主干的方向上推演出一個粗略的歷史進程;如果細分下去,會發現這樣的“蝴蝶效應”無處不再且更加有趣。我們甚至會禁不住贊嘆,歷史竟然就是這樣在偶然和必然的交織中演繹成如今我們所知道的獨一無二的樣子來。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時間之外,成就和毀滅一個文明的究竟是什么?
這可以從嘗試回答一個著名的歷史之問中尋求答案——為什么中華之后還有中華,而羅馬之后再無羅馬?
我認為,去除復雜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氣候變遷、人口遷移等諸多因素,最根本的應是兩大文明的精神內核的不同遭遇。
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是“天下”觀念,強調仁人志士要以天下為己任,為萬世開太平。這種天下觀念帶來的是華夏民族對大一統的心理歸屬感。自秦漢確立郡縣中國以來,歷代王朝雖然改的了姓氏,但改不了政體、國體。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凡有作為的君主無不以一統天下為目標,不能收復傳統中國的疆域,在國人心里始終就算不得一個完整的王朝。因而雖幾經劫難,但在大的方向上卻再也沒有走偏,終歸是文化血脈斷而不死、綿延至今。
這種穩定的延續,一方面使得中華文明在兩千年來大多數時間里都保持了在世界的優勢地位,在地緣上更是絕對優于周邊國家和民族,成為世界文明中獨一無二的奇跡;但另一方面,也帶來了自身的僵化和衰敗,明清以來主流知識階層逐漸固步自封,失去了和世界的聯系,導致近代中國面對西方的強勢入侵時的完敗,由此帶來的文明式微至今尚未能翻過身來。可以想象,清朝當時的知識分子主體,往回看千年中華文明只會覺得優勢明顯無須改進,自己眼里又只有閹割過的文化傳統,失去了危機感和進取精神,怎會不妄自尊大,怎會不一敗涂地。所以說中華文明是成于穩定而敗于過度穩定。
古羅馬文明的精神內核是賴以立國的公民精神,但它則沒有那么幸運。在帝國后期,由于不斷擴張和守衛防線的需要,羅馬中心人口的被不斷抽空,大量原本尚不具有公民素質的奴隸、以及外來人口被授予羅馬公民身份,這直接加速了其公民精神的渙散。這種渙散加上不停的戰亂,使得原本非主流的基督教自下而上迅速填補了羅馬人心中的空白,徹底替代了公民精神原有的地位。于是真正意義上的羅馬帝國再也沒能重新建立起來。直到文藝復興以后,才重新發現了其文明的價值,逐漸演變為如今的世界形式。
事實上,羅馬文明的空心化也是其自身缺陷造成的。羅馬人從一個小部落成長為大帝國,最值得肯定的就是其包容的精神。但帝國成型后,羅馬對于境內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依舊沒有很好的整合進來,只是派遣總督駐軍來實現控制和稅收,至于治理則仍由當地貴族進行,對埃及、以色列、北非等皆是如此,并沒有形成思想上的大一統,這對在古代治理巨大疆域的國家而言絕對是隱患。在羅馬文明強勢時當然沒問題,也成功的將高盧等地區完全同化進來。可在羅馬衰退時,缺點就體現了出來。受困于戰亂,新接納進來的奴隸和外族并沒有對公民身份的深刻認同,且得到的又過于容易,導致這一身份的迅速貶值,公民精神加速瓦解。于是當基督教迅速崛起時,羅馬文明的覆滅已成必然。所以說羅馬文明是成于包容而敗于過度包容。
因此,從毀滅文明的角度來說,比刀劍鐵血更可怕的,是其精神內核的瓦解。
這讓我聯想起如今的“國學熱”。之所以仿佛在一夜之間,國學又被從圖書館的灰塵里重新發現出來,其實質是,富裕起來的國人迫切想解決“我們是誰”的問題。試想看,我們如今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吃著牛排,講著英文,言必普世,文必歐美,可以喝著紅酒聊油畫,卻連中國的八大山人是幾個人都搞不清楚。可當我們以為自己真的可以融入西方文化了,卻發現人家依然把你放在圈子之外。的確,我們可以模仿的了西方的一切,但“遺憾”在于依然只會是黑發黃膚的中國人。于是大家猛然驚醒,又回過頭來從自己的文明里去尋找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我們應該到哪里去。這才點燃了熱鬧的國學熱。當然,我們也不能回到閉關鎖國的極端里,只是要在立足保全自身文明的基礎上,以開放包容的態度去接納外來文明的融合和促進,亦如我們在漢唐時所做的。這才是中華文明的應有的中庸之態。
無論如何,“國學熱”的興起是好事情,這是重新樹立中華文明自信的好時機,希望它確實能帶動起中華文明的再一次復興和進步。因為我相信,一個延續了五千年的民族應當也可以對這個充滿戾氣的世界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