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隨遇而安》
“隨遇而安”，應該是一種人生境界。而且是一種帶有道家思想的超脫現實的精神境界。
“隨遇而安”，主要說的是“遇”和“安”。這種“遇”和“安”絕不是指人的上升期，人的上升期往往想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想的是建立事功。只有當仕途和人生遇到了坎坷，人們才想到隨和安。可見“遇”，并非一個人主觀上的積極爭取，而是客觀上隨之而來的遭遇。
于是我們常常安慰病人說：既來之，則安之。面對突如其來的疾病，不安又能怎樣呢？只有安下心來，才能更好的治療。
于是我們對遇難者的親人說：節哀順便。面對突發事件而失去的親人，不順便又能怎樣呢？往事不可追，只能順便。
但是，“隨遇而安”絕不是一種完全消極的人生態度。它始終包含著積極的成分在其中。
“隨遇而安”表面看上去像似一種對人生的“認命”，一種對命運的低頭，其實在那些不甘心命運擺佈的人的心里，這是一個絕佳的休養生息機會，他們隨時在等待著云開日出的那一天到來。
作家畢淑敏，年輕時曾在西藏當兵，在海拔4000一5000米的雪域高原，她經常頂著零下30多度的嚴寒與男兵一樣急行軍，一走就是40一50公里。實在忍受不了了，她真想一失足從山坡掉下去，但是青春用生命的活力把她拽了回來，是“隨遇而安”讓她挺了過來，讓她捕捉到更多的人生機遇……
作家史鐵生，18歲到陜北插隊。艱苦的生活環境讓他20歲就坐上了輪椅，看到別的年輕人活蹦亂跳，自已只能呆在家里，他曾幾次想到自殺，是“隨遇而安”把他留了下來，為我們寫下那么多帶有靈魂深度的好作品……
“隨遇而安”，更多的時候是一種處世的心態。
對曾經的權勢者而言，失勢的生活是一種“隨遇而安”；對曾經的財富擁有者而言，失財的生活是一種“隨遇而安”；對曾經的美人而言，遲暮的生活是一種“隨遇而安”；對曾經健康的人而言，與疾病共同生活是一種“隨遇而安”……
同樣的生活經歷，不同的人之間感受也不相同。
同樣是作家，同樣被打成右派，當記者問道這些年的艱苦生活是怎么過來時，丁玲說是“逆來順受”，汪曾祺說是“隨遇而安”。后者的心態顯然比前者積極許多，事實證明汪曾祺在他的“右派”生涯中的確找到了一種苦中取樂的隨和安，平安的度過了那段被改造的苦難生活。
作家梁曉聲也說：人在任何時候，都可能有兩種生活態度：積極的生活態度或消極的生活態度；過著兩種不同的生活：快樂的活著或沮喪的活著。
“隨遇而安”，看似消極，其實是一種面對困難的積極生活態度，它能讓我們雖遇到逆境，仍能快樂的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