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個多月看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心理學大師經典譯叢」，包含了很多經典的心理學書籍，很多人耳熟能詳的大師及其作品（馬斯洛的《動機與人格》，羅洛·梅的《人的自我尋求》，阿德勒的《自卑與超越》等等）。
出于對心理學的興趣，不希望看完就算了，還是希望寫下一系列讀書筆記。
首先，此篇文章將主要談下《追求意義的意志》這一書的作者維克多·埃米爾·弗蘭克爾。所以這篇文章并非是《追求意義的意志》這部心理學著作的讀后感，而是作者弗蘭克爾的生平介紹（主要摘自《追求意義的意志》）。為什么要專門說下他呢，因為他的人生經歷實在是太令我震撼了，可以說他后來在心理學上的觀點來源和學術高度與其經歷非常密不可分。
早年經歷
維克多·埃米爾·弗蘭克爾是奧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學家、神經病學家和意義治療學的創始人。1905年弗蘭克爾出生在維也納一個猶太家庭里，在三個孩子中排行老二。弗蘭克爾智力發育較早，且充滿了求知欲和好奇心，三四歲時就說長大后要當一名醫生，七八歲與父親散步經過維也納醫科醫學院的解剖研究所時，就對解剖室中獨有的氣味感興趣。中學時對心理學和哲學產生興趣，廣泛閱讀相關書籍，后來考入維也納大學醫學院從事精神病學，接觸并研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理論，并在對他們理論的反思中，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論雛形，提出了發現生命意義的三個主要方法：一是通過尋找工作或者做事，二是通過經歷某種事情、與某人相遇或者愛，三是通過苦難，尤其是個人無法改變的困難。弗蘭克爾將其初步想法應用于實踐進行檢驗：建立免費的青少年咨詢服務中心、在成人教育中心開設心理衛生課、就職于維也納大學精神病診所的心理治療部、擔任“女性自殺館”的負責人……后來，弗蘭克爾作為神經學和精神病學醫生開設診所，開始私人執業。
苦難集中營
然而，1938年這個時間點，發生了一場世界性的時代悲劇。
1938年11月，德國和奧地利發生了希特勒青年團、蓋世太保和黨衛軍襲擊猶太人的暴行，史稱“水晶之夜”，標志著納粹對猶太人有組織的大屠殺開始了。
此時弗蘭克爾申請了移民美國的簽證。然而，當簽證成功時，弗蘭克爾卻變得難以抉擇：是避開納粹的迫害去往美國繼續開展他的意義治療工作，還是冒著被驅逐到集中營的生命危險留下來照料年邁的雙親？
在他左右為難之際，父親從被摧毀的猶太教堂的瓦礫中撿回來的一塊大理石給了他啟示——這塊大理石上雕刻著一個希伯來字母，父親告訴他這個字母來自于“十誡”之中的第五誡：“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他毅然決定留下來陪伴著父母，任由簽證最終過期。
1940年，弗蘭克爾擔任羅斯希爾德醫院的神經科主任。當時納粹對猶太人出臺了“安樂死計劃”，身體或精神有疾患的成人或兒童都要遭屠殺，弗蘭克爾為了挽救猶太患者的生命，冒著生命危險故意做出很多錯誤的診斷，比如他會把一些精神分裂癥診斷為失語癥，這樣患者就會被安置到猶太養老院中而不是被處死，從而救其一命。
1941年，弗蘭克爾與妻子、父母一起被驅逐到某個猶太人集中營。半年后，身體虛弱的父親在集中營中因饑餓和肺炎而死去。哥哥及其妻子則試著經由意大利逃亡，但沒有成功最終被遣送到集中營殺害。
盡管如此，弗蘭克爾還以自己的精神病知識為集中營提供心理衛生關懷，他組織一個小組幫助新來的難友克服害怕和悲傷，后來又建立自殺監控小組。
1944年，弗蘭克爾與妻子及母親被遣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這一年，他經歷了許多重大的打擊：在集中營中辛苦寫完的《心靈的療愈》手稿被毀、與母親妻子分離不知生死。（實際上母親被送往毒氣室殺害，妻子被運轉到德國的集中營后于1945年被殺害。）
《心靈的療愈》 該書的手稿在他被送入集中營之前就已經構思并基本完成，主要論述意義治療的基本概念。在錢送往奧斯辛威集中營之前，他偷偷將手稿縫在外衣的里面。到了奧斯維辛時，他被迫脫掉完好的外衣，換上一件又破又舊的外衣，這樣手稿就丟掉了。
視若珍寶的手稿丟失，對他的打擊特別大：“我感覺就像是一個不得已眼睜睜看著他的孩子被殺害的父親。這本書實際上就是我的精神之子，我希望即使我死在了集中營，它仍能幸存下來。”
之后，弗蘭克爾一直懷揣著能夠重寫手稿的強烈愿望，這是支撐他活著走出集中營的一個重要因素。
弗蘭克爾與母親、妻子分別，三年間輾轉四所集中營，受盡非人的折磨，他不再是精神病學專家，而只是一個編號為119104的囚犯，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做挖溝掘土、鋪設鐵軌等重體力勞動，同時還要忍受著饑餓、寒冷、毆打，以及無時不在的死亡威脅、內心無盡的恐懼，還有對親人無休止的思念。正是在集中營這種極限情況下，弗蘭克爾“領悟了人類詩歌、思想、信仰所欲授予人們的最高天機：人通過愛并在愛中得到拯救。……當人們處于絕對孤寂之中，不能以積極行動表現自己時，唯一可實現的只是用正確方式——一種令人尊敬的方式——忍受苦難，即使在這種處境下，人們依然可以在對心愛的人的深情思念中求得自我實現”。而且“愛遠遠超出索愛人的人身存在。愛的深刻意義體現于精神生活，根植于內心世界。至于所愛的人是否真的在身邊、是否健在，都已不再重要”。
對妻子的摯愛與思念讓弗蘭克爾有了活下去的勇氣，而對學術研究的不舍和完成作品的期望同樣是支撐著他堅持下來的力量，他把所有遭遇以及他自己都作為心理學研究的對象，并從職業角度對囚犯們在集中營監禁期間所經歷心理變化進行觀察，將之分為三個主要的心理階段：
第一階段是初入集中營對可怕環境的適應階段，主要特征是震驚與否認；第二階段是對集中營生活完全適應階段，主要特征是冷漠與麻木，同時又煩躁不安；第三階段是重獲自由階段，會有人格解體現象，此時更需要情感和精神的支持。
面對集中營囚犯的典型特征，弗蘭克爾一直在思考：“人到底有沒有自由呢？在任何特定環境下，人到底有沒有決定自己的行為和做出反應的心靈自由可言呢？”
對此，弗蘭克爾不僅在理論上進行了探討，更在實踐經驗中找到了答案：
“集中營生活的經歷表明，人完全可以選擇自己的行為。有足夠的實例證明：冷漠感可以消除、煩躁情緒可以克制。即使在如此慘無人道的摧殘身心的條件下，人依然能夠保存最后一點的心靈自由和思想獨立。……人的最后自由——人在任何特定環境中選擇自己的態度、選擇自己的道路的自由——是任何人都無法剝奪的。……正是這種無法剝奪的心靈自由，賦予人生以意義和目標。”
在集中營中，弗蘭克爾在默默進行理論思考的同時，只要有可能就會著手進行細致的心理治療和心理衛生工作，采用個人治療或集體治療的方式，以尼采所說的“知道‘為何’活著的人幾乎能夠忍受任何‘如何’”這句話作為座右銘，為那些企圖自殺的人指明“為何”而活，幫助他們看到自己生命的意義，讓他們認識到人生還有所指望。
重燃生命熱情
1945年4月27日，美國軍隊解放了圖客海姆集中營，弗蘭克爾獲得了自由，當時他的身體已經極為羸弱，體重只有37.5公斤，還患有心律不齊，心肌可能受損，三個手指凍傷。
8月，弗蘭克爾回到維也納，在短短的幾天時間內，陸續獲悉妻子、母親還有哥嫂均已命喪集中營，與親人重新團聚的期望化為泡影，情感依托與精神支柱瞬間坍塌，他開始質疑自己所經受苦難的意義，情緒變得極度沮喪，甚至想要自殺。
在朋友們的支持和幫助下，弗蘭克爾強忍失去親人的悲傷和痛苦，努力戰勝內心的絕望感，重寫《心靈的療愈》的第三稿并出版，以此作為大學教職資格的論文，從而獲得維也納大學醫學院的教席。他還僅僅用了九天時間就口述出后來影響最為深遠的著作《人對意義的追求》（德文版）。
“我不停地口述，三個速記員輪班替我打字，才有辦法寫下我每天從心靈傾吐而出的。”
此后，弗蘭克爾在不斷寫作的過程中重燃生活的希望，先后出版《實用心理治療學》、《時代與責任》、《存在分析與時代問題》、《心理治療中的意義問題》、《面對意義問題的人》等著作，并擔任維也納神經病學門診部主任、維也納大學教授，在國內外大學開設講座和巡回講學，并最終在1985年獲得心理學界的至高榮譽奧斯卡·普菲斯特獎。
牛頓說：“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時而發現了一個光滑的石子兒，時而發現一個美麗的貝殼而為之高興的孩子。”而對于弗蘭克爾而言，真理的來源卻是人生苦難的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