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親愛的人們中間，比一個陌生人還要陌生。——卡夫卡
我叫格里高爾，是一名旅行推銷員。
我不喜歡我的工作，處在日復一日的旅途之中，又常受老板訓斥，但五年內我仍然兢兢業業、中規中矩，未曾請過一次假，因為賺錢養家是我的責任。我承擔著全家的生活開銷，需要還清父親破產所欠的債務，我還想送妹妹去音樂學院學小提琴，讓家人擁有甜蜜溫暖的生活，這些都是讓我在疲憊中堅持下去的動力。
然而我變成了一只甲蟲，龐大、恐怖又惡心。我有著密密麻麻的細小蟲腿，爬過的地方會留下褐色的粘液，我喜歡吃腐爛變質的食物，這種感覺羞恥又尷尬。
在這之后，我的父親成了銀行的職員，母親為未曾謀面的人縫制內衣，妹妹做了售貨員。在家人如此忙碌的生活中，我變成了無用的甲蟲，家里的累贅。他們聽不懂我的聲音，也不知道我是怎樣的還愛著他們，并且為這變故而深深地擔憂和自責著。當他們對我投來厭惡的眼神時，我能感覺到難過。
最后我聽見妹妹對父母說，“必須擺脫它。我們照料它，容忍它，已仁至義盡。誰也不會對我們有絲毫的指責。”我感到有些凄涼，我是這樣的可怖可厭，父親唾棄我，母親恐懼我，妹妹驅趕我。如果他們沒有我也能生活甚至能更好地生活，那么我也沒有什么好活著的理由了，成為一具干癟的尸體也許是我唯一的結局。
卡夫卡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動蕩不安、物質主義盛行的年代，他一生中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波希米亞（今捷克）的首都布拉格，而當時的布拉格正處在激烈的民族沖突與動蕩中，“社會主義、猶太主義、德國民族主義、玩世不恭的思想、人道主義、以及一切虛假的世界主義等各種信念都相互沖突”。
他的父親知識貧乏、為人偏執、專橫粗暴，對他的教育手段是“罵、威嚇、諷刺、獰笑”。卡夫卡在36歲時，曾戰戰兢兢地給父親寫了一封達幾十頁的長信，其中曾提到他欣賞一位猶太演員洛伊，而他的父親卻以不屑一顧的語氣和可怕的方式將那演員比做一只甲蟲，這或許與本文有些許關聯。
《變形記》寫了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變形，也可以稱之為異化。在卡夫卡的其他短篇小說中也多少能夠看到這種異化，如《審判》、《在流放地》、《饑餓藝術家》等，但《變形記》是其中最為明顯的。它同時包含了兩種異化，即形體異化和精神異化。
其“變形”的真正指向，是對人的生活態度、道德觀念、價值觀、存在主義的變化扭曲的透視。
從表面上看，變形的是從人變為甲蟲的格里高爾，然而，格里的精神世界，他的責任感，對家人的尊敬和愛，從始至終都未曾變過。反而是家庭的另外三個成員在整個過程中經歷著起伏的“思想變形”。
父親在看到格里高爾變成甲蟲不能賺錢養家之后，“握緊拳頭，一副惡狠狠的樣子，仿佛要把格里高爾打回房間去”。當格里卡在門框上的時候，父親“狠狠地推了他一下”，使他“一下跌進房間里，汩汩地流著血”。
作為格里高爾的親生父親，他沒有為兒子的遭遇心疼焦急，只是恨不得立馬將這個已經變成怪物的東西立刻清理出視線范圍。他是家里唯一一個在格里高爾變形后沒有進過他房間的人，并且在格里三次爬出房間的過程中都扮演著“驅趕者”的形象，極為冷血無情、野蠻自私。
母親是一個膽小懦弱的婦人。在初次見到甲蟲格里高爾時，她“霍地跳了起來，遠遠伸出雙臂，叉開十指，大喊：‘救命，天吶，救命’”。即便意識到甲蟲就是她“不幸的兒子”，打算看看他時，她仍然無法克制內心對“甲蟲”這一形象的恐懼，當再次面對“巨大的棕色斑點”時，她“便扯開輕微沙啞的嗓門喊道：‘啊，天吶！啊，天吶！’隨即好像完全絕望似的張開雙臂，一頭栽倒在長沙發上，不動彈了”。
雖然她依然愛著自己的兒子，勸阻父親對甲蟲的暴虐行為，并且潑水打掃房間，但這份愛最終也銷蝕不見，對于父親和妹妹對格里高爾作出的最終審判，她只能“疲憊不堪地幾乎闔上眼睛”。
葛蕾特是格里高爾的妹妹，她喜歡拉小提琴，夢想到音樂學院學習。葛雷特是整部小說中描寫筆墨最多的家庭成員，也對格里高爾態度轉變最大。從一開始的無微不至的照顧，到疏于理會，直至最后宣稱要從家里驅逐他。
對于葛雷特，除了溫情的逐漸消失，她對格里高爾自始至終的“寵物”態度也令人驚懼。她并沒有把甲蟲當作哥哥，而是當作寵物，壟斷了照顧它的權力，無論打掃房間還是飼喂食物，都由她一手操辦。
甲蟲格里高爾成了少女夢想的裝飾物。因此，當少女的熱情逝去，她也就無暇顧及這只寵物，每天早上臨走前用腳隨便踢點食物進去，晚上再用畚箕打掃，全然不顧吃了多少。
最后葛雷特對于格里高爾的決絕態度令人吃驚，她表現得比父親更為絕情，堅決要把格里高爾驅逐出家門。
甲蟲格里高爾在打斷妹妹葛雷特小提琴演奏的那個晚上永遠地死去，他再也不能動彈了。自成為一只甲蟲以來，它在這所逼仄的房間里的身體狀況便是每況愈下的，正如這個家庭不斷消散的溫情。
然而家人在得知甲蟲死后，首先涌上他們心頭的不是哀傷，而是如釋重負。父親薩姆沙說，“讓我們感謝上帝吧！”母親竟“帶著憂傷的笑容”。“臥室的門打開了。薩姆沙穿著制服走出來，一只手攙著太太，另一只手挽著女兒。”
他們急急忙忙地向雇主單位寫請假條，要出去好好地散步消遣一天，甲蟲格里高爾對他們而言僅僅是個累贅。
回顧家人在格里高爾“變形”后的所作所為，難免唏噓。家庭是生活休憩的港灣，是溫情的火種，但在《變形記》中只剩下一片死灰覆蓋著甲蟲僵硬的尸體。
可以說，《變形記》以一種十分抽象的方式表達了部分人精神上的困境，這種困境不是生活艱難的困境，而是一種“異化”的困境。人們難以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一直在追尋一樣東西使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
天馬行空的想象映射了慘白的現實，即人的“非人的”思想變形。當人的“個體性”被忽視時只余下“公共性”時，命運的毀滅便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格里高爾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中的一切思想和行為，都不是從一個有獨立意志的個體的人出發的，而是以供養家人、還清債務為目的的。他所做的一切、所忍受的一切都是為了家人的幸福，他無時無刻不在顧及著家人的感受，乃至最后的死也是受到家里人的“鼓勵”。
因此當他“變形”后，便成為家庭的負累，成為被嫌棄的對象。家人從漠不關心，到惡言相向，再到拳打腳踢，甚至格里在死后也只被老女仆當作垃圾清理掉。他真的只是“它”，他從來也只是被當作賺錢養家的工具的“它”。
《變形記》這本書看似荒謬，實則極度寫實，給讀者留下深深的無奈、絕望和無力感。
卡夫卡以自己獨特的藝術筆調，用象征、細節描寫等手法對“人變成甲蟲事件”進行藝術再造，使作品呈現出荒誕、不可思議的基調。其鮮明地展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現代人的共同命運，即無法擺脫蒙受異化之苦的喪失自我的悲哀與尋找自我的徒勞掙扎。
主人公的異化又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普遍現象，這是《變形記》所包含的深層寓意。
當格里高爾從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那一刻，他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人生進入巨大的轉折之中吧。
他仍想著自己的工作，想著是否會被解雇，變成甲蟲的他，仍在努力“必須起床”，“因為火車五點鐘開”。變成甲蟲的他，仍在記掛著要努力工作，要存足了錢，好在圣誕夜那晚宣布一個大好消息，供妹妹上音樂學院。這也是他親愛的妹妹夢寐以求的愿望。
可是，任憑他的美好愿望在繼續，任憑他的無數小足不停地撲騰，他只能被困在他的那一間臥室里了，直至他生命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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