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說：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并論我是心甘情愿的。

蘇青，這個上海淪陷時期的女子，曾和張愛玲曾“珠聯璧合”，紅極一時，被譽為“上海文壇上最負盛譽的女作家”。若干年后，她的名字，卻多半是因了這句話而明朗起來，與張糾結在一起，才得以被人喚一聲“上海寶貝”。

淡忘也許不難，我們卻，常常會，在上海某一條灰澀熹微的弄堂里，在東方之珠直抵人心的光影里，在滿街翩躚若蝶的薔薇花里，無意間與她相遇。

她是從上海里弄的洋房里走出來的，也算出身書香門第，十九歲，考進南京中央大學外文系。二十歲時，便奉家長之命退學與同鄉李欽后結婚。

這期間沒有波瀾，沒有迷離，甚至連大學時的那一次動情，結局也是軟弱不堪的。《結婚十年》里，應其民知道她有了未婚夫，唯一過激的反應是將一枝三顆的櫻桃摘去最小的那一顆，然后把連理的兩顆遞給她，傷心地說：原來我是多余的。她也沒有想過要打破什么包辦婚姻的桎梏，也沒法安慰他，兩個人就這樣哭了一場就算了。

或許沒有向丈夫要錢家用時挨的一耳光，她也不會賣文謀生，繼而走上了文學在之路。張愛玲這樣看她的婚姻：“其實她丈夫并不壞，不過就是個少爺，如果能夠一輩子在家里做少爺少奶奶，他們的關系是可以維持下去的。蘇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阿，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象《紅樓夢》里的孫媳婦那么辛苦地在旁邊照應著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興興頭頭。”

于是，一個女人的十年，放棄，爭取，煎熬，夾雜在那些是是非非之中。就這么一筆勾銷。而她的人生，由此分界，“我要說我所要說的話，寫我所要寫的故事，說出了，寫出了，死也甘心。”接著出現了她的長篇自傳體小說，三年間印了18版的《結婚十年》。那“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的觀點，甚至談及性問題亦不避諱，直接得近乎刻薄，為此她贏得了“大膽女作家”的“美名”。

后來，她的身邊走來了一個又一個的男人（文人），他們欣賞她，引她為紅顏知己，和她談文學人生，“結果終不免一別。他們別開我，就回家休息了……我恨他們，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個如此不值得爭取的女人嗎？”她希冀真愛，承諾，溫柔的歸屬。可是他們不給她。于是她“悔恨交并”，可她仍要他們，她是一個正常的女人，她有一顆，亦舒說的那種“丟在泥淖里還是啪啪跳動，淌著血”的心。

然而，她終究只是操著鏗鏘的寧波話，有著濃濃的人間煙火味的小異。

她是潑辣的，和小姑杏英的明爭暗斗中，從來都是不肯就讓，東西摔得當當響。真實的，買小菜如何在收攤時去塌便宜貨，如何留著沙利文糖果盒子為了以后送人。堅韌的，上海戰亂的時候，只身帶著剛出生幾天的女兒，在大太陽底下苦候了一天，為了回到丈夫身邊。精明的，替她出書的人僅想賺她一個35％的折扣都不容易，她可以自己把書拿到馬路上去販賣，甚至不惜與書報小販在馬路上講斤頭、談批發價。

難怪胡蘭成要說她，是“世俗的、沒有禁忌的”。

她像白開水一樣，俗得清楚透徹，俗的瑣碎，泥濘，遇到不平，火一般地跳將起來，聲聲辯解，遇到災難，也傾力于紙上揮灑。并在兩性斗爭中，冒冒失失地喊一句，我敢說一個女人需要選舉權、罷免權的程度，決不比她需要月經期的休息權更深切……如此一句，在被淹沒了的無數的喊呼聲中，在那個時代，因老實和有體會而顯得越發，聲嘶力竭。

她的一生，似乎總在水中撲騰—— 為了孩子，她放棄了再婚的可能，沒有找到那一個安慰她的人，倒是許多人等著她安慰，幫襯：孩子，母親，妹妹，近房遠房的親戚……對他們的所求她都盡力而為。做一個紅泥小火爐，為別人暖意盎然，她，心甘情愿。

而她最終，什么也沒有抓住，甚至死前想找一本自己寫的書來看而不能！死后被安靜地火化，骨灰也于三年后被親屬出國時帶走，遠渡重洋。

這是怎樣的凄涼與悲情，然而，廬隱那句何處是歸程，在她面前也不禁黯然失色，因她，在一篇名叫《歸宿》的文章中，早就說過——什么地方是我的歸宿？我真正的靈魂永遠依傍著善良與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