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是法國作家加繆的一本中篇小說，它是存在主義文學的代表。

故事以“局外人”的眼光完整地還原了這個粗糙、漠然、無理性的世界，愚昧與死亡的氣味滲透在每一個細節里，生活中所有令人難以忍受的細節都被語言的慢鏡頭放大和重現。

?荒誕中的社會現實

故事的情節很簡單，主人公默爾索是一個對生活各方面都抱著“無所謂”態度的人，一次無意的殺人讓他走上了法庭，最終被判斬首示眾，但這一重刑卻不完全是針對他殺人的罪行，而是針對他在母親的葬禮上沒有哭的這一行為，一個略帶荒誕性的判決卻反映了我們的現實生活。

每一個社會都有自己的準則，故事中這場道德審判拋出了諸多問題。當默爾索的律師質問檢察官，“究竟是在控告他埋了母親，還是控告他殺了一個人”，檢察官正色道，“我控告這人懷著一顆殺人犯的心理葬了一位母親”，依據道德動機而不是犯罪事實來定罪看上去荒誕，但是卻迎合了法庭中看戲的人和陪審員的情緒，群情激憤中，默爾索沒有權力辯白，稀里糊涂地被送上了斷頭臺。為人民代言的法官說，

“一個在精神心理上殺死了自己母親的人，與一個謀害了自己父親的人，都是以同樣的罪名自絕于人類社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前一種罪行是后一種罪行的準備，它以某種方式預示著后一種罪行的發生，并使之合法化。”

默爾索并非不愛自己的母親，他自己曾說，“生理上的需要常常干擾我的感情”，他之所以沒有表現出悲傷，是因為安葬母親那天，他十分疲勞。他不喜歡演戲作假，不懂人情世故，不會迎合他人，于是就被“法蘭西公民”定義為“自絕于人類社會”了。

加繆描述的法庭判決雖然夸張，但是表明了默爾索死于社會的精神暴虐。在歷史上的殘酷死刑、群眾運動，以及如今的網絡暴力，都能夠看出加繆的這部小說所代表的社會意義。在社會法庭上，檢察官煽動群眾情緒，律師代表被告發言，法官做出“公正”的裁決，神甫則強迫罪犯懺悔，唯獨被告默爾索本身被剝奪了發言的權力，他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參與這場審判，多么荒誕，又多么現實。

默爾索背后的生命意義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要遵守各種各樣的規則，有些是來自法律，有些是來自道德，在明文規定與俗成約定的律例之外，還有一個更加隱秘的、用以衡量人的行為是否正常的標準：他人的行為模式。

“正常”是一個帶有朦朧感的詞語，并沒有人在這個詞匯上標注特別的定義，它的衡量標準是他人的行為。他人即是大多數人，然而這一點是無法量化的。

親人離世要哭泣，朋友聚會要高興，收到禮物要表現出驚喜，別人傷心的時候要安慰……誰規定的？假如不表現出適合的情緒，就會被視為另類、怪胎，甚至受到譴責：“你為什么不與別人一樣？”

《局外人》中的默爾索就是一個怪胎，他是一個普通的職員，某天母親死了，默爾索既沒有哭，也沒有傷心，無動于衷地抽煙，埋葬母親后照常和女人做愛，照常上班、交朋友、生活。

加繆被認為是無神論“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而存在主義的中心思想是認知自我的存在，而不是對客觀世界的反映。在加繆看來，世界是一片荒原，人類是在無意中被扔到荒原上的種子，每一粒種子之間都沒有關聯，有些被黃沙掩蓋，有些自顧生長，而生存的意義是在這片荒原上盡可能的活著，再盡可能順利的死去。活著過程中的孤獨、黑暗、絕望與被拋棄，則是整個生命中的本真，一切條條框框的規則都是無意義且不重要的。

默爾索并不是沒有感情，也不是冷血動物。由于他完全遵循了情感痕跡，才脫離了社會屬性對他的控制，對母親的感情始終都潛伏在他的內心深處，但另一種力量，更加深沉的激情與信仰，讓默爾索直面死亡所帶來的缺失。默爾索心中的信仰是虛無。因為明白了生命的無可選擇，生命本身成了一場虛無，虛無引導默爾索走向另一條堅定的道路——真實。

默爾索對母親之死的麻木，源于對自然的接受。母親是荒原上的另一粒種子，枯萎是必然的，像咖啡的香氣、夜晚及鮮花的氣味一樣自然，是事物存在和歷史的狀態，無法改變和控制，只能以旁觀者的身份看待。

阿拉伯人的死，是加繆對“偶然”的諷刺，是荒誕式的處理后果，默爾索殺了阿拉伯人，僅僅因為他擋住了陽光，而陽光和大海是默爾索最熱愛的事物。默爾索對生命是漠然的，他不存在道德的自我審判，因此這一殺人事件對他而言，就如同撥開遮住陽光的葉子一樣微不足道。

在后面的審訊中，默爾索仍然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去看待他人對自己的指控，默爾索在母親死后的表現成為了人們指責的判斷標準，在他人眼中，一個在母親葬禮上沒有哭泣的人，一定是一個冷血動物，殘忍的殺人犯。

默爾索被判死刑是必然的，但這并不意味著默爾索的存在遭受了毀滅。實際上，在對抗中，默爾索獲得了勝利，社會意識的目的從來不是毀滅異己，而是同化異己。對默爾索而言，毀滅自己的生命恰恰使得他走上了幸福之路，正是在自我存在面臨死亡的時候，默爾索找到了真理，而真理是，他存在過，他對此有絕對的把握，至于其他，皆是無意義的虛無。劊子手的刀鋒自以為劃開了他的喉嚨，實際上劃開的是默爾索通向真理的大門。

默爾索以局外人的身份活著，以局外人的身份死去。加繆說，“幸福與荒誕是同一塊地上的兩個兒子。”對于默爾所而言，生命本身是荒誕的，但存在的幸福感是真實的。

面對生命的勇氣

當我們開始懷疑生活、探索生命，我們就開始了反抗，生命的本身變得不再一樣。加繆的反抗，在靈魂面前，肉體的輸贏是不能起決定性意義的。就像故事中的默爾索輸掉了一場審判，卻贏得了第二場審判。法律可以審判他的肉體，可是神父卻永遠戰勝不了他不信上帝，不贊同他人對生與死、靈與肉的區別。“你們可以把我的肉體殺死，可是你們無法強奸我的靈魂。”

自己的母親死去，默爾索沒有哭泣，最后也不愿看她一眼，回到家中倒頭就睡了，醒來后和瑪麗廝混，帶著瑪麗跟朋友去沙灘聚會，然后開槍殺人。因為默爾索做得有悖常理，所以他人要判他的罪，如果默爾索一直順從自己內心活著，是一種罪惡，那我們呢？我們從未順從自己的內心，甚至迎合他人，遵守世界規則生活的人，是否一切都得償所愿？

有時候，我們連順從自己內心的勇氣都沒有，更別說面對生命結束時仍然堅持自我的決絕。或許作家們有時候只能夠通過反常來表現反抗。在默爾索冷漠的背后，是他內心空空如也的孤寂。面對親情，他沒有淚水，面對友情，他不在乎，面對婚姻，他無所謂，甚至面對決定自己生死的證詞，也依然一言不發，不愿意附和他人說一些違心的話。

我們或許早就知道，如果想要好好生活，必須具備勇氣，可是我們卻未曾料到，生活到底需要我們具備多大的勇氣，除了面對生老病死、愛憎癡恨與別離，我們要背負的，還有很多。

結語

默爾索面臨死刑的時候獨自思索：

“所有人都知道，人生并不值得走那么一遭。實際上，一個人是死于三十歲或七十歲并不十分重要，因為無論如何，自然有其他男男女女會繼續活下去，而且活上千千萬萬年。不管是現在還是二十年內，死的永遠是同一個我。”

而社會給予我們的是，“熱愛生命、珍惜、幸福、快樂……”因為，我們的人生在“正常”的繼續著，并沒有走到盡頭，所以死亡的時間和死法對我們來說依然還是很重要。

加繆塑造了一個無情、冷漠、麻木的局外之人，他說，“對未來真正的慷慨，就是把一切都獻給現在。”但愿我們都能在回憶的時候啃噬回憶，在畏懼的時候幻想未來，在最恰當的時候，活在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