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習慣于被灰色新聞所包圍。以今天為例，女孩被冒名頂替上大學，留美女博士被父親砍死，另外一個父親為兒子討債殺人……
作為媒體人，我幾乎無時不刻不感到社會之丑陋，人性之卑劣。
但今天最讓人痛心的，是十八歲天才少年自殺的新聞。
斯人已逝，我們尊重他的選擇。
所以，此文，我們拋開少年的自殺，只討論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關系。
以及，人為什么要活著。
1.
首先得承認，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太友好的社會中。說得清楚一點，這是一個勢力的社會，沒有信仰，沒有理想，滿世界都是犬儒主義和拜金主義。甚至，有時大家會爭先搶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批判崇高。
網上一篇挺火的文章說，此乃“無賴紅塵”、“五濁惡世”。所以，為了死磕到底，不能只當堅強的石頭，還要成為有韌勁的蒲草。
當社會成為一種逆境，大多數人都傾向于“學乖”、“比壞”、“與人斗”，甚至還沒有吃虧，就先搶著“學乖”了，將自己的道德透支，將“厚黑學”發揚光大。
這樣的人，在壓迫之下會卑躬屈膝，喪失人格，迷失自我，一旦獲得解放和力量，就變得飛揚跋扈，傷及同類。
因為他們過于迷戀處世的技術，而否認人本身的意義。他們改變了自己與世界的關系，卻無法超越自我。
2.
為了說透這一點，得先弄明白人與社會的關系。
這個比喻是從“人與國家的關系”那借鑒的，用到此處同樣恰當。
社會就像衣服，幫你御寒取暖。衣服被玷污了，你這個人仍可以保持純潔。你不能任憑衣服玷污你，然后同流合污。
說白了，人活著不是為了適應社會，社會的存在是為了實現人的意義。
人生的意義，不在于改變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而在于守住內心的精神自由。
糾纏比壞，易糞相食，這不是人生的意義，這是自暴自棄。
自毀和自殺，同樣令人失望。
馬丁·路德·金的紀念園中，有這樣一句話：
“黑暗不能驅逐黑暗，但光可以；仇恨不能驅逐仇恨，但愛可以?！?/p>
用王陽明的話說則是：
天地雖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雖凡夫俗子，皆可為圣賢。
所以，告別內心暴力，別被激情淹沒。
就算非得同流合污不可，也希望你能讀一讀曾國藩，學習他如何做到“表里不一”。
3.
講一個故事。
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卷入越戰。
每天晚上，著名的和平主義者A.J.穆思特都會點著蠟燭，站在白宮面前表達自己的反戰立場，風雨無阻。
一位記者看不下去了，便問他：“你真的相信自己拿根蠟燭，就能改變這個國家嗎？”
穆思特回答說：“我不是為了改變這個國家，而是為了不讓這個國家改變我?！?/b>
你看，即使身處逆境，即使孑然一身，人還有一種選擇，既選擇“做自己”的自由。
你不能決定這個社會的走向，但可以決定自己對生命的態度。
你可以想不明白社會的走向，但一定要想明白自己要去哪，這才是你要面對的終極問題。
也許正是看清了人與社會的關系，圣奧古斯丁才在《上帝之城》中寫道：
“他人的罪永不能玷污無辜受害者的靈魂，但自殺卻是可以的。”
因為你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就放棄了追求生命的終極意義。
4.
卡卡最喜歡的兩個中國作家，分別是錢鐘書和王小波。
他們兩個同樣看穿了世事的荒誕和人生的無奈，一個始終幽默以對，一個保持著精神上的狂歡。
曾有人說，看不懂王小波，問我為什么喜歡他。
當時我的回答并不算好。
如果重新回答，我會說，心中存留的那一點“小自由”讓我有時顯得和這個社會格格不入，而這種格格不入會讓人產生強烈的危機感。
有危機感的人，更容易讀懂王小波。
所以，讀不懂王小波的人一定過得很幸福。
但無論我們怎么和這個社會格格不入，我們都可以建立一種內心深處的自由——身體我們控制不了，但精神可以保持在另外一個維度。
縱有疾風起，人生不言棄。
只要能正確地理解生活，就能在動蕩的世界中找到安定的歸宿。
5.
當然，現實生活中，人為物所奴役，為體制所奴役，很少有人跳出來，認真思考人生。一些人所謂的“成功”，也不過是左右逢源而已，而真正的自己，卻遭到流放。
所以，熊培云先生在《自由在高處》的演講中，提出了“縱向”的概念。即人生不應該只看自己與他人、自己與社會的橫向維度，而且應該看“向上的維度，個體的維度，神性的維度”。
他舉了一個例子：世界就像一個廣場，如果你只知道左右，而忘了站在高處張望，你是很難找到自己的方向的。
什么時候，當你超拔于時代的苦難之上，戰立在人群之上，你會發現，自由在高處。
總結一下。
人活一輩子，總是愚蠢和聰明交織；面臨的環境，總是黑暗和光明纏繞。
但最終導致我們不自由的，不僅僅是壞的關系，而且還有壞的自己。
最需要改變的，恰恰是壞的自己。
這個世界上，總有人會相信你，會理解你；也總有人會懷疑你，會污蔑你。 但不要去糾纏比壞，不要去易糞相食，一心一世界，一人一城池，守住自己的精神自由，就能從容立世，做最好的自己。
你若守得住自己，就守得住世界。
所以——
何必想不開？自由在高處。
推薦兩本書：《自由在高處》、《這個社會會好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