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鋼 日課242丨怎樣提高歡迎度
今天咱們把普林斯汀的《歡迎度》這本書講完。今天我們重點講怎么提高歡迎度 —— 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歡迎度，一方面是作為家長怎么幫助孩子提高歡迎度。 我們知道歡迎度有兩種，一種是地位高，一種是被接受，其中能夠帶來長期幸福感的是被接受。
我以前聽說一些心理咨詢、心理分析的案例總覺得特別不服氣，因為我發現心理咨詢師總愛把一個人性格的缺陷歸因于他童年的不幸。好像不管你現在哪里不對，歸根結底都是當年你媽媽的不對。然后治療方法就是喚醒自己埋藏多年的童年記憶，先痛哭一場。我覺得這個方法也太不好了，有問題解決問題，抱怨父母干什么？成年人得為自己負責。
而我們從這本書里可以看出來，影響我們歡迎度的一個最重要原因，是……當年媽媽的不對。
1.其母和其子
咱們想象一個場景。一個年輕的媽媽，領著自己剛滿一歲的孩子，到一個幼兒園里的游戲室玩。孩子是第一次來這個地方，感到很新奇但是也有點緊張，總是在靠近媽媽的地方玩。母子二人玩了一會兒，幼兒園的老師走進房間，她非常友好，也跟這個孩子玩。孩子慢慢適應了老師，但仍然跟自己的媽媽更親近一些。媽媽找了個機會，在孩子沒注意的情況下離開了游戲室。孩子發現媽媽不在房間了，有點不樂意，但勉強還是繼續跟老師一起玩。過了一會兒媽媽回來了，孩子一看到媽媽就特別高興，馬上跑到媽媽身邊。
家里有孩子的讀者肯定對這個場景非常熟悉，這不就是我們最早送孩子進幼兒園的情景嗎？這也是心理學家喜歡用的一個觀察6到18個月大的孩子對父母的“依戀度”的方法。如果你家小孩是前面說的這種表現，你應該感到高興！這是非常正常的表現，說明你給孩子提供了足夠的安全感。
那“不正?！钡谋憩F是什么樣的呢？小孩進入游戲室之后就自己玩玩具，根本不在乎媽媽在哪里，甚至還故意離媽媽遠一點。等媽媽回來的時候，他也無所謂，你讓我留下我就留下，你領我走我就走。這就太疏遠了。還有一種情況則是孩子一時半刻也不能離開媽媽。這兩種情況都是安全感不夠。當然，把這個實驗里的媽媽換成爸爸也可以。
荷蘭的一項研究表明，從一個孩子一歲時候的安全感，就能判斷他七歲時候的歡迎度。
心理學家還有個特別簡單的方法能預測一個五歲小孩在七歲時候的歡迎度 —— 給他的媽媽五分鐘時間，讓她談談自己的孩子。如果媽媽說起自己的孩子都是用一些溫暖的詞匯，充滿喜悅和自豪，那就說明母子互動良好，這個小孩到七歲的時候也會跟同學相處的很好。如果媽媽一說起孩子就是各種抱怨，那這個孩子就很可能特別具有攻擊性。
我們知道小孩真正面對社交生活，是在十三歲以后。而在此之前孩子跟父母的互動，與其說是反映了孩子是什么人，不如說是反映了父母是什么人。
事實上，杜克大學的研究者發現，想要知道一個孩子受不受同學歡迎，你可以直接問他媽媽自己小的時候受不受同學歡迎。
如果媽媽回想起自己當年在學校的日子，都是一些幸福時光，自己當年就是“被接受”的，那她的孩子在學校的歡迎度也絕對是平均水平之上。
如果媽媽當年是個“被拒絕”的角色，整天跟同學充滿敵意，那她的孩子也很有可能被拒絕。
但有意思的是，如果媽媽當年是“被忽略”，感到特別孤單無助，她的孩子反而不會是這樣的人 —— 孩子很可能是比較受歡迎的。那這是為什么呢？
研究者說，這是教育的作用！被接受的家長自己就善于與人相處，帶出來的孩子自然也不差。被忽略的家長從小體會到孤單無助之苦，她會特別重視孩子的社交，幫助孩子跟同學好好相處。而被拒絕的家長，因為自己就“情商太低”，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人相處，當然也不能教會孩子。
很多東西都是天生的。長得好看的人，連剛出生的嬰兒都喜歡她，自然從小到大都受歡迎，而且家長的一些性格也能遺傳給孩子。但是至少這個被忽略的家長教出受歡迎的孩子的研究表明，后天努力還是有希望的。
其實想要被接受，一點都不難。
2.假裝一天被接受的人
普林斯汀本人是北卡羅來納大學（UNC）的心理學教授，他每年都講一門心理學大課。每年都有一天，所有選這個課的人，要參與一個大實驗。
實驗前一天算是“對照組”，學生們要時刻記錄自己跟每個人的互動情況，并且寫下自己在互動中的各種感受。
實驗當天，所有學生、包括普林斯汀本人在內，都穿一件顏色特別明亮的 T 恤衫，上面寫著一句特別顯眼的話：“我是 UNC 最受歡迎的人”。他們的任務就是穿著這件衣服在校園里該干啥干啥，同時記錄自己跟別人的互動情況和感受。
結果每個人的社交待遇都大大提高了。穿上這件衣服出門，不管認識不認識的人都過來跟你打招呼，“你這是什么節目？”路上行人都對你點頭微笑。
然后你發現你也變了。別人對你發出各種友好的信號，你也會不自主地對別人表示喜歡。這個局面就好像中國過年一樣，看誰都是喜氣洋洋的樣子。參加實驗的學生們整整一天都很 high，到處受到關注，走路也不看手機了，抬頭跟各種人打招呼，跟一群人在一起的時候也敢講笑話了 —— 而且他們發現自己講的笑話原來還真有人愛聽。
普林斯汀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證明“被接受”是可交易的。你喜歡我，我就更能喜歡你；我喜歡你，你就更加喜歡我。一天下來，學生們記錄的感受都非常正面，充滿自信、很樂觀，幸福感強，而且還獲得了一種對社區的歸屬感。
有個學生說：“如果我在幼兒園的時候就穿著這件 T 恤衫，今天的我肯定是個完全不同的人?！?/p>
咱們以前講《儉省》這本書的時候有一期叫《窈窕淑女效應》，其實說的是類似的意思。你想讓別人怎么對你，最好的辦法就是先主動怎么對別人。
普林斯汀自己還做過一個非正式的實驗。他在一天之中，有時候假裝喜歡別人，有時候假裝不喜歡別人，看看別人怎么對待他。比如他家的網斷了，他打電話到互聯網接入公司抱怨，對方給他連接了好幾個技術員指導他設置網絡，可是問題怎么也解決不了。普林斯汀就利用這個機會有時候故意說話非常友好，有時候故意說得很不耐煩 —— 按理說對方都應該以專業精神公事公辦地幫他解決問題，但事實上，對方的態度就很不一樣。
所以歡迎度是可以傳遞的。如果某天早上你遇到一個不受歡迎的人，可能你自己也會變得不受歡迎，然后你又去影響別人，整個就是個鏈式反應。這就是歡迎度的雪球效應。所以現在人們愛說的什么“正能量”還真有道理啊！
那么作為家長，怎么給孩子“正能量”呢？
3.干預和不干預
中國家長最關心的是孩子的學習成績，因為有這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其他事情反而簡單了。美國家長對學習成績沒有那么重視，關注點有時候不太一樣。
據說美國有個女高中生的媽媽，為了自己女兒能在校拉拉隊獲得一個首發位置，竟然謀殺了女兒一個同學的媽媽 —— 僅僅是為了讓那個同學上不了場！
這個例子非常極端，但你能想象得到，有些家長非常關注孩子的歡迎度。他們從孩子幾歲的時候就幫著約別的小孩一起玩，一直到高中還處處干預孩子的社交生活。
不過普林斯汀說，家長的干預應該有個限度。這個大原則是孩子越小你就越應該干預，比如兩三歲的孩子玩的時候，家長甚至可以參與。事實上家長跟孩子以平等的身份玩游戲 —— 特別是體育游戲，雙方嚴格遵守規則，是培養社交能力的好辦法。但是孩子越大，你就應該越少干預。最好是只有當你發現他有社交困難，到了被忽略甚至被拒絕的程度才干預。
其實父母做什么事情，對孩子的影響是相當有限的 —— 還是那句話：你是個什么人，比你怎么做要重要得多。我們在《中美好家長都為孩子做些什么》這期日課里講過類似的道理。
***
最后我們再強調一次，想要獲得幸福生活，“被接受”是比“地位高”更好的選擇。普林斯汀說，這就意味著 ——
要幫助別人，而不是只顧自己的需求；
要關注別人，而不是只想要被關注；
要精心培養深入的關系，而不是收集更多的朋友圈“點贊”；
要讓別人感受到接納和歡迎，而不是自己感覺高人一等。
普林斯汀本人在整個青少年時代都是被忽略的角色。他一心只想學習，不善交際，同學們有什么活動都不帶他，有時候還拿他開惡劣的玩笑。結果今天的普林斯汀專門寫了一本關于歡迎度的書。
所以我猜，就算你現在的歡迎度不算太高，也不用太擔心。
（全書完）
萬維鋼
最后，推薦給你武志紅老師的心理學課專欄，武志紅老師就提到過他在咨詢中常用的技術：問來訪者他童年記憶中印象最深的三件事，或者細節——“當你不再重復你童年的人生腳本的時候，就會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p>
戳此試讀 ?? 武志紅的心理學課：你想要什么樣的自傳
熊逸 18.6 | 彩蛋：剝削壓迫并不劃算
歡迎來到熊逸書院。今明兩天的內容是從《圣誕歡歌》發散來談的，既可以看成本周內容的延續，也可以看成周末彩蛋。今天我們談談《圣誕歡歌》里邊的募捐情節，你只需要記住一個觀點：把人當人來用，比起把人當做牛馬或機器來用更劃算、更經濟，所以剝削和壓迫即便僅僅在經濟意義上也是不可取的。
（1）斯克魯奇的“同等自由法”
昨天的結尾有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你就住在金酒巷旁邊，有人趁著黑夜殺掉了那些酗酒、賣淫、喧鬧的人，你會不會嘴上譴責，心底卻在慶幸呢？
國外的文藝作品里，有一種精英類型屬于反面俠客，他們暗殺流浪漢，肅清金酒巷，維護市容市貌。多數人當然做不到這樣冷血，但至少可以保持冷漠。
當募捐的倡議擺在眼前的時候，斯克魯奇就這樣保持著冷漠。
見那兩位善良而多事的紳士還不死心，斯克魯奇直言不諱地說：“那不關我的事。一個人管好他自己的事情，別去干涉別人的事情，也就足夠了。我自己的事情一直使我夠忙的。再見，先生們！”
狄更斯用這番對話十足地凸顯出斯克魯奇的冷酷無情，但是，只要我們暫時把情感上的波動放在一邊，就會發現斯克魯奇的觀念完全尊重了“同等自由法”。
苛刻的感傷主義者當然有理由反駁說：“斯克魯奇不肯捐款，這當然損害了窮人的利益。”但這個理由如果可以成立的話，我自己也可以說：任何一本書籍的出版上市都損害了我的利益，因為它減損了我的書會受到的關注。在一個純粹的自由市場里，所有人都是自生自滅的，你既有機會殺出一番富貴，也有可能因為一著不慎而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社會大潮浩浩湯湯，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任何個體的慘敗都不妨礙整個社會的興旺發達。
斯克魯奇輕輕松松地擺脫了來自熟人社會的舊道德的綁架：救濟貧困，即便這真有任何必要的話，那也是政府的義務，而自己既然繳了足額的稅款，也就盡到了自己這份義務，憑什么總還有人嫌自己做得不夠呢？
由此我們會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從歷史中看，政府通常都是由富人把持的，即便在個別情況下其中也出現過窮人的身影，但后者很快也都借由把持政府而發家致富了，他們為什么不會像斯克魯奇一樣呢，他們有什么動機來費力不討好地救濟窮困呢？
（2）血汗工廠并非因為不道德才沒有前途
利他主義本能和高尚的道德情懷當然在其中發揮作用，但絕不會起著核心作用。任何一個還有理性的政府都不會愿意自己的治下有很多隨時可以鋌而走險的無產者。換言之，富人要想安心享福，就必須確保窮人不作亂。
斯克魯奇如果眼光長遠一點，一定也會發現窮人的生存處境其實是和自己息息相關的，如果政府做的不夠，他完全有動機做一點額外的付出。他甚至可以想到，越多的窮人致富，自己的生意范圍也就越大，自己也就可以賺得更多。今天的富國援助窮國，主要就是出于以上這兩點思路。但投入產出比是否劃算，經濟賬有時候比不上政治賬好看。
斯克魯奇即便能夠想通這點，拒絕慈善仍然有利，因為這是一種“公地悲劇”的局面，窮人群體就是富人的公共牧場，你可以參閱12.3這一期的內容。
斯克魯奇應該想不到這么深，他最多只會擔心窮人沒有被及時送進監獄。控制窮人不作亂的方法倒也不止一種。我們不妨假定富人全都是為富不仁、心狠手辣的角色，如果鐐銬可以幫他們達成目的，他們絕對不會吝惜鋼鐵。但我們只要再做一個假定，假定富人是有正常理性的，懂得吸取歷史教訓，那么鐐銬顯然不是最經濟、最有效的手段。那么，上述問題就變成了一個如何控制管理成本的問題，換言之，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
于是，聰明的政府總會想辦法保障窮人的最低生活標準，最好讓他們有一點產業?！坝泻惝a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一個人有了恒產，總會舍不得放棄這點恒產去鋌而走險的。
對這種不得已的付出，富人很可能并不心甘情愿。那么，我們不妨假想一個社會，那里的富人以及富人所把持的政府擁有絕對的、而且成本低廉的控制手段——在高科技的時代，這樣的假想其實不難成為現實——他們可以隨意役使窮人，讓他們做牛做馬而不會擔心他們的反抗，甚至不擔心他們會萌生反叛的念頭，那么，奴隸制會因此成為最經濟的制度嗎？
如果請亞當·斯密來回答這個問題，我想他大概會這樣講：“不會的，人的創造力遠遠勝過牛馬，所以，強迫他人做牛做馬在大概率上不如放任他們做人來得更加有利。”
所以，無論是對于冷酷無情的資本家來說，還是對于代表富人利益的政府來說，最大限度地激發人的創造力才是最有利、最優選的方案。
把人當人來用，比起把人當做牛馬或機器來用更劃算、更經濟，這并不需要人道主義者和慈善家的大道理。在這樣的邏輯下，血汗工廠遲早會在自由市場的競爭里慘遭淘汰，這不是因為它們不道德，而是因為它們的經濟效能不高。當然，這必須從長程來看，因為急功近利的時候往往倒行逆施才是最有效的方式，奴隸制的鼎盛期并不比自由經濟的績效更低，只是后勁不足罷了。盡管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坐等血汗工廠的消亡是斷然不被容忍的，無論只需要等上一天還是需要等上一整個世紀。那么，站在國家的角度，征服一個國家，用槍炮和鐐銬逼迫那些亡國奴做牛做馬，這顯然不是一樁劃算的買賣。
但古人常常覺得這是劃算的，因為他們對財富的理解是很直覺的、屬于重商主義的。諸如糧食和礦藏，只有這些實實在在的東西才被看作財富。于是人對財富的占有就是一樁零和博弈，我多占一分，你就少占一分，而商業的意義只在于互通有無，并不會創造額外的價值。我們且看王安石和司馬光的論戰，王安石要改革財政，通過制度上的轉變來創造額外的收入，司馬光的反駁很能代表經典的古代思維：天下財富就那么多，哪可能憑空變出來呢，政府的財富多了，民間的財富就一定少了，你這樣做絕對是在與民爭利。
那畢竟是價值一元化的時代，他們很難想到所謂“利益”、“價值”，都是十足的主觀性的概念，甚至可以完全脫離生產活動而存在。試想一位宗教領袖高姿態地為萬民祈福，所有人都蒙受了他的感召，覺得當下的生活是如此的幸福美滿，或者雖然苦難重重，但每一個苦難都被解釋為通往永恒天國的一級階梯，因而變得非但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讓人渴望去忍受更多的。這樣的滿足感是全世界所有的財富都換不來的，也不是GDP能夠簡單解釋的。那么，這位宗教領袖為每個人、為全社會創造了多少利益、多少價值呢？
只要我們理解到價值的主觀性，理解到信仰背后的商品屬性，那么我們就該想到，今天的生活很可能并不比中世紀的生活富有，甚至并不比原始部落的生活富有，未來的生活也很可能并不比今天富有，世界首富很可能并不比一名荒漠中的苦行僧富有。
這倒不盡然是憑空的想象，因為中世紀的歐洲人大多都在這樣的狀態里向死而生。既然篤信永恒的天國，又何必在電光石火的塵世里汲汲以求富貴呢？他們比我們更加看得淡生死，看得輕名利。貴族不妨卑宮菲食，平民不妨簞食瓢飲，在黑死病泛濫之前，生活并沒有那么多的不確定感，因而也就沒有像今天這樣多的焦慮和抑郁。他們收獲的利益或價值，或者說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生產活動和物質財富帶來的——只要做很小的付出，按時去做彌撒而已，換來的滿足感或幸福感不會比今天花幾百元一小時做心理咨詢或者花上萬元一天去海外度假更少。
信徒與神職人員的關系因此也可以看作經濟關系的一種，前者付出的是物質財富和精神上的尊崇，后者提供的是可圈可點的心靈慰藉。在基于自愿的交易當中，雙方共同受益。一切基于自愿的交易皆有利于雙方，這是經濟學最基本的一條原理。反過來講，貿易制裁就好比一對夫妻鬧了矛盾，一方以拒絕同床作為對另一方的懲罰。
這樣的一條基本原理顯然會推導出以下結論，即最大限度的、最不受干涉的自由貿易就是最有效率的經濟體制，正如沒有上帝干涉的自然界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規律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使孔子不禁感慨“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一切不適應環境變化、跟不上伙伴們與敵人們的進化腳步的生物都被無情淘汰，它們的呻吟與哀嚎在被任何人注意到之前就已經湮滅無聞了?！疤斓夭蝗?，以萬物為芻狗”，而人類以自詡的同情心和未雨綢繆的計劃性保障著在生存競爭中落敗的同伴們還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資料，使他們從不會少了翻身的機會，這對于富人或強者而言，算得上一件既利他又利己的事情。那么，為自由市場配置一個最低限度的、守夜人式的政府，把慈善交給市場，這似乎是經濟制度設計上的一種最優方案了，是一種斯克魯奇和克拉吉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今日思考
但是，守夜人政府永遠都有一種自我膨脹的本能，換言之，它總是不肯安安分分地守著一個守夜人的角色。每個人都知道集權政府的膨脹本能，但即便在民主框架里，假定曾經存在過某個守夜人政府的話，它也很容易膨脹得面目全非。這到底是為什么呢？這就是今天留給你的思考題。
今日得到
最后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今天我們談了《圣誕歡歌》里邊的募捐情節，你只需要記住一個觀點：把人當人來用，比起把人當做牛馬或機器來用更劃算、更經濟，所以剝削和壓迫即便僅僅在經濟意義上也是不可取的。
就到這里吧，我們明天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