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租賃人口預計為1.9億人，這近2億的租賃人口組成了租賃市場超萬億的市場規模。在這巨大的市場規模下，我們看到了以長租公寓為代表的租賃企業的努力，也看到了支付寶、京東、騰訊等一批有影響力公司的支持，同時銀行、互聯網等產業鏈企業也在不斷加持著住房租賃的發展。但是我們更要看到1.9億人的租賃生活狀態，認真了解他們的“心聲”以便在租賃這個“慢活”中找到切入點，完善租賃市場的不足。
以下租房者的“心聲”，分享自《中國青年報》。全文共三個故事，文章較長請耐心讀完。
這些各不相同的租房經歷，辛苦不同，卻又是生存的畢竟道路。
室友篇：租房是玄學，祈禱舍友不是奇葩
良禽擇木而棲。在大城市，找一處安心的住所并不簡單。影響生活質量的變量太多。除了地段、硬件、價格，最重要的是室友。作為一名空巢“北漂”男青年，隔壁房間來了一位年輕貌美、穿著時尚的女孩，做你的合租室友，會開心嗎?
今年3月，女孩剛剛搬來的時候，我蠻開心的。咳咳，別想歪。我希望居住的地方整潔、不鬧，潛意識里，女舍友似乎會比大老爺們兒更注意這些。當然啦，我并未夢想成真。原本以為，在東六環的地界，花費將近3000元租房，選的也是“高端”租房品牌，足以讓我的生活環境美麗起來。可現實給了我一個大耳刮子：只要你還在和陌生人合租，總可能有未知的奇遇在等著你。
女生搬來，帶來的第一件“禮物”是洗手間滿地的頭發。每次她洗完澡，半小時內沒法落腳，且不說滿地的水漬沒擦，頭發就能沾一拖鞋。糾結了幾天，我怯生生地給她發了個微信：“嘿，那個，咱們能不能洗完澡后拖拖地，打掃下啊?”還特意綴了個“破涕為笑”的表情，我覺得這個表情很適合舒緩氣氛。畢竟，人家剛來我就提意見，顯得不太友好。萬一搞得姑娘尷尬了，我也過意不去。然而在我坐立不安、胡思亂想了兩個多小時之后，等來的回復卻是一個扎眼的“微笑”表情。那個小黃人的嘴角高高翹起，仿佛充滿了對我的不屑。“哦。那希望你自己也注意下啊。你知道你的電動牙刷會把牙膏沫濺到洗手池外嗎?”萬萬沒想到，人家對我也有意見。指責了別人，自己卻沒做好，隔著手機屏幕，我的臉都紅了。我買來了專門的抹布，每次用完洗手池子都把周圍好好擦一遍，生怕再被挑出錯。
可對方卻沒我這么“玻璃心”。地上的頭發和水漬還是那樣。過了幾天，更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我放在衛生間的洗漱用品似乎被動過了，尤其是香皂，濕漉漉的，上面還沾著幾根明顯不是頭發的體毛。五雷轟頂，女神的人設在我腦海里徹底崩塌了，老祖宗說的“不可以貌取人”真是沒錯。我一面把所有的洗漱用品緊急收回自己房間，一面毫不猶豫地發去了抗議的微信：“我把洗漱用品收回去了，香皂既然用過了，就留在洗手間共用吧。”思索了一番，我也在話尾加了個“微笑”的表情。對面也很快回復了：“你把洗漱用品收到哪是你自己的事，我沒有也不會用你的香皂。”經過一番漫長的隔空爭吵之后，我慫了。隔壁姑娘實在是太理直氣壯了，堅決否認香皂的污染與她有關。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主動結束了對話，我想，或許真的是我毛病太多，人家不過是甩了幾根頭發?
不管怎么說，我們倆消停了一段時間。因為工作的緣故，我之后幾天都住在了單位。可沒想到，這僅僅是暴風雨前的寧靜。從單位回來，打開門的那一瞬間，我愣住了：這不再是我熟悉的那間房子了。公共走廊里堆滿了垃圾;廁所沒有沖，散發出一股惡臭;廢紙簍也滿了，姑娘就把便后用紙往地上丟，一團團的在地上綻開出骯臟的花兒;最可怕的是，洗漱臺上有一瓶倒了的私密部位消炎洗液，灑了滿滿一臺子……我崩潰了。把這些事情一股腦兒地對好多親朋好友吐了槽，他們很多人的建議都是：“別再遷就了，好好修理她。”可我想的是，上次不愉快地吵了一頓，事情也沒有任何解決的跡象。要不要感化她一下試試?
于是，我拿拖把清潔了廁所，掃干凈公共走廊的垃圾，收拾好了溢出來的廢紙簍。再然后，我拿出紅筆和白紙，寫了“請注意維護公共區域衛生”，貼在顯眼的位置上，內心祈求著能有改觀。結果當然是令人失望的。女孩依舊我行我素。她從不會輕聲關門，經常聽到她在屋內和異地戀的男友大聲嘶吼，那關門聲還會進一步變成摔門聲，足以震撼我的小心臟;她也沒有丟垃圾的習慣，把所有垃圾都堆在防盜門外，積累十幾個，蔓延到隔壁鄰居門口，招來鄰居頻頻側目;她還總把吃剩的外賣盒就堆在廚房，讓食物殘渣發酵出令人作嘔的氣味。作為一個從大三開始就在北京實習，在這座城市待了3年換了4處住所的“北漂”，我無法給予年輕人任何群租生活的建議。在你沒錢的時候，你的群租質量基本就是看命：包括能不能碰到好的室友。
盡管按照一些過來人的“攻略”，和朋友、同事、同學合租似乎有1萬種壞處，可我現在卻覺得，這是保證生活不出太大差錯的有效方法。我曾和3個同學蝸居在老舊小區里50平方米的一室一廳——我和另一個男生睡沙發，一個女生睡臥室，還有個女生睡廚房。在這么不方便的空間里，卻留下了我對北京最初的美好回憶。大家會輪番買菜、做飯，會一起醒著等某個忘帶鑰匙卻半夜才回來的糊涂蛋，也會在周末去小區外的火鍋店胡吃海喝一頓。這與我之后的群租生活形成了鮮明對比。我遇到過每晚都肆無忌憚發出曖昧聲音把我吵醒的情侶，每周末都要叫狐朋狗友來屋里開賭局的小年輕，以及一個大腹便便，自稱我老鄉，借了我500元最后卻想不還的中年大叔。現在的我明白了，在北京，你要想過上舒服點兒的生活。除了挑肉眼可見的房屋位置、裝修、配套，還要祈禱舍友不是奇葩。可這一點堪稱玄學，再口若懸河的房屋中介都不敢打包票。
房型篇：租了個廚房間 然后等著查水表
“你這房是廚房改的吧?”表哥對著天花板打量了半分鐘，轉頭對中介小哥說。看到小哥一臉微笑、不置可否的樣子，我的心突然涼了下去。
瞧瞧這個8平方米的小屋子。從上到下貼滿了畫著藍天白云的壁紙，腳下柔軟的地板墊也是剛換的。推開老式的玻璃窗，就能望到路邊的幾家小吃店。順著這條街道再走900米，我還可以混入早8點的上班人潮，與他們一同消失在北京東三環的某個地鐵站里。可是表哥一眼看穿了這個“性價比超高”的房間。墻上讓人心情舒緩的壁紙，當然是用來裹住泛著銹斑的上下水管道的。關上窗戶仔細聽，分明都是水流走過的聲音。一個有明窗、非隔斷、交通方便的房間為什么會租出如此低廉的價格?答案已經顯而易見了。不過既然房租和押金已交，指望中介小哥把這些錢全部退回來也不太現實。我不是一向自詡為睡眠質量極好嗎，聽點水聲也不算什么。再想想媒體報道的住地下室的大學生，我的居住條件怎么不比他們好?
就這樣，沒有任何租房經驗的我，在畢業季的某個夏日傍晚搬進了那個廚房。一開始，我還是挺滿意自己的選擇。工作日白天在單位，周末沒事就回家。租的房子，就是個臨時睡覺的地方嘛。但廚房豈是尋常臥室能夠比擬，它開始慢慢地展示出自己的威力。首先是那些碗口粗的上下水道，它們在晚上11點和早上五六點時會間斷發出嗚嗚的聲音。不同于白天舒緩的嘩啦啦聲，這種聲音總讓人有點心跳加速的感覺。對于這點小挫折我早有心理準備，防噪耳塞戴上，世界清靜多了。
讓我沒想到的是，噪音的“大boss”竟然來自公交車。每天早上6點半，窗外就會準時傳來一陣粗重沉悶的氣剎車聲。沒有白天各種汽笛聲、引擎聲和行人言語的掩護，這種“嘭”的聲音簡直和打雷無異。緊接著，一段嘹亮的女高音開始報站：“車輛進站，請注意安全。乘客您好，××路無人售票車，開往×××站。”聽過了這兩段聲音，不管我是在前一天晚上幾點睡覺的，都很難再次入眠了。在用防噪耳塞苦撐了兩天后，我入手了一副專業級別的降噪消音射擊耳機。戴著這款橙色耳機躺在床上，我活像個工作間隙小憩片刻的電工。然而再專業的設備也有疏漏，只要半夜多翻幾次身，耳機保準會從頭上滑落。
可能是覺得光有聲音刺激，不足以讓我感受到這里的特別，廚房還特意為我安排了溫度上的體驗。夏天時還好說，雖然沒有空調，我躺在涼席上吹著電扇，似乎也沒有特別熱。但冬天的確為我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活了20多歲，我第一次摸索出了進門穿衣服、出門減衣服的“生活常識”。好不容易盼到了供暖季，廚房里的溫度依然沒有絲毫上升。11月中旬的某個冰冷夜晚，我裹著4層秋冬季的衣服坐在床上進行最后的思想斗爭：老子干脆不要中介退房租和押金，自己滾蛋算了。幸好下一刻我又注意到那些天藍色的壁紙，摸著暖氣不熱，莫非是這些該死的壁紙阻斷了傳熱?不管以后中介怎么怪我破壞房間了，我抓起一把剪子，飛快地把覆蓋在暖氣片上的壁紙除掉。亮色調的廚房一下子暴露了它的本來面目，暖氣片上露出暗紅色的銹跡，壁紙的內襯沾滿灰塵和蜘蛛網。但這些視覺沖擊對我來說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我的屋子終于暖和了。
諸如此類的煩心事經歷多了，我在廚房待著的時間越來越少。就算晚上閑來無事，我也會在單位耗著，趕著最后一班地鐵回去。那段時間，一位領導上夜班時經常發現我坐在工位上，就會鼓勵地說聲“還不走啊”或是“又加班呢”。我只好含笑默認。整天耗在單位，有時一出差還好要幾天，弄得我和合租的室友一直沒熟絡起來。有個哥們兒見到我的固定開場白是：“誒，好幾天沒看到你了!”現在想起來，我和他們最頻繁的交流就是在收各種費用的合租微信群里。偶爾接到他們的電話，八成是因為物業查水表進不去門。沒錯，整間房子的水表就在我的廚房里。
有時，我出差回來會順手送室友一點特產。作為禮尚往來，他們也會象征性地邀請我一起吃飯。但飯桌上扯來扯去，也沒發現大家有什么共同語言。住在我廚房對門次臥的兩位哥們兒，貌似在一家企業培訓機構工作，每天在微信朋友圈習慣發布與各地小老板的合照以及10條以上的勵志雞湯。住在我斜對門隔斷間的兩位姐們兒，每天下午五六點開始梳妝打扮，如果降噪耳機脫落，凌晨四五點我又能再次聽到她們洗漱的聲音。我很少參加室友之間的聯誼活動，所以當他們上個月還在一起吃著火鍋唱著歌，下個月不知什么原因就互相叫罵的時候，我也沒有想過出去相勸。旁邊隔斷間的大哥大姐在北京打工已有10多個年頭，為了給3個孩子節省學費，依然選擇住在沒有窗戶的隔斷間。這種房間夏天空氣極其污濁，他們只好24小時不關自己的房門和房屋正門，換來一點流通的空氣。但正是這對生活壓力最大的夫妻，活得最為體面。他們嚴格按照值日表打掃衛生，使用洗衣機前會征求別人的意見。有次他們的小兒子來北京迷路了，同時手機還停著機。大哥非常客氣地請我們幫忙充話費，還一定要加錢給我們充回來。
在與廚房共處半年后，我終于借單位外派的機會逃了出來。中介小哥答應幫我把還剩兩個月期限的房間轉租出去，最后也沒有聯系我。一想到誰會在這么短時間租這么個奇葩的房間住，我也就漸漸釋然了。
換房篇：每個漂過的人都渴望住處“甚賤且甚好”
把銀行卡搜刮干凈后，我在來到北京的第三個年頭，搬進了第三處住所。每個在京城漂過的人應該都能講出一串“北京租房故事”。近日翻開《曾國藩日記》，發現這位當年新晉的相當于“副處級”的干部也未能免俗。曾國藩剛到京城的頭三四年，隔個一年半載就要跑去看房子，為了找到“甚賤且甚好”的寓所，也得一連跑四五天。古人的嘚瑟之處在于，他們還要找人先看看風水。
170余年后的后輩“北漂”們找房子時，只要租金不要高得讓人心碎、離單位不要遠得過分，就得爭分奪秒地簽合同了。我原先住的小區，是某個國有工廠的老家屬院，老一輩工人的作風也能從房子里窺到一點端倪：整套房子完全沒有裝修過的跡象，廚房門和櫥柜上還刷著上個世紀末流行的淺綠色油漆，臥室里的空調看起來比我年輕不了幾歲，衛生間里掛著用鐵絲和白色塑料管自制的卷紙架……房東應該是個講究人，把兩把折疊椅藏在隱蔽的柜子里，只給租客留下一張圓塑料凳。住進去幾個月后，我的福爾摩斯式的室友翻出了那些有紅色軟墊和褐色鐵銹的椅子，我們又一次被帶回上個世紀末。
對門的老太太則是一位時刻保持警惕的“朝陽群眾”。我剛搬來沒幾天，第一次見到她時就遭遇了查戶口級別的一連串發問：多大了、在哪兒上班、上班多久了、幾個人住這兒……老太太常一臉嚴肅，平日打招呼也鮮見笑容，嘴永遠向下撇。總見這樣的臉孔，算不上愉快，又過了一兩個月，老太太再次一臉嚴肅地對我說：“姑娘，平時有啥事兒言語一聲，啊!”啊?什么?頓時覺得她家門楣上灰撲撲的“黨員之家”幾個字，看起來更鮮艷了。在這個處處陌生人的巨型城市，保持警惕應該是與人打交道時成本最低的模式。信任和互助，能算是奢侈品了吧?
跟對門老太太的友情還沒來得及萌芽，就被掐斷了——房東老太要賣房了。盡管無意介入別人的家事，還是耳聞了一些故事：房東老頭早已過世，當了一輩子工人，沒留下什么遺產，趕上房價大漲，子女們催老太太趕緊賣了房子，好留下一份便于瓜分的財產。當時也正值畢業生大潮來襲的6月中旬。在那之前的6個月，北京房價又經歷了一波洶涌的上漲，記者們采訪了一個又一個恐慌的中產家庭，寫出一篇又一篇充滿焦慮的故事。漲價的浪頭拍到租客身上，就變成高了20%的租金，以及面積更小、位置更差的房子。前一套房子的押金，也就是整整1個月的房租，被中介小哥以N個理由扣光，打掃房間的清潔費也算在我們頭上——而帶人看房子時，他們素來和藹可親，仿佛與我們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新租的房子里倒是沒有遺留太多上個世紀的氣息，但新世紀的氣息也同樣稀少——簽完合同后，室友驚呼了一聲，原來這房子是房東“裸租”的!我們這才反應過來，在房子里看到的桌椅、沙發、床，都是剛搬走的房客留下來的。而它們都被笑容可掬的中介小哥悉數寫進租房合同的家具清單里——也就是說，如果它們稍有差池，我們交出去的押金很可能又要不保。一個大而無用的沙發占了臥室的小半壁江山，一臺銹跡斑斑的舊空調掛機扔在客廳，中介小哥已經不見了蹤影。我們啞然失笑。一年一度的糟心時段結束后，生活又回到慣常的節奏。
在一個地方住久了，會生出一種熟悉感，賣菜的大嗓門兒大姐、開糧油店的靦腆小哥、小超市的高個子老板，會慷慨地免掉零頭，在你沒帶錢包、手機又沒電的時候主動說“下次再給錢”。但直到又一次搬家，才發現這種熟悉感和熟悉帶來的穩定感，只是一種錯覺。
在北京租房兩年，我終于領悟到魯迅的那句話：“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比如，租房中建立的友情，總是欠牢固，可以輕易地被租金、工作、個人喜好等擠到后邊。送走兩位室友后，我也成了離開的那一位。
以上的文章是否也寫出了你這些年來租房的經歷，而現在有改善嗎?那么你又能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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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故事來自《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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