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歷來為世人所推崇。值此五一勞動節之際，四海風靡、各處景點人頭攢動，一派盛世景象。仆因故未能成行，只能躲進小樓成一統，不管春夏與秋冬。時光荏苒、歲月無痕，人到一定年歲便不愛湊熱鬧，信奉一動不如一靜。得王檢配合，可免費讀劉和平先生著《大明王朝1566》一書，幸何如之、幸何如之！

圣人有云：三緘其口、沉默是金，萬言萬當、不如一默。講究眼觀鼻、鼻觀心、不動不言是菩薩，如猛虎在山、挽強弓而不發，人則不能知其深淺，為人一派雍容和煦，方有王者氣象。仆細思之，寫一讀書筆記人畜無害，當無妨也。遂有幾點感想，試言之！

一、當官就是當媳婦、對媳婦的態度就是你的政治風格

《大明王朝1566》里嘉靖皇帝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巧媳婦兩頭瞞”，細細想想，豈不就是如此，做媳婦的上面要侍奉公婆、同時還得照顧好丈夫，夾在公婆和丈夫之間，遇到事情，既要讓公婆滿意，又要讓丈夫舒心，否則就是不孝、不德，所以只能居中妥善處理雙方關系，當官不也是一樣，上有領導，下有部屬，處于如此承上啟下的位置，有些話不能對底下說，有些話不能向上反映，只能在中間過濾意見，中斷問題，緩和矛盾。太直太透都不行，必須得把握好分寸，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更無不是之領導，領導安排得貫徹落實，既要調動下屬積極心，又不能寒其心。難！

書中，徐階和海瑞兩人為人處世的風格截然不同，徐階既要完成嘉靖的各種要求任務，鞏固皇帝的寵信，又要代表百官的利益。即便明知嘉靖的有些要求很荒唐很不合時宜，沒辦法，天下無不是之君王，殫精竭慮也得做，而且得做好，百官不一定理解這一番良苦用心，搗亂的也多。宰相說是調合陰陽，其實多半是裱糊匠。

海瑞，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一個偏執的人，一個信守應然法的人，最初我是不知道緣由的，當看到他為了孝母而對自己媳婦嚴苛教條，驅使如仆人的時候，我有點感悟了。海瑞一直遲遲沒有兒子，好朋友李時珍診斷以后得出的結論是：“履行夫妻義務的機會太少，過于壓抑、心里緊張所致”，李時珍勸到：“父母要孝順，也別太委屈了媳婦”，海瑞在處理家庭關系的時候，是很偏執，很失敗的，從他的政治風格來看，他是一脈相承的，他堅守心中理想，不畏艱險，只知道去做，而不想想能否做成，政治道德色彩太濃，忽略實際操作的困難性和復雜性。

二、無任何隱私可言的警察治理模式

大明王朝的監管制度可謂爐火純青、臻于完善，百官無不生活在朝廷和皇帝的密切監督之下，細思極恐。如此一來，人人皆活在被監控之下，人人無安全感則人人便有了安全感，這是治理技術化的最高程度同時也是政治自信的最低點體現。嘉靖皇帝在裕王世子誕生之后，王府第一時間派人前來報喜之時，嘉靖早已準備好棗和栗子，且是隨身攜帶，由此可見，在裕王府有暗探無疑。太監陳洪在內閣和徐階進行政治利益交換之事，當時僅有他二人在場，但嚴嵩卻在半小時后就知道了交談的全部內容。王用汲和齊大柱給海瑞家送錢，送了多少錢，海母是如何拒絕的，拒絕的時候說了什么，都會在第一時間形成書面材料上報給司禮監秉筆太監。細思極恐。

三、明朝滅亡的始作俑者就是朱元璋

明朝推翻元朝，恢復漢家衣冠，朱元璋居功至偉。明末國家三個不死癌癥都是朱元璋種下的，其一是宗藩之耗，其二是百官之貪，其三是稅收弊端。朱元璋欲使子孫后代享受榮華富貴，制定制度：“按規制，一個親王一年要貢米五萬擔，鈔二萬五千貫，錦緞四十匹，苧絲三百匹，絹五百匹，紗羅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一千匹，其余各種開支更是不甚繁舉”，朱元璋幾十個兒子，到明末的時候，宗室人口達一百多萬，這些皇室宗親不準科舉做官，經商做工，消耗國家財政收入幾達一半以上。而將官吏的工資定的極低，從明初到中后期，物價飛漲了不知幾倍，工資標準一直未變，官吏十年寒窗，如此低薪還得養家糊口，負擔衙門各項開支，官員能不去貪污，剝削百姓嗎？朱元璋的道德決定論無疑是驅使百官貪污腐敗。厚養宗室、刻薄百官，一進一出之間，國家財政負擔能不重，百姓負擔能不重。宗室和官員是不用承擔任何稅負的，隨著宗室和官員的增多，土地兼并嚴重，國家的稅收收入越來越少，百姓的負擔越來越重，百姓活不下去能不造反嗎

四，從沈一石看商人悲劇和治國必以正道

沈一石，是皇室公司江南制造局的官商，號稱江南首富，江南制造局兼浙江市舶司總管楊金水評價其：“面帶權謀，心實柔軟”，沈一石其人藝術造詣奇高，賦得《離騷》、彈的《廣陵散》，且深得入世精髓，為皇商十年，所以才能從一小吏成為江南首富。從朱元璋時定下的商人不能穿絲綢不能做官開始，商人在國家面前一直如驚弓之鳥、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因為，國家但凡要解決財政危機，鋼刀指向的對象一是農民、一是商人，沈一石承包江南制造局皇差十年，織絲綢萬百萬批，其中上交皇室三百多萬批，各級官吏壓榨一百多萬批，剩余幾十萬批作為紡織工人和原材料費用支出，沈一石其實是個空架子，當“改稻為桑”的國策難產以后，面對抗倭的軍費支出，朝廷想抄沈一石的家解決的時候，最后才抄到幾萬兩白銀，沈一石最后楚人一炬，偌大府邸和自己一起化為一縷青煙。治國必須以正道，上至朝廷、下至百官、外之商人，都得講規矩、守規則，任何非正常解決思路都是在竭澤而漁、在死循環中不能自拔，直到土崩瓦解。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明朝嘉靖年間的一切黨爭，除為了政治權力，其余皆發端于朝廷的經濟危機，不管是嚴嵩、嚴世蕃還是徐階、張居正。歷史人物沒有臉譜化，沒有十足的壞、也沒有十足的善，上位都是為了解決問題的考慮。

自古帝王、治國若不能施正道，遂有詭詐權謀，可得一時無事，必不可得萬世之安。不視人心之所欲，不求人性之規律，徒以道德建章立制，其敗必也！其身不正、而欲天下從之，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