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幾年來，英國有一個頗受全世界文藝青年追捧的活動——“Letters Live”。這是一個書信朗讀活動，組織者會邀請音樂、影視等文藝界名人來現場朗讀年代已經久遠但仍觸動人心的舊書信。卷福、抖森、“甘道夫”老爺子都來過。每年現場演出的視頻一出來，社交媒體上常見刷屏，觀之者眾。關于這項活動的宗旨，官網上是這樣說的：Letters Live用現場演繹來贊頌書信經久不衰的力量。這些舊書信甚至集結成了一本書，中文名譯為《見信如晤》，我也入手一本，閑時常常隨手翻開讀上幾封，嘗試著去感受寫信人和收信人在當下一刻的靈魂悸動。但在翻閱這些字條時，一直有一封信在腦中盤桓縈繞，雖相隔兩千余年，卻正如Letters Live所說，它撞擊內心的力量經久不衰。這便是太史公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

????????依照舊時讀書人規矩，想要進入廣博深遠的《史記》的世界，必要從《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少卿書》開始。《太史公自序》中對《史記》的創作緣起以及創作背景和創作目標已有介紹，雖然其中也無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些私人的生活場景，如父親司馬談臨終時動情的咐囑，但總體而言感情是非常克制的，因為畢竟是在史書中為祖先和自己作傳，客觀冷靜是首要的態度。而《報任少卿書》一文，因其是寫給將死好友的一封私人信件，況且好友的來書及自己的報書又牽涉當時驚天動地的一件皇家大事，事態之復雜，感情之沉重，引出太史公多年沉積于心的憤懣和苦痛，一經迸發，便如巖漿洪流，灼燙，浩蕩，滲入骨髓。

??????? 自古以來，關于《報任少卿書》一文的寫作時間、文字內容等，史家多有爭議，至今仍未敢說已有哪家之言便是定論。我不做學問，史家的考據對比及甄別非我所長，我只從一個有血有肉人的人之常情來判斷，更為認可錢穆先生的研究結論：這封信應寫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十一月，即任安（字少卿）被施腰斬之刑前不久，主旨是回復好友任安請司馬遷在漢武帝面前為他申冤求情的來信，向好友解釋此事無可挽回而且他也不能相救的原因，希望好友能夠理解他的苦衷。讀這封信最直接深刻的感受是：痛，痛之后升起無限的敬。痛太史公要忍受人世間最大的屈辱而活，敬太史公一次次面臨人生或重大或艱難的選擇時的真和勇。

生死大義

??????? 我們中國人自古便推崇“舍生取義”，常說“士可殺不可辱”，認為“視死如歸”是美德。似乎在面臨生死抉擇時，選擇死總比選擇活要高尚一些，勇敢一些。我不否認許多慷慨赴死之士的高尚和勇氣可嘉，但太史公司馬遷的一生會逼迫我們反過來思索這個問題：死是勇敢，那么活呢？茍活呢？忍辱茍活呢？

??????? 關于司馬遷受刑的問題，很多人一直有誤解，以為司馬遷是直接被漢武帝判處為宮刑。其實不然。司馬遷在李陵案中的罪名是“誣罔主上”，按律當死。但西漢的律法也可以免犯人死罪，如何免？或交錢贖死，或自乞宮刑。贖錢減死一等，據考證，當時需要約五十萬錢。司馬遷說自己做官只是“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那么“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便是很自然的了。況且一旦獲罪，“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想必借錢也無人可借吧。要活，只剩下宮刑一條路。

??????? 活，這么重要么？這不是大富大貴無比愜意地活，甚至不是尋常人家平平靜靜地活，這是要承受人間最大屈辱、有生之年都要遭人恥笑和白眼地活。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對于稍有骨氣和烈性的人來說，求“死”都會是更容易的那一條路，不必受辱，多少可以保全一些自己和家人的名節。對普通人而言尚且如此，何況是“慨之士乎”的司馬遷，那個十歲誦古文二十歲壯游天下要以史記重續家族傳統要以文采表于后世的司馬遷。寫這封書信時司馬遷身為中書令，常伴漢武帝左右，看似風光，所以任安才會求助于他。但司馬遷本人是怎樣形容自己的處境呢？“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郁而無誰語。”精神狀態如何？“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智慧如司馬遷，在做出自請宮刑的抉擇之時，之后所要面對的種種想必早已料到。但司馬遷說，如果我就這樣死了，那死得輕于鴻毛。所以他說，我選擇活。活，那需要常人無從想象的勇氣，更需要一個重要性超越生死的理由。完成《史記》一書便是這個大過天的理由。父親臨終時含淚的囑托，家族的榮譽，“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的確是他的考慮。但他能慨然赴生，就極刑而無慍色，心中一定有比“盡孝”分量更重的承載。我想這應該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責無旁貸的擔當。父親司馬談臨終時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其實這句話講的遠不止是司馬一家的興衰，而是中國史學大傳統的興衰。

??????? 周朝時，周天子派駐太史到各國，記錄該國史事，他們直屬中央，直接聽命于周天子。正因此，中國史學從一開始便培養出超然于各國政治之上的氣質，史官們清高而公正，敢于記錄真實的歷史，并且懷有強烈的文化責任感和使命感。然而經過戰國的連年戰亂，以及秦朝統治者焚書坑儒乃至刻意消滅史學之后，到了漢朝，盡管“今漢興，海內一統”，但由于漢承秦制，統治者也并未有復興史學之意，所做的至多是沒有繼續破壞而已。毫不夸張地說，在司馬談和司馬遷的年代，中國的史學傳統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沒有人挺身而出，這一傳統很可能就此斷絕。司馬談對此甚為憂懼，所以殷殷咐囑自己的兒子司馬遷：“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遷回答父親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稍后又說，父親說五百年圣人出，孔子到現在差不多五百年了，是該有圣人出了吧，那么“小子何敢讓焉”。一句“弗敢闕”，一句“何敢讓”，司馬遷從此背負起父親的期望，祖先的功業，乃至中國史學大傳統的重續之責，真正做到了萬死不辭。

??????? 責任在身，責無旁貸，于是在面臨生死時只能選擇那條更艱難的路：為了高貴的目的卑賤地活下去。在我看來，這是真正的勇敢，真正地明白生死大義。

一片冰心立世間

??????? 命運會讓每個人都在一生中面對無數次選擇，但似乎司馬遷所面臨的選擇總是那么艱難和沉重。伴君如伴虎，帝王的心思總是那么多變，一路仕途順利的老友任安突遭誣告，加上漢武帝為子報仇心切，于是任安下獄被判死刑。任安自覺冤屈，想到好友司馬遷如今任中書令，常在君王左右，也許可以幫忙伸冤吧，于是寫信求援。任安的來信是讀不到了，我們只能從司馬遷的回信中揣測一二，但是一個被判腰斬又自認遭小人陷害的人會在信里說些什么，大略可以想象。

??????? 好生惡死乃人之常情，任安的求救是他最后的掙扎，無可厚非，但對司馬遷而言是多么大的一個難題。他心里非常清楚，太子之死在漢武帝心中早已由內疚變成了深深的恨意，當年討伐太子甚至沒有幫助太子的人，武帝是不會放過他們的。卷入“戾太子案”的人根本救無可救。更何況，退一萬步說，就算有回旋的余地，《史記》未成，他司馬遷也是不能出手相援的。可面對臨刑老友的哀告，司馬遷又怎么對他解釋情勢的救無可救和自己的見死不救?從接到任安來信到終于決心提筆回復的幾個月來，司馬遷必定是輾轉反側，千思萬慮。老友為求生可以吶喊求救，可自己的一腔憤懣苦痛能與誰言說？真話太難說出口，可現在已經是冬月了，臘月就要行刑，老友如果至死都得不到他只言片語的回復，豈不是要“魂魄私恨無窮”么？果真這樣，司馬遷一輩子心又怎得安寧呢？

??????? 所以思來想去，終于落筆報書。第一句便觸目驚心: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為了《太史公》（即《史記》）這部書甘愿做牛做馬做奴仆的司馬遷有話要對您說啊！太史公牛馬走，六個字，錐心泣血，但意堅志決。

??????? 我本是犯了“誣罔主上”之罪的必死之人，為了活下來，我自請宮刑，到現在幽于糞土之中，時時處處遭人侮辱和恥笑，真的是因為貪生怕死嗎？您寫信要我以推賢進士為務，為忠臣申訴冤屈，當年我為李陵仗義執言的事難道您忘了么？說起李陵這個人，我與他“素非相善，趣舍異路”，就連在宴會上舉杯寒暄都不曾有過，只是心里暗自贊嘆他有國士之風，所以當他以不足五千的步卒對抗匈奴舉國兵力而戰敗假降卻遭人媒孽時，我私心痛之，所以站出來說了句良心話，卻招致大禍，這件事情的整個過程您也是十分清楚的。可見，我從來都是以推賢進士為務的。李陵與我素不相熟，我尚能如此，而您是我的好友至交，何況我也曾身陷囹圄，您所遭受的苦難我感同身受，因此于情于理，我都應該相救，無論結果如何，試也必須試一下的。然而，我不能！我出身史官世家，傳記古往今來的仁人義士圣主賢君，舍生取義的道理我不懂么，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我做不到么？何至于如今隱忍茍活，在皇帝身邊做一個人人唾棄的宦官。那是因為《史記》書還沒有完成啊！為了寫成這部書，完成對父母對祖上乃至對歷史的責任，我可以身殘處穢卑賤地活著，我甘愿做牛做馬，因為我的身體早已不是我司馬遷的了，是屬于《史記》的！如果今天書已然寫成，我必將它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后就算是被殺戮一萬次，又豈有悔哉！假如真是這樣，我必奮不顧身為你在皇上面前申冤求情，我沒什么可怕的，死又算得了什么呢？可是，我的書還未寫成啊！所以我不能重蹈李陵案的覆轍，不能再冒死去觸武帝的逆鱗，司馬遷可以為老友你去死，但我所著的史書不能再為任何人任何事犧牲，這一點是無比明確的。我這些話只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您是我的好友，必也是我的知音，我相信您能懂我的心境。但如果您不能理解我，謂我是貪生怕死之輩，那也沒關系，我也終有一死，待我死之日黃泉之下是非乃定。就寫到這里吧，書不能盡意，只能略陳固陋。謹再拜。

?????? 讀罷，掩卷沉思，太史公為人處世之真誠細膩令人動容。當他被判死刑，想要以錢贖死，卻因家貧拿不出五十萬錢時，他的朋友們是怎樣的呢？“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我猜想，這其中也包括任安吧。人生沉浮難定，轉眼仕途一帆風順的任安也被下獄判刑，向司馬遷求救，司馬遷卻沒有置之不理。盡管他不能也無從施救，但既然好友開了口，他就決定真誠面對，剖肝掏肺，不管好友相信不相信理解不理解，也要把自己的一腔幽怨和無奈說給他聽，唯恐話不及時說出來，好友含恨上路，那他豈非一輩子都要良心不安了。

??????? 任安是好友，情深意重很正常。那么李陵呢？用司馬遷自己的話說是“素非相善，趣舍異路”，說白了就是一個文臣一個武將，平時根本不熟，連場面上干個杯都沒有過。司馬遷僅憑他對李陵素日的觀察，看到他“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是個忠孝仁義之人，又同情他以五千步兵去應戰匈奴舉國的騎兵，所以在李陵不得已戰敗假降而遭眾人落井下石之時，他站出來為這個和自己并不相熟的人仗義執言，惹惱武帝，大禍臨頭。沒有交情，沒有利益相關，為什么挺身而出？為的不過是一顆真心罷了。

??????? 甚至面對皇上，至少在獲罪之前，司馬遷也并非只有人臣之忠，而是以一片真心對武帝的。李陵案中他所以實話實說，對李陵，司馬遷是同情與看重，不忍一代忠臣良將遭構陷，但對于武帝，看到他聽說李陵戰敗而寢食難安，司馬遷除了要為國進忠言，對武帝在情感上也是不無疼惜的，所以迫不及待要為武帝分憂——“仆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凄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只是有時候你的一片真心，對于身處高位的皇上來說，看起來也是那么可疑。“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徒呼奈何……

??????? 《報任少卿書》寫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的陰歷十一月，信中可以看到，《史記》一書尚未完成，似乎正在收尾，司馬遷仍為此而“忍辱茍活”。再查司馬遷的生卒年份，他死于公元前90年，也就是寫這封回信的隔年。短短一年間，僅僅夠結束書寫并修改完成吧。可以想見，司馬遷在將書稿全部修改完成謄清之后，沒有在世間再做任何停留……

??????? 最后，我想提一筆任安任少卿。關于此人，歷史上除了記載他的為官經歷，以及最后因“戾太子案”被腰斬之外，沒有關于他的什么私人敘述。最私人的，也就是太史公的這封千古一信《報任少卿書》了。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首先，他是個帶兵的武將，毋庸多言。其次，他大半生仕途順利，一路成為武帝的親信，可見深諳為官之道，其謹慎持重或者說是老奸巨猾，從太子持節向他求救，他收節而仍然緊閉營門可見一斑，從司馬遷深陷囹圄他不發一言也可一窺一二。但我肯定，也許任安算不得嚴格意義上的君子，他也絕非小人。第一點理由，能被太史公司馬遷認作是好友的人，我想他一定不會差到哪里去，尤其是人品上。第二點也是更重要的理由，時隔兩千余年，我們仍能讀到《報任少卿書》，看到它與《太史公自序》交相輝映，引領我們走進司馬遷的內心和《史記》的世界，這只能歸功于任安。他一定是在獄中讀到這封信的，一定是家人探望時為他捎來的。無論司馬遷這封信多么字字血淚，真心實意，在臨刑盼得救的任安看來也許只是血淋林的一句話：抱歉，我不能救你。讀過這封信，他抱存的最后一絲希望也破滅了，剩余的時間只是在絕望中等死了。然而，他沒有傷心欲絕一怒之下把書信撕個粉碎朝空中一揚。相反，我仿佛看到他默默流著淚讀過無數遍之后，長嘆一聲，又把信整整齊齊地折好，交還給家人，囑他們好好保存，也囑他們代他謝過老友司馬遷的一片真心。是的，他不愿死，所以才吶喊求救，但在一切無可挽回之時，他沒有失掉最后的姿態。他最后的善意和寬容堪稱優雅，為后人保留了這千古一信，說服我們相信不管多困厄的環境中仍有人性的光輝金色晃耀，如須彌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