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五我四這一配額，我想是十分妥當的。因為實質性經營推給了他，而且我喝威士忌喝過量他也默默忍耐，毫無怨言。再說他還要負擔體弱多病的妻和三歲的兒子和一輛水箱轉眼就出毛病的“大眾”。即使這樣也還是入不敷出，總有什么讓他部郁寡歡。

“我也要養一對雙胞胎女孩的喲2”一天我這樣說道。他當然不肯信，依舊他拿五份，我拿四份。

如此這般，我二十五六歲的季節就流逝過去。午后陽光一般溫陽平和的日子。

“大凡人寫的東西，”我們那三色印刷的宣傳冊上有這么一句光彩奪目富有益惑性的廣告詞，“不存在人所不能理解的。”

每到半年轉來一次的閑得發慌的時候，我們三人便站在澀谷站前散發這小冊子打發無聊。

也不知時間流過了多少，總之我在橫無際攝的沉默中行走不止。下班我返回宿舍，一面喝雙胞胎斟的美味咖啡，一面讀《純粹理性批判》，讀了一遍又一遍。

有時候，昨天的事恍若去年的，而去年的事恍若昨天的。嚴重的時候，居然覺得明年的事仿佛昨天的。在翻譯1971年9月號《埃斯加亞》刊載的肯涅斯·泰納寫的《波蘭斯基論》的時間里，腦袋一直在琢磨滾珠軸承。

好幾個月好幾年，我一個人持續坐在深水游泳他的底部。溫暖的水，柔和的水，以及沉默、沉默·．．．”

識別雙胞胎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看她們身上的運動衫。完全褪色的海軍藍運動衫上，胸口印有白色數字。一件印“208”，一件印“209”。“2”在右例乳16之上，“8”或“9”位于左側乳蜂的上端。“0”被孤單單夾在二者之間。

頭一天我就問這號碼意味什么。什么也不意味，她們說。

“像是機器的出廠編號。”

“具體說來?”一個問。

“就是說，和你們同樣的人有好幾對，就用No．208和No．209區分開來。”

“不至于吧。”209說。

“生來就一對。”208道；“再說這衫是領來的。”

“在哪兒?”我問。

“超級市場的開業慶典上，白送給先到的人的。”

“我是第209個顧客。”209說。

“我是第208個顧客。”208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