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幽公九年（前425年），趙襄子趙無恤去世，魏斯繼任為晉國正卿，任用上郡守李悝實行變法。
晉烈公十一年(前405年)，齊國發生內亂。田會在廩丘(今山東鄄城縣)反叛，并向三晉求援。文侯任命翟角為主帥，帶領趙、韓兩國的軍隊，一路攻打到齊長城。齊國君主齊康公被聯軍所俘虜，與三晉之君主一起朝見周天子，齊康公并請求周天子冊封三晉為諸侯。
晉烈公十三年(前403年)，九鼎聲響，周天子正式承認韓、趙、魏三家為諸侯，與晉侯并列。
上文說過，趙襄子即使成為了正卿，也沒辦法成為三晉的實際大哥，他死了之后，魏文侯則成為了實際的領導者，魏文侯為什么會成功呢？且看下文：
御下有術
魏文侯最初的導師是儒家的“河東三賢”：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段干木不喜歡政治，不肯出山，魏文侯每次經過他家就扶著車廂把手瞭望，終于段干木出來和他交流理政大事，魏文侯也不走動，就站著請問，能問半天。這種禮謙下士的行為廣為傳揚，四方賢人紛紛來投。
不僅是對于賢人如此，對于其他人等，魏文侯一樣有禮。有一次宴會正酣，天下起了小雨，魏文侯一整衣衫，宣布擺駕野地。大家都問：“這么大雨，喝的又這么高興，您干嘛去啊？”魏文侯說：“我和虞人約好了打獵，喝的再高興，那也不能不履約啊！”于是到了野地，親自和虞人取消了打獵的約定。
這兩手收買人心可謂非常到位，能者臣服，群眾歸心。
對外自矜
魏文侯是三家之中最早醒悟攘外必先安內的道理的，魏國內政振興途中，韓趙兩家還在相互暗算。
韓國來找魏文侯借兵伐趙之時，魏文侯說：“我和趙國，兄弟啊，借不了兵。”
趙國來找魏文侯借兵伐韓之時，魏文侯說：“我和韓國，兄弟啊，借不了兵。”
兩家走了之后都很生氣，但是日后聽說了魏文侯這番大哥說辭，真是心悅臣服，魏國從此在三晉之中脫穎而出。
能聽人言
有一天魏文侯叫來帝師田子方一起飲酒作樂，聽著音樂突然察覺到有些不對，于是問田子方：“你聽聽，是不是左邊的音起高了？”田子方噗嗤一笑，魏文侯睜開眼，瞅瞅他：“怎么了？”田子方收斂衣服，正色道：“我聽說國君啊，管理樂官，而不管理音樂。您現在開始注重音樂的音準了，怕是對樂官的掌控就要削弱了！”魏文侯知道這是暗喻自己不要沉迷玩樂忘了治國大業，正色說：“善。”
在任用名將樂羊攻克了中山國之后，魏文侯問群臣：“我，做君主，怎么說？”群臣說：“仁君、仁君。”但是其中一位，叫任座的卻說：“您得到中山，不封給弟弟，卻封給兒子，怎么能說是仁君？”魏文侯面子掛不住，把任座趕了出去。魏文侯又問翟璜，翟璜回答說：“您是仁君。”魏文侯這次學了乖：“怎么看出來的？”翟璜回答道：“臣聽說國君仁愛，臣子直率。剛才任座的話直率，我因此知道您仁愛。”魏文侯一聽，嘿嘿一笑，知道在理，就讓翟璜叫任座回來，還親自下堂迎接任座，把他當作上等客人。
能士如云
在文化上，儒家當時可謂如日中天，而當代大儒莫過于卜子夏。子夏是田子方、段干木的老師，也是魏文侯的老師。子夏也是為帝王師的儒家第一人，因此在子夏受命坐鎮西河的時候，魏國儼然成為了儒家文化的宗主國，由于子夏重在培育經世致用之儒，而非尚禮重孝之儒，天下諸國無不神往，“西河學派”也因此名噪一時。
但魏文侯在文化上用儒家，治國上卻是兵法并用。他重用了李悝，也就是我國首部法典《法經》的作者，實現了最早的“依法治國”。同時手下還有翟璜和魏成兩位賢臣，翟璜不僅在上文提醒了魏文侯，還為魏文侯舉薦了五位能臣。第一位是我們課本之中都學過的，鄴城令西門豹，把魏國之憂鄴城打理的蒸蒸日上；第二位是名將樂羊，攻克了中山國；第三位是吳起，鎮守西河；第四位就是李悝，封相中山；第五位則是太子之師，屈侯鮒。而魏成則是三位大儒的舉薦人。
此時的魏文侯，內儒外法，兵甲皆行，不可謂不強盛。
分析魏文侯的成功，他不僅彌補了智伯瑤的不足，還超越了趙襄子的謹慎。他敢于用不熟稔的衛國人做新封地的相國，同時能聽從他人的建議，對于吳起這種聲名狼藉的人，肯定了他的才華，依然是照用無誤。這是一種健康的自信。當然，只有能用人，才能吸引來賢人，這種良性循環之下，魏國不僅一躍成為諸侯國，甚至隱隱壓過齊楚秦等老牌強國，滅中山國就是魏文侯武功的一大體現。王霸之道并行，天下舍我誰與？
最后加一個小彩蛋吧，就是李悝的識人五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