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43.12】愛曰：“圣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
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
先生曰：“縱有傳者，亦于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于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于堯、舜則祖述之，于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峈也”。
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后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心得
“因時致治”之道對于企業經營管理也非常有指導意義。有些創業型企業學習谷歌、蘋果的自由開放管理，只學自由開放之表象而未抓住激發創新之精髓，企業治理松散導致創業失敗；有些企業學習華為、富士康的軍事化管理，只重嚴格管理而激勵配套不到位，人才流失而企業元氣大傷。這些都是因為沒有做到“因時致治”：只關注細枝末節，簡單復制他人成功之表象，沒有抓住成功背后的“道”，即存天理、滅人欲，正人心、致良知，最后必然會收獲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