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出生于一個沒落的舊貴族家庭。他們都具有深遠的家世感，從而從遺傳密碼和貴族生活方式中攝取了大量關于中國士大夫文化的隱蔽信息。同時‘破落’又是他降入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領略到了民間情感的深廣天地。”（摘自《金庸傳》）

民國的老師是一種神奇的存在，他們往往有真才實學，情緒飽滿。

“歷史老師講到鴉片戰爭，朝廷如何糊涂無能，無數兵將英勇抗戰，但最終因槍炮軍艦不及英國而慘遭殺害，突然情緒激動，掩面痛苦。”

“查良鏞的班主任、國文老師王芷簃，北大畢業生，學識淵博，品格崇高。”

“數學老師章克標，圓周率一直推算到小數點后上百位，整整寫滿一張紙”

在那個戰亂的年代，能念書的幾多不易，他們也真的很刻苦的學，所以大師者眾。

1940年，查良鏞17歲，在壁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愛麗絲漫游記》，卻差一點被開除。聯高學生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眼鏡蛇”映射訓育主任沈乃昌，“令人討厭，不近情理”“有些男同學和女同學經常來往，也不是談戀愛，不過是親密一點，就給開除。還有同學在休息時下下圍棋，訓育主任也不許，還把圍棋沒收。”

這話說的真刺激，誰年輕時沒遇到幾個奇葩老師。知識分子就是不一樣，積郁胸中，就要不吐不快。

年輕的查良鏞中二，熱血，很有戰斗熱情，蓬勃的少年朝氣。王國維的“一事能狂便少年”，他深以為是。李清照的“”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他認為這句子是故意顯示自己底柔弱，而目的在引起別人的同情。”我是對現代一切吟風弄月，缺乏戰斗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議，我控訴那種自我憐惜的心理。“

1940年，鼠疫感染了查良鏞的同學毛良凱，作為班長，他雖然害怕但義不容辭地把毛君抬到衢江中的一艘小船上。整個抗戰時期，他自覺有點勇敢的事就只這么一件。

查良鏞心目中的友誼十分神圣。一個高中剛畢業的少年，在戰火紛飛、前途茫茫的時刻，一氣呵成寫下他對友誼的認識，寫下對人類最純潔友誼的向往與追求。

”千人中之一人“的友誼真是人類所能得到最大幸福，你假如能得到，你真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個人...友誼中只有喜樂而沒有如戀愛中所感受到的痛苦；友誼不至如戀愛那樣在感情中完全拋棄靈智的調和；友誼不像戀愛那樣達到最高峰之后就要改變其素質。”

高中畢業后，查良鏞踏上西去求學之路，從浙江到重慶，數千里漫漫長途，一路顛顛簸簸，形同流浪。他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只讀了一年兩個月，1944年11月又一次失血。離開校園，輾轉中央圖書館，又去湘西農場。

查良鏞說：“我的小說中，最好的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人也是湖南人。”

金庸武俠小說世界奇偉瑰麗，場面壯大，和他年少時東奔西走不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