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東的“五年計劃”

一場莫名其妙的談話（下）

因為一場莫名其妙的談話，王在晉被綁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而且看上去似乎是恥辱柱的恥辱，畢竟王大人這個智商水平確實低的有點可怕。

鑒于這個智商水平，調離遼東經(jīng)略是必然的，給個閑職養(yǎng)老是組織關照，直接強制退休也不是不可能的。

于是乎王在晉被打發(fā)“養(yǎng)老”了，目的地是南京。

作為江蘇太倉人，王在晉到南京工作真可謂所有求職責的夢想：

事少、錢多、離家近。

再注明一下，還是去當領導。

王在晉的新職務：兵部尚書，南京的。

由于明朝實行兩京制，成祖朱棣遷都時保留了南京的領導班子，即原首都南京（應天府） 還有一套和北京（順天府）一模一樣的領導班子，北京有什么南京也有什么，這就是標準的“雞蛋放在兩個籃子里”，事實證明這項制度極具戰(zhàn)略眼光，為之后的南明劃江而治甚至揮師北上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四個二帶倆王的牌，全砸南明手里了）

盡管正常時期的南京領導班子多為修生養(yǎng)老好去處，品級和北京一個樣，薪水和北京一個樣，唯獨工作和北京不一樣，幾乎沒有，很清閑，坐著就把錢掙了，但南京兵部尚書不在此列，在南京大小事務由三巨頭負責：南京兵部尚書，開國勛臣后代，南京鎮(zhèn)守太監(jiān)，而三者中又以兵部尚書為主。

在家種地的解經(jīng)邦聽到這個消息，不知作何滋味。

這哪是養(yǎng)老，明明是高升啊！

這么重要的領導崗位，南京掌握實權的前三把手，讓一個智力有障礙，邏輯判斷近乎蠢貨的王在晉去當，這說明了什么？不是說明王在晉運氣，不是說明天恩浩蕩，而是說明了明朝從上到下腦子都被驢踢了，無一例外。

問題是，這可能嗎？

當然不可能，看事情不能以偏概全。

第二個問題，一群聰明人安排一個所謂不折不扣的蠢貨去當南京兵部尚書這樣要面子有面子要里子有里子的肥差嗎？

答案也是不可能。

最后一個問題，以孫承宗和王在晉談話時的表現(xiàn)，很好奇王在晉是怎么做到兵部侍郎這個位置的？得有多大的后臺才可以？

如果王在晉真的就如孫承宗談話時那個水平還可以高官得坐駿馬得騎，王在晉是個“廢物”，明朝上下更是個個廢物。

在小學時候的我喜歡看中央十臺的《百家講壇》（現(xiàn)在還有，但是...），出于對歷史的愛好最喜歡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國》，出于對清史的愛好喜歡閻崇年先生的《明亡清興六十年》，可以說這對于以后我喜歡清史有著一定的影響。

我是個較真的人，不太喜歡所謂的民族英雄或民族敗類這樣充滿道德判斷的標簽，然后任殺予奪，把某些人捧上神臺高高拱起，連放屁都是香的，而某些人則要打入萬丈地獄，只要和“神”做對的都是壞人，這種簡單的單一的主觀的價值判斷不僅不靠譜，往往還會出問題。

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此刻的孫承宗還在義務支教，袁崇煥還是一個刻苦學習的15歲少年，王在晉已經(jīng)是工部郎中了，然后當年年底被下放到福建當副使兼任興泉兵備。（兵備：掌監(jiān)督軍事，并可直接參與作戰(zhàn)行動）

萬歷三十三年到萬歷四十四年這十一年里，王在晉足跡踏遍湖廣、浙江、江西三省，擔任高級領導干部職務，比如浙江按察使、浙江布政使、江西布政使，按察使主管司法和吏治相當于現(xiàn)在的省紀委書記和組織部部長，布政使主管民政和財政相當于現(xiàn)在的省長，說王在晉是一方封疆大吏也不為過。

萬歷四十七年，王在晉終于轉正了，升任山東巡撫。

泰昌元年八月，鯉魚跳龍門，調往中央，升任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軍務右僉都御史。

兩個月后，出任兵部左侍郎，之所以選擇王在晉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讓王在晉去做替補遼東經(jīng)略，在場邊熱身準備上場。

沒想到來了熊廷弼，所以王在晉暫時沒上去，還是兵部侍郎，但職務又有些許的變動：

署三部事。

有權管理三個部門的事物，這三個部門分別是：工部、戶部、兵部，王在晉這就好比現(xiàn)在的國務委員。

管打仗，管糧餉，管武器，可謂一條龍服務，多方面全角度復合型人才。

然后這樣一個出任四個省級高級領導干部（浙江、江西、湖廣、山東）擔任過三部委一二把手領導（工部、戶部、兵部）對遼東極為了解（遼東經(jīng)略后備，遼東山東一個布政司，兵部侍郎），說出了一番牛頭不配馬尾狗皮不是一竅不通的戰(zhàn)略，被人問的支支吾吾張口結舌連話都說不清楚，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其實之前的談話還可以有這樣一番情景：

當孫承宗大聲質問王在晉舊城前的陷阱、地雷這些是給自己人設置的還是敵人設置的時候（舊城之品坑地雷為敵人設，抑為新兵設乎？）

王在晉一臉微笑的看著竭力壓制努力的孫承宗，沒有說話。

“如果新城失守，駐守新城的四萬士兵擁擠在舊城下，是開門讓他們進來（后金屁股后面跟進來），還是不開大門眼睜睜的看著他們死于城下？”

開門還是不開門，這是個問題。

王在晉微笑的望著孫承宗，說了這樣一句話：

當然不能開。

你要讓這四萬人白白送死？孫承宗一直竭力壓制的火氣剛要噴發(fā)出來，但王在晉接下來的話讓他愣住了：

“大人久在京師可能并不知道，在山海關駐守的這些明軍別的不會，但是打起仗來撒丫子跑路的功夫可以說是看家本領（邊軍善走），平常軍中的督戰(zhàn)以及”臨陣偷逃當斬“都不能制止他們的行為（即殺不能止），況且兩軍陣前，如果我軍陷入不利的情況，就是督戰(zhàn)隊都跑了，執(zhí)行軍令的人都沒了，誰還去執(zhí)行軍令呢？（誰復為殺者）”

“我表面上用兩城之間唇亡齒寒互相支援來穩(wěn)定將士們的信心，（故為兩城以固其心），其實不過是騙騙他們，而實際上駐守新城的四萬將士已經(jīng)被放在了死亡的邊緣（而實置之死以勵其必死之氣），所謂置之死地而后生，當他們發(fā)現(xiàn)無路可逃的時候，唯一的選擇只有背水一戰(zhàn)，大不了臨死前多拉幾個墊背的?！?/p>

說到這里，王在晉不再微笑，身體為之一凜：

“至于兩城之間的陷阱和地雷，既是為這些逃兵準備的，也是為追趕而來的后金準備的，對我軍而言它們是督戰(zhàn)隊，對后金而言它們就是死神?！?/p>

“到時我會命舊城將士，凡城下眾人，無論敵我，一律射殺！”

說到這里，王在晉再也沒有沉默，再也沒有微笑，一身的殺氣。

聽到這里，孫承宗表示無話可說。（臣遂無以應）

是敬佩？是無奈？是認同？我們不可而知，但我知道的是，這段記載在作為孫承宗和王在晉談話記載的《明史》里看不到一點影子；而所謂的四萬新兵，孫承宗壓根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王在晉除了修筑新城外還有一個重要措施：

聯(lián)虜。（聯(lián)合蒙古）

努爾哈赤占領廣寧后不到一年退回遼東，而明軍固守山海關，這就在山海關至廣寧這片區(qū)域也就是遼西成為了一片真空地帶，沒有明軍，沒有后金軍，這個空子被蒙古各部鉆了空子，正愁沒地盤呢，舉家攜口都成為了這片土地的“新主人”。

聞訊得報的王在晉不僅沒有“我代表大明王朝做出嚴重抗議”，反而拿出一萬兩銀子分發(fā)給這些首領，告訴他們這片土地是“明蒙共同的家園”，大家共同開發(fā)，蒙古兄弟來的越多越好。

這些蒙古首領很高興，既白占了土地還有工資拿，誰說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紛紛表示會帶更多族人前來。

王在晉也很高興，拿了一萬兩白銀就找來這么多廉價勞動力還順帶看門保安，想要攻打山海關就得先過遼西這一關，這樣一來關外也不算無局可守。

雇傭保鏢花了一萬兩白銀，修筑八里鋪花費九十三萬兩白銀，共計九十四萬兩，算上零頭不到九十五萬兩。

至于關寧錦防線，每年花費五百萬兩，算上零頭五百多萬兩，單遼東一鎮(zhèn)的軍費開支就比其他八鎮(zhèn)的總和還要多，事實證明，關寧錦防線無與倫比的防御值背后也是以無與倫比的金銀堆砌而成的，成績和付出是成正比的。

王在晉還說過這樣一段話：必須要有收復整個遼東的力量，然后才可以收復廣寧；必須要有消滅后金的力量，然后才可以收復整個遼東。不然就是沒有意義的戰(zhàn)爭，打半天還是沒有死局，卻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錢花了可事沒辦成，對財政造成巨大影響，導致財政困難難以繼續(xù)支持遼東戰(zhàn)事，不可不考慮。

（必有復全遼之力量，而后可復廣寧，必有滅奴之力量，而后可復全遼。不然啟無巳之爭，遺不了之局，而竭難繼之供，不可不慮）

不出手則已，但凡出手必要置人于死地。

這就是王在晉的觀點，我也不知道是紙上談兵還是醒世之言，因為歷史沒有給它付諸實踐的機會，但我要說：

王在晉或許不聰明，或許不是“明末最偉大的戰(zhàn)略家，努爾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衛(wèi)者，皇帝的老師，忠貞的愛國者。舉世無雙，獨一無二”，但他不是草包，更不是所謂的“史書上對于這位仁兄的評價大都比較一致：什么廢物、愚蠢、不一而同”。

綠葉襯紅花，萬綠叢中一點紅，大雪壓青松，青松長且直正所謂沒有比較就看不到差距，看不到差距就沒有進步，偉大的歷史人物自然需要偉大的歷史貢獻和歷史成就來塑造，能他人所能，能他人所不能，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于將傾，他們英明睿智，他們與眾不同，他們是掌握真理，用對比的手法襯托出這一切，這很正常，但如果因為偉大所以其他人都不能偉大，為了凸顯英勇而去和一個弱智智障之類的人比較，就好如郭德綱相聲的那句話：

即使贏了也不光彩。

不僅不光彩，還很不厚道。

不是別人都傻了，你就會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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