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丁剛到上海的時候，第一個和丁丁發生沖突的人物就是吉布森。這個吉布森是本集中一個重要人物，多次給丁丁使絆子，和戴森、平野、拉斯泰波波羅斯沆瀣一氣。雖然他后來并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而丁丁系列后面的故事中也沒有再次出現，但是不難看出，埃爾熱借這樣一個人物，揭示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種種丑惡行為。老領導華萊士神父看到這么政治正確的畫面，應該覺得孺子可教。

（從墻上的字來看，這個地方應該是在華界）

（隨后吉布森進了一家“歐美俱樂部”，見到了公共租界警察頭子戴森。這明顯是在公共租界內）

（再來看吉布森的名片，地址是外灘53號）

吉布森是“美中鋼鐵公司”的董事，辦公地址在外灘53號。這個地址中文版翻譯的不對，外灘翻成了“沿江路”，上海人看了會笑趴。但是民國時期外灘是沒有53號的，外灘的地址當時最遠到52號。這是埃爾熱和大家開的一個玩笑。而告訴他這個信息的人，必是張充仁無疑。外灘當時屬于英美公共租界。

而平野松成這個老鬼子，家住在靜安路，也屬于公共租界。《藍蓮花》風靡全球，原因之一就在于故事情節設計得精巧復雜，而又邏輯嚴密。而今天我們細細推敲，故事之所以精彩，其實“租界”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舉個例子，丁丁和戴森，雖是仇敵，其實卻斗而不破，并沒有真刀真槍地干，原因就在于他們兩個人的身份和租界的特殊性質。丁丁是比利時人，而戴森自己是公共租界的警察局長，公共租界當時實際上承擔著對歐洲大部分國家的領事保護義務，所以戴森忌憚丁丁的歐洲人身份，不方便直接動刀槍。所以戴森數次針對丁丁實施逮捕，最后也只有想法將他交給日本人了事。

（上海公共租界的“萬國旗”）

所以，我們看到丁丁其實是和英國軍隊、印度“紅頭阿三”巡捕、華人警長戴森、美國奸商吉布森、日本間諜平野以及日本上海駐屯軍之間進行多方博弈。這是整個故事高潮迭起的重要原因。

所以要清楚理解這個故事，租界是繞不開的話題。或者說，對于任何有關舊上海的故事，都很難繞開租界這個話題。在前面第七章中，我們大致介紹了公共租界的由來和劃分。

和大家慣常的印象不同，中國近代租界的產生，固然是洋人以堅船利炮打開清朝大門以后，在華攫取利益的橋頭堡，但是作為東道國的清政府，在此事上，也未必那么抗拒。清政府眼中，既然洋人在華居住不可避免，索性劃地令其聚居，否則華洋雜處，一則生事端，二則大清國的子民恐怕也會受到洋鬼子的影響煽動，那對朝廷的統治就不是好消息了。于是，租界就在中國近代史上登場了。

租界內，洋人享有治權，司法上享有治外法權。所謂治權，經由各個租借國所設立的行政機構在租界內行使，比如法租界有公董局，英租界和公共租界有工部局，皆相當于行政政府。治外法權即是我們所熟知的外國人犯罪由外國人審判，中國對外人無司法權。其實細究治外法權的由來，首個“被”治外法權的國家恰恰是英國。中世紀時，有大量威尼斯商人在英國經商，其間多有商業糾紛，而英國當時和歐陸相比偏僻落后，商法根本無法處理威尼斯人之間的復雜經濟關系，于是只能讓威尼斯人自行設立法庭斷案。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國際關系上的治外法權。當然，到19世紀時，列強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已經徹底成為赤裸裸的殖民特權。

由于生活和工作的關系，筆者經常往來于天津、上海和武漢這三個城市。這三個城市有著一些顯著的共同點：都是臨河而建，（天津為海河，武漢為長江，上海則是黃浦江）近代史上都是商埠，同樣不可避免地都曾經有過租界。而毫無例外地，這三個城市的主要租界，都緊鄰著大河大江。這其實是一種炮艦邏輯，即租界應位于列強的炮艦火炮射程之內。列強深知，自己在華并不受歡迎，而且歷史上有過如義和團之類針對外國人的武裝斗爭。一旦陸地上開戰，列強的人數不占優勢，而火器日益普及，在輕武器上，雙方差距不斷縮小。所以防衛租界就要嚴重依賴艦炮。而一旦失利，使用兵艦撤僑也是最安全便捷的途徑。平時和平時期，外洋貿易也可在江河碼頭上裝卸貨，可謂是最為便捷。所以，沿河建租界，是最明智的做法。而這也造就了日后住在舊租界地區的城市居民的一個特點：不辨東南西北！特別是天津和上海，市民說起道路方向都說前后左右，甚少說東南西北。因為租界道路依河而建，不像北京城那樣南北東西走向。久而久之，大家走路只看前后左右，不管東南西北了。這也算是租界遺留的一個趣味后遺癥吧！

《藍蓮花》當中，公共租界的英兵和印度巡捕給丁丁帶來了很多麻煩。現實中，在炮艦邏輯下，英國人對于自己的租界采取了極為務實的處理態度。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北伐軍興，軍民攻擊外人，在九江、漢口、上海和廣州都對英租界發生了沖擊，希望借大革命之勢一舉收回租界。而英國人的應對耐人尋味：在漢口和九江，英軍稍作抵抗即放棄，任由中國收回租界，而在廣州和上海，英軍極為強硬，以軍艦掩護水兵，大肆屠殺示威的軍民。以炮艦邏輯來衡量，其實這種差別政策也不難解釋。九江和漢口深入內地，英軍人數少補給困難，皇家海軍內河艦隊吃水淺，噸位和火炮口徑都小，真打起來，未必有把握對付北伐革命軍，于是斷然放棄。而沿海的廣州和上海，地理價值更高，外洋艦隊火力足，軍隊可以順暢得到外部補給，于是立下殺手。

（戴森辦公室墻上掛的就是這幅公共租界地圖）

在英國人的高超外交手腕和高明的治理水平之下，英租界成為各國在華租界中的佼佼者。其地盤不斷擴大，以天津為例，英租界先是吸納了美租界，之后又擴展到所謂的“推廣界”，也就是今天天津著名的“五大道”地區，竟然逐漸成為了天津的政治經濟中心。丁丁前往的上海公共租界，說是英美租界合并，其實美國人在海外殖民地和租界問題上，一向三心二意，公共租界實質上就是英租界，英國人代為行使美國和其他列強公民的領事責任。

到了清末民初時期，租界開始了飛速繁榮。一方面，列強利用中國貧弱，加緊掠奪利益；另一方面，隨著政局紛亂，大量的下野軍閥、政客、滿清遺老、暴發富商，紛紛涌入租界買房置地。他們的私財更是存入更有保障的外資銀行。這其間的邏輯，大家可以參照吳思先生的《潛規則》。吳先生在他的書中舉了長江上中國輪船掛洋旗的例子，這和中國人涌入洋租界有著相同的邏輯。中國人尋求洋人的保護傘，而洋人可以賺中國人的錢。

在這樣的畸形發展下，憑借良好的治理和強勢的外交，英租界的優勢愈發凸顯。最為典型的就是天津英租界。天津毗鄰北京，英租界又緊靠海河，河對面就是老龍頭火車站，交通極為便利。假如你是北洋政府一個下野政客，呆在北京并不安全，而躲進天津租界則可高枕無憂。今后一旦有機會起復，你只需叫一輛出租車到火車站，坐火車幾個小時就可以回到北京，繼續你的宦海沉浮。可謂進可攻退可守。于是英國先是攫取了一塊“推廣界”，而后先農房地產等一批公司，開發了大量的歐式別墅和公寓，并建設了現代化的街道和公用設施。這可能是中國第一批“歐風”房地產項目。比起現在滿大街的“香榭麗小站”、“羅馬花園”樓盤來說，人家那可是真正的歐式建筑+英式市政服務！

（今日天津五大道上的“先農大院”）

以上看來，英租界，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了各種勢力的利益結合點，成為了城市政治經濟的中心。丁丁同對手的博弈發生在英租界，實在是很合乎情理的情節安排。

丁丁作為比利時記者，同帝國主義分子的斗爭是很站得住腳的，因為在他來到上海的1936年，他的祖國比利時在華已經沒有租界了。庚子事變，八國聯軍侵華時，比利時并未參戰。而事后，比利時見列強紛紛在天津劃定租界，于是也派人要求劃界。滿清估計已經麻木了，也不差這點地方，就在海河邊劃了一公里地塊給了比利時。這塊比利時在華的唯一一塊小租界地理位置一般，也搞不起什么商業項目，自劃界起，比利時人就非常明智地搬進了英租界。在這里，比利時人反而混的如魚得水，風生水起。“比商電燈電車公司”在天津老城廂和火車站之間，修建了七條有軌電車線路，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城市軌道交通項目，比上海英租界還要早兩年。而整個城市的電力系統，特別是包括租界和華界在內的路燈照明，都是比商公司承包的。比利時人在自己的租界外賺得是盆滿缽滿。在巔峰時，電車公司每天回收70萬個銅板的車費，天津金融市場上大洋兌銅元的匯率，都要由比利時電車公司厘定。

于是比利時人樂不思蜀，一點也不想回自己的租界去了，甚至領事館都建在了英租界。與此同時租界地的日常開支又是一筆沉重的負擔。于是租界徹底成了雞肋。為了止損，比利時人找到國民政府，宣布要將租界歸還中國“以示友好”。國民政府當然欣然接受，雙方于1927年進行了治權交接，而后比租界改稱“天津特別行政區第四區”。比利時人還順勢賴掉了租界的9萬多兩白銀的欠債。這次充滿溫馨喜感的移交，讓兩國之間卸掉了歷史包袱。于此同時兩國遠隔萬里，又沒有現實矛盾，于是不友好都說不過去。丁丁在上海的見義勇為更是錦上添花，讓比利時人民和中國人民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比利時放棄租界實在是明智之舉，因為無論其是否放棄，租界都不會太長久了。就在丁丁離開上海五年以后，列強洋人在租界的好日子也到了頭。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曾經和他們勾結沆瀣一氣的日本鬼子對英美宣戰，日軍開進公共租界，就像猶太人在歐洲被迫戴上的大衛星一樣，英法等各國僑民也被迫帶上了侮辱性的紅袖標，被驅趕去了集中營。到了1943年，英美等盟國宣布廢棄所有對華不平等條約，放棄全部租界。日本人迫于輿論，也裝模作樣將上海的租界“歸還”給了汪偽政府。自此，租界在中國，在法理上全部終結了！在這中國人民反帝斗爭的勝利成果中，當然也有丁丁的一份貢獻！

而到這里，限于篇幅，我們關于《藍蓮花》的解讀，也要告一段落了。有關丁丁和中國以及埃爾熱和張充仁的故事，會在后面《丁丁與中國》一章中給大家進一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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