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激蕩三十年》這本書時候，書架上方介紹“中國企業三十年”，直覺又是一本冷冰冰的企業管理類教條書籍，而我只是個關注淘寶、美食和明星八卦的普通姑娘。不想讀，因為我生已晚，對那段“激蕩”的歷史并沒有多少印象，也不愿關心。
一個月之前又看到這本書，繼而開始認真的讀起來，是源于我的一個書友，他說“你應該讀這本書，不冷血，好多故事?！边@句話吸引了我，我喜歡故事。
是真的，這樣一本冷峻、嚴肅的描述中國經濟三十年變革的書，讀起來真的很輕松。我很喜歡作者吳曉波的寫作方法，從小處著眼寫大事件，從小的轉折講述時代變遷。
書的開篇就用了聯想創始人柳傳的小故事：他“先到傳達室拎了一把熱水壺，跟老保安開了幾句玩笑”然后“從寫著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當日的《人民日報》”，看到報紙上有一篇養殖的文章“讓我激動不已”。作者通過這個有趣的小故事，引出了時代變遷的前奏。
聽說過牛根生、王石等人，他們都是了不起的大佬，在不同的行業過著他們頂尖的精英生活，我一直覺得，他們生來就是來領導這個行業的，他們本應該有著高瞻遠矚的目光，運籌帷幄的本領。
但是書里寫道：“在內蒙古，一個叫牛根生的青年遭遇父喪”，“生下來就被賣到了城里，據說僅值50元錢?！薄霸谀抢锼桓删褪?6年，然后便創辦了蒙牛集團”。
然后寫溫州13歲的南存輝，“因貧窮而不得不綴學”成了一個補鞋匠，20年后，他創辦的正泰集團成為中國最大的私營公司之一。
王石，在27歲時，還在建筑工地的簡易工棚里“枕著一本翻爛了的《大衛.科波菲爾》”，“之所以到深圳，是由于1977年我從蘭州鐵道學院畢業時，被分配到廣州鐵路局工程五段”“工資每月42元”
原來，就像我們發現偶像明星們也需要上廁所一樣，這些大人物原來也有各色的當初。
但就是我們覺得很有趣的這些“當初”，隨著中國經濟的復蘇而發生變化，“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更早的看清了這一點，這也許就是這些人的高明之處，也是那個時代的特殊性使然，在這些故事里，我看到一幅幅中國這塊肥沃的土地上，壓抑很久馬上要破土而出的力量。
上學的時候，因為喜歡的學長讀經濟系，我也試著去讀過一兩本經濟學書籍，都是用數字和公式講解一個時代，高深莫測的講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和世界經濟的發展，我真的看不下去！這些東西離我太遠，與我這種小老百姓沒有半毛錢關系。
而王石，柳傳志這樣的人，只是遠遠的在電視上，在勵志文學里激越的出現，與我生活相差甚遠。
而我卻喜歡這樣活生生的小故事，一個一個響當當的名字，一件件電視里的傳奇故事，都在這本書里得以呈現，很真實，也很平和。而我卻真的讀出了在遙遠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你初，中國在發生的變化。
這就是作者的高明之處，他把客套的，節制的文字寫出了故事性和趣味性，發掘事件和人物生活中的一個個小切片，和一件大事聯系起來，吸引了搞經濟的學者，也吸引了我這樣不關注嚴肅文學的人。
“寫作就是講故事”，人們都喜歡故事，街上圍觀車禍的，樓前討論吵架的，路邊水泄不通觀看打小三的，都是因了故事而來，或驚醒身邊人或者告誡自己，或引作談資津津樂道，人們對于故事的關注遠比經濟論壇上的數字要多。
但是在寫作過程中，我們卻忘了這一點，急于把我們的觀點，領悟羅列出來，急于證明“我是對的”。或者，啰啰嗦嗦的講自己的人生，全然不顧讀文章的人在自己的生活里煩燥，根本不想理你，那你的文章就是死的，只有故事，才能讓文章是活起來，讓讀者有興趣讀下去。
寫作，更應該注意趣味性，比如《激蕩三十年》里，寫李嘉誠“穿著一件緊身的藍色中山裝，不無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樣穿著中山裝的中央干部身邊，天安門廣場是那么的大”，我們眼里的李嘉誠，是“連續15年蟬聯華人首富寶座”的神人，而在吳曉波的筆下，他是站在一大堆干部中間那個局促的人，很有趣。
寫年廣久，“他不知從哪里偷學了一門手藝，炒出來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他們父親被街坊稱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做‘小傻子’，于是索性叫個‘傻子瓜子’得了”。每讀到這里，我都想笑，一個暢銷的休閑食品品牌，起名原來這么隨意。
想把文章寫的有故事感，有趣，不容易，你得有故事，要成為一個有趣的人。那就要在生活里處處留心，把這些故事積累起來，記到本子上，刻在腦子里，再寫到文章里，增加文章的顏值，和可讀性。
只有讓我們文字活起來，有故事有趣味，才能讓讀者在鋪天蓋地的可讀物中找到你，發現你的才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