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大地上閃亮著的俄羅斯的偉大靈魂，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曾經是照耀我們青年時代最純潔的光芒。在19世紀末那陰霾濃重的時光里，他是那撫慰人的星辰，他的目光吸引著、安撫著我們青少年的心靈。在法國，眾多的人認為托爾斯泰不止是個受人愛戴的藝術家，而且還是一位朋友，一位最好的朋友。每個人愛他的原因各不相同:因為個人在其中找回了自我；而對于大家來說，那是一種人生的啟迪，一扇向廣袤宇宙敞開著的門。

當我們看托爾斯泰的作品時，由于他那熾熱的生命，由于他那年輕的心，他是我們的；由于他那嘲諷式的幻滅，由于他那冷峻的洞察力，由于他對死亡的恐懼，他是我們的；由于他對博愛的夢想以及人與人之間和平相處的夢想，他是我們的；由于他對文明謊言的深惡痛絕，他是我們的；由于他的現實主義及他的神秘主義，他是我們的；由于他的大自然的氣息，由于他對無形之力的感受，由于他對無限的向往，他是我們的。這些作品，是我們的強與弱、希望與恐懼的明鏡。

所有卑微的心靈的期待和愛在孩提時的托爾斯泰的精神上播下了信仰的種子，在《童年時代》里并未提到這些幫助其心靈成長的卑微的人們。但是，在另一方面，這顆童心卻通過那本書顯露出來，“這顆純潔的、仁慈的心，宛如一道明亮的光華，永遠能從別人身上發現他們最優秀的品質”，這種極其溫柔的心啊！當他幸福時，他想到的只是那個他知道其不幸的唯一的人，他為之哭泣，他愿為之獻出愛心。他很高興去愛，即使不被人愛也無妨。人們已經窺見他未來天才的萌芽:使他為自己的身世而哭泣的想象；他那永遠試圖想象人們在想些什么的頭腦；他早熟的觀察和記憶能力；他敏銳的目光，能在自己沮喪時，看透別人的面容，知曉別人是真傷心還是假悲戚。他說，他五歲時就第一次感受到“人生并非一種享樂，而是一種出那種的勞作”。

他在喀山求學，成績平平。他經歷了他所說的“青少年荒漠時期”。關于這一時期，在《少年時代》的敘述中，充滿著內心的懺悔。他很孤單，他的頭腦處于一種持續不斷的狂熱狀態中。在一年的時間里，他又為自己找到并試驗著種種學說。后來，他相信了輪回之說。他終于落入一種狂亂的虛無主義之中:他覺得如果自己較快地轉變，就可能面對虛無。他解剖自己，自我剖析......在這當中，他喪失了所有的信念，十六歲時，他便不在祈禱，不在去教堂。但信仰并未消亡，它只是潛伏著。有時候，他滿腦子的仁慈幻夢。但是，在少年人的熱情、強烈的情感和巨大的自尊心驅使之下，這種追求完美的信念轉向了，喪失了無私的特點，變得實用化和物質化了。他因小的時候長相丑陋，引發了了幾次絕望的危機，他便自稱要實現當個“體面人”的理想。這種理想，因為要做得和其他的“體面人”一樣，而把他引向賭博，瘋狂地借債，徹底地放蕩。一年東西永遠地拯救了他:絕對的真誠。在他最放蕩的時候，他也總是用一種無情的敏銳判斷自己。“我完全像個畜牲似的活著”他在《日記》中寫到，“我是完全墮落了。”而且，他還用他那分析怪癖，詳細地記下了自己錯誤的根由:1.猶豫不決或缺乏魅力，2.自欺欺人，3.操之過急，4.知恥而不改，5.脾氣壞，6.惶恐，7.心猿意馬，8.不動腦子。這同樣的獨立判斷，在他上大學時，就已經用于對社會習俗和知識迷信的批判上去了。在這一時期，他發現了盧梭。看到了他的《懺悔錄》，他為之傾倒。他最初的幾篇哲學文章就是對盧梭的評論（1846年至1847年）。

因厭倦了大學和“體面人”，他回到家鄉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住在鄉間。他又同百姓們接觸了，自稱前來幫助他們，要成為他們的恩人和教育者。他這一時期的經歷在他最初的幾部作品中的一部《一位紳士的早晨》（1852年）中已有敘述。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整個托爾斯泰已經存在于這第一部短篇小說的主人公中了:他目光敏銳，想象持續不斷。他以一種無瑕疵的現實主義在觀察人們；但當他一閉上眼睛，他又進入夢幻之中，進入對人類的愛之中。1851年，因他對百姓們同對精英們一樣厭倦，此外，債主們的追逼，他逃往高加索，躲入軍隊里，藏在當軍官的哥哥尼古拉身邊。肉體未被擊敗，情欲和上帝間的斗爭在心中秘密地繼續下去。托爾斯泰在《日記》中記下了吞食他的那三大惡魔:“一、毒癮:可能戰勝之。 二、肉欲:完全能戰勝之。 三、虛榮:其中最難戰勝之惡魔。”在他幻想著為他人而生活，外他人而獻身的時刻，肉欲或輕浮的念頭纏繞著他。1852年是大地回春的感恩圣歌，托爾斯泰的天才綻放了最初的幾朵鮮花:《童年時代》《一位紳士的早餐》《入侵》《少年時代》。他感激使他充滿靈感的上帝。托爾斯泰指出了另外兩位對他影響較大的作家:斯特恩和特普費爾。他說道:“我那時深受他們的啟迪”。因而托爾斯泰在其初期顯現出來的就是眾人熟悉的一個面孔。但他的個性特征很快便得以確定，顯示出一種更新穎的心理，一種對于大自然極其強烈的情感，以及一顆狄更斯和特普費爾深感憂慮的被折磨的心靈。在青春的這一時刻，托爾斯泰生活在人生的力和愛的狂熱之中。他擁抱大自然，與之融為一體。在大自然中，他傾瀉，他麻痹，他激越他的憂愁、他的歡樂和他的愛情。但這種浪漫的陶醉從未損害他目光的敏銳。

1853年11月，對土耳其的戰爭爆發了。隨后托爾斯泰被征召到克里米亞軍團，他胸中燃燒著激情和愛國心。為了避開周圍的景象，他又開始寫作，在隆隆的炮聲中，他創作了《青年時代》，人們贊賞他對一個年輕人腦子里的模糊夢幻與思想的冷靜進行的深刻探索。該作是一種罕見的心靈袒露。一年中，托爾斯泰在這個地獄之中觸摸到了激情、虛榮和人類痛苦的最深處。當他從這地獄走出來時，他于1855年11月，又回到了彼得堡的文人們之間，對他們有著一種厭惡與輕蔑的感覺。他覺得他們身上的一切都是猥瑣的、虛假的。時間使得托爾斯泰同他的文人圈子更加疏遠。他無法原諒這些藝術家的口是心非，一面過著墮落的生活，一面又在宣揚所謂的道德。1857年1月到7月去國外的一趟旅行，回到亞斯納亞，他又關注起農民來。他所啟發的并不是民眾而是每個人的個人覺悟，是每個民眾兒童的覺悟，因為這才是光明之所在。他創辦學校，研究各種不用教育體系。像一位革命保守者（托爾斯泰一直是的）的這些自由理論，托爾斯泰在亞斯亞納努力地把它們付諸實踐，他不像是他學生們的老師，而更像是他們的同學。與此同時，他還努力地在農業種植中引入一種更加人性化的精神。但他繼續受到種種敵對的情欲的支配。他永遠喜愛社交，隔三岔五，享樂又占據著他，或者是好活動的興趣又襲上心頭。《記數人日記》似乎反映出托爾斯泰對自己的那份厭惡之情。死，在這個時期開始纏繞著托爾斯泰的靈魂。

一年之后，他親愛的哥哥病逝，使他悲痛欲絕，竟致“動搖了他在善與一切方面的信念”，并使他唾棄藝術。在這一過渡時期，天才的托爾斯泰在摸索著，在懷疑自己。同時他創作出了他此前從未創作過的最精粹的作品《夫婦間的幸福》（1859年）。此乃愛情之奇跡。1865年，托爾斯泰和別爾斯家的二女兒索菲亞喜結連理。起先，他懷著像在一切事情上所付諸的那種激情一樣享受著家庭生活。托爾斯泰伯爵夫人對他藝術的個人影響是很珍貴的。她很有文學才華，如她所說，她是“一個真正的作家夫人”因為她把丈夫的事業掛在心上。多虧了這段姻緣的恩惠，托爾斯泰在十年或者十五年中品嘗到了一種他久違了的和平與安全。于是愛，在愛情的呵護下，他得以悠然閑適地去幻想并實現其思想的杰作，那是凌駕于19世紀全部小說之上的鴻篇巨制:《戰爭與和平》（1864—1869年）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年）。自從他看到他的兄弟死去之后，他便對自己的愚昧無知深感恐懼。他的婚姻曾在一段時間里把他的焦慮壓住了，但是，自從他的第一個孩子出世之后，焦慮又開始出現了。他交替地在祈禱和否定。他徒勞無益地閱讀哲學家們的著作。在狂亂時，他竟然擔心自己會自殺。體力勞動使他感到輕松些:勞動中沒有懷疑，一切都是明晰的。他的得救來自民眾。他開始想著那億萬的生靈，他們生活在那些自殺的、渾渾噩噩的，或是像他一樣的茍延殘喘地活著的學者、富人和無所事事的人的狹小圈子之外。他在想，這億萬生靈為什么擺脫了那種絕望，為什么沒有自殺。于是，他發覺他們不是通過求助于理智而是通過信仰而生活著。信仰不是一門學問，信仰是一種行動，它只有實踐了才有意義。托爾斯泰沒。到了富有的、思想正統的人認識信仰只是一種“享樂人生的慰籍”，這令他反感，他毅然決然地投身與普通人中間去，只有他們才把自己的生命同信仰保持一致。自從他走出了《懺悔錄》所述的煩惱階段之后，他基本上就是一個理智的信奉者了，我們也可以說他是一個理智的神秘主義者。他說道:“我相信神明，對我而言，他是精神，是愛，是一切的真諦。我認為神明的意志是:凡是人皆應愛其同類，永遠為其同類服務。我認為對于我們每一個人開說，生命的意義只是在于助長人生的愛；我認為在我們的人生只我們愛的力量是這種增長等于是一種與日俱增的幸福，而且在另一個世界里，是一種更加完美的福祉；我認為這種愛的增長將比任何其他的力量更加有助于在這個塵世間建起天國來，也就是說，用一種協和、真理和博愛的新秩序來代替一種分裂、謊言與暴力逞強的生活組織。”

1882年，托爾斯泰的家庭責任迫使他跟著家人去了莫斯科，他參加了人口普查工作，這使他有機會親眼看見大城市的貧困狀況。這給他留下的印象是十分可怕的。因為在他那顆善良仁慈的心靈中，他覺得自己應對他們的痛苦與墮落負責，他們是這個文明的受害者，而他參與這一文明，是犧牲了成百上千萬色人而換來的一個精英階層的特權享有者。如果不揭露這些罪惡的話，他的良心就無法得到安寧。他勇敢的尋找罪惡的根源，放棄金錢與田產，不為國家效力。最后，必須親自動手勞動同時增強精力，排除麻痹意識的下流娛樂和滅絕良知的殘酷享樂。他以身作則放棄了他最喜愛的嗜好:狩獵。他守小齋，以鍛煉意志。在托爾斯泰的周圍，其精神革命并未受到什么歡迎，這革命使家人十分難堪。夫妻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張。他倆相親相愛，相敬如賓，但二人無法相互理解。

《我們該怎么做?》是托爾斯泰關于科學、關于表述藝術的思想時最重要的一部。在此書中，托爾斯泰第一次向科學與知識分子的虛榮心發起的攻擊。

《什么是藝術》一書中他勾畫出真正藝術家的形象“科學和藝術活動只有在不竊取任何權利而只知義務時才能結出碩果。犧牲與痛苦，這就是思想家和藝術家的命運，因為其目的就是眾人的福利。”他是從一種信仰的高度來宣傳自己的藝術評判。“藝術與語言是人類進步的兩種機能。一個是在溝通心靈，另一個是在交流思想。”“只要是懷著同情與真理來反映日常生活，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團結，也是真正的藝術。“藝術應該消滅暴力，而且只有藝術能做到這一點。它的使命就是要讓天國，也就是愛來統治一切。”最美的理論只有通過它在其中得以表現的那些著作才能有價值。在托爾斯泰身上，理論和創作如同信仰和行動一樣，始終是統一的。

《復活》可以說是托爾斯泰藝術上的遺囑。它如同《戰爭與和平》光照著他的成熟時期一樣，籠罩著他的暮年。這是最后也許是最高的高峰。托爾斯泰已是古稀之年。他凝視著世界，凝視著他的人生，他往日的錯誤，他的信仰，他圣潔的憤怒。他從高處注視著它們。我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一個很實際的人物與屬于另一個人的那種精神危機的并存并立，而這一個人也就是托爾斯泰老人。是一首歌頌人類同情的最美好的真實的詩篇。這本書比其他任何作品中更能看到托爾斯泰那明亮的目光，那淡灰色深邃無比的眼睛，“那直透人心的目光”，在每個心靈中都能看到上帝的存在。

1905年，連續革命激奮的是筋疲力盡和貧窮加深，托爾斯泰對于俄羅斯斯拉夫民族的歷史使命便已喪失了信心。當你一輩子都在期盼愛的世界到來的時候，去必須面對這些可怕景象又不得不閉上眼睛，滿懷困惑，那是很讓人痛心的。心里想著自己的生活與自己的原則并不完全一致時，那就更令人傷心悲痛了。他未能把他的信念傳達給他最親愛的妻子和兒女，同他孩子們隔閡更加深了，托爾斯泰也同樣很痛苦。就這樣，他被內疚折磨著，被力量更強而比他更少人情味的他的門徒們無言的責怪追擊著，被他的脆弱和優柔寡斷撕扯著，被對家人的愛和對上帝的愛牽扯著，直到有一天，絕望頓生，也許是由于臨死前的狂熱颶風，他突然離開了住所，四處流浪，在后病倒途中。在彌留之際，他抽泣地說道:“大地上有成百上千萬的人在受苦受難，可你們為什么全都在此照料唯一的一個列夫?托爾斯泰吶?”于是，1910年11月20日星期天的凌晨六點多，如他所說的“解脫”到來了，“死，幸福的死......”

戰斗——以他的生活為戰場的八十二年的戰斗——結束了。那是所有的生命之力、所有的惡習與道德全部參與了的悲壯而光榮的征戰。所有的惡習中那唯一的一個——謊言——是他在最后的隱居之中不停地追蹤并打擊的。在托爾斯泰人生最后三十年，另一種戰斗更加激烈，那是他心靈中兩種最強的力量——真理與愛——之間的一種崇高的戰斗。真理——“這直透心靈的目光”——它是他最早的信仰，是他藝術的王后。愛，是“力的基礎”，愛是“生存的理由”，是除了美之外，唯一的生存理由。托爾斯泰從未背叛過他的這兩種信念的任何一個。在他成熟時期的著作中，愛是真理的火炬。在他晚年的作品中，愛是一種從上方投下的光芒，是一種照耀到人生又不與人生摻合的恩惠之光。托爾斯泰并不同思想的特權者們說話，他同普通人說話，他是我們的良知。他是——如他在他的信中自我命名的那個一切名字中最美麗、最溫馨的名字——“我們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