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6.10.4（云10年）星期二，第1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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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要組成部分的儒釋道三家，通過相互的滲透、融合，從生硬的捏合到有機的化合，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豐富和提高。有人說不同事物能夠融合，必須有其契機，而中庸之道就是儒釋道文化融合的契機。儒釋道相融的結果，則擴大了它們的共性。儒釋道相融兩千年，它們到底有哪些共性呢？

最近將中庸相關有見地的知識整理了一下，特拉出來分享。

第一，儒釋道都講“自然文明”

在人與大自然的關系上，儒講“天人合一”，道講“道法自然”，都是大系統理論，是“自然文明”。佛的大系統理論集中表現在“緣起論”或“因緣論”上。佛經曾給“緣”下過這樣的定義：若此有則彼有，若此生則彼生；若此無則彼無，若此滅則彼滅。

佛認為一切事物或一切現象，都有相待相對的互存關系與條件；離開了關系和條件，就不能產生任何一個事物和現象，即所謂“諸法由因緣而起”，“法”指事物。世間萬事由因緣而生，因緣和合而生物。因緣論是大系統論，是佛教的根本原理之一。

因為儒釋道都以大系統論的觀點看世間的人與事，所以儒釋道都講“順應”，講立身的境界，具體為佛之“隨緣”，儒之“素位”，道之“任自然”，其根基都是“自然文明”。

第二，儒釋道都講仁愛慈悲

《易傳》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孔子說：“君子不立危墻之下”。道家講“明哲保身”，佛家珍惜一切生命，以“不殺生”為戒律之一。

生是一種天命之性，求生是動物與人的本能，儒釋道都有適生的性質。重生者必然講仁愛慈悲。

儒家講仁，孔子說“仁者愛人”，“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道家講“慈”，老子“三寶”，以“慈”為首。佛以“慈悲”為本，“緣生緣滅有由來，終賴慈心熄禍災”。佛既重客觀“因緣”和合，又重視主觀能動性和仁慈之心。佛講“菩薩”和“普度眾生”。佛學家趙樸初在《佛教常識答問》中這樣解釋“菩薩”：“凡是抱著廣大的志愿，要將自己和一切眾生一齊從苦惱中救度出來，而得到究竟安樂（自度度他）；要將自己和一切眾生一齊從愚癡中解脫出來，而得到徹底的覺悟（自覺覺他）——這種人便叫做菩薩”。所以菩薩的要義就是“普度眾生”、“自度度他”、“自覺覺他”。

在心性論上，儒家主張“性善論”；道家主張“復歸于嬰兒”，“眾人皆孩之”，即赤子之心；佛家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這是人性之“自然”。

在社會態度上，老子有“圣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儒家有“即民見天”；佛家有“普度眾生”，“眾生未度，誓不成佛”。它們都不脫離“民”，把“蕓蕓眾生”（民）視為“天”，視為社會之“自然”。

在人生態度上，儒釋道都重精神生命勝過肉體生命。儒家講“舍生取義”；道家講“重生而不怖死”；佛則主張“一切舍”，包括生命，王安石《寒山》詩曰：“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歡喜”。

佛、道的慈悲、利己利他與儒家的惻隱之心、性善論、立人達人、民本人本思想相應，在歷史上影響最大，它決定了中國文化是人道主義文化。儒、道與佛稍有不同的是，儒道講仁慈并不廢兵。孔子主張“足食足兵”，又說“我戰則克”，又說“仁者必有勇”。老子把“慈”定為“三寶”之首，又說“慈故能勇”、“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他們都認為“兵”是“兇器”，圣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時候才用它，因為不用兵來抵御強暴，社會就不能和平，就有違于仁慈。所以，它們都主張用兵慎重，只要達到目標即可，“戰者果而已”，不能窮兵黷武。戰爭本身是殘酷的事，最好不要發生，最好是化敵為友，或不戰而屈人之兵。不得已發生了戰爭，也要盡量使雙方少死人。儒道把仁慈與正義戰爭融合為一，這種學說，以人道為標準講正義

第三，儒釋道都以“和”為目標

“和”是儒家的道德目標。孔子主張“和而不同”。《中庸》就是“和諧”的哲學。老子的“道法自然”，就是“天樂”——天人和諧，“人樂”——人人和樂相處。

老子還論及國與國的和平共處。他認為國家無論大小，都要謙虛平等，尊重對方，在交往中各取所需，而最要緊的還是大國的態度，他說：“大國如能對小國謙下有禮，自然能取得小國的信任；小國如能對大國謙下有禮，自然能取得大國的兼容而平等相待……所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無論大國小國都要謙下為懷，但是最要緊的，還是大國應該先以下流自居，這樣天下各國才可相安無事”。

佛的因緣論把引起事物存在的因緣關系分析得很細微，既有涉及主體性質、成分與作用的各種“因”，又有體現同時或異時關系的各種“緣”，一切存在都是由許許多多“因”、“緣”整合而成。所謂“因緣和合”而生“法”。佛尤其重視社會人心之“和”。儒與佛都重社會實踐，主張積極有為，自盡其性，自完其心。

佛教徒在古印度稱“比丘”或“沙門”，中國佛教則稱“和尚”。和尚，以和為上，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間不可一日無喜神。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慧遠大師以“和而不同”巧妙地堅持沙門獨特的生活方式。因為“和而不同”，儒釋道既能和諧共處，又能保持自己的個性。

儒釋道以“和”為價值取向，與它們的大系統論和自然文明觀是一致的。

第四，儒釋道都以“中”為大本

以“和”為價值取向，必然以“中”為大本。

儒家視“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為道統；老子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而莊子在《莊子?則陽》中也說：“冉相氏執守中道，隨物自成，與物混同”；佛家以龍樹的“中觀論”和吉藏的《三論玄義》為端緒，融合儒家的中庸和道家的中道。佛書《牟子理惑論》從孔子的“無可無不可”入手，進而抓住了中庸的多元文化觀，推崇中庸“中以處事”的精神。

第五，儒釋道有共通的社會理想

儒釋道的自然文明觀、仁愛慈悲的人道主義以及中和理念，決定了它們的“大同”、“小康”的社會理想。然而什么是“小康”、“大同”？

禹湯文武時代的社會，以禮義制度治國，各安其分，生活富足，名之為“小康”。子游發揚了孔子“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秩序觀念，或者還吸收了墨家“尚同”思想，提出《禮記?大同》思想。《禮記?禮運》中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有所贍。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而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既是對古典的崇尚，也是對未來的憧憬。

從《老子》“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到東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是道家農業“小康”的社會理想。老子“小國寡民”理想中有眾生平等的大同因素。

佛教在當時的創立，反映了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它對人世間也是有一種理想的。例如，根據《增一阿含經》記載，佛陀談到轉輪王統治的社會情況時說：那時候世界上土地平整，如鏡清明，食物豐饒，遍地皆生甘美果樹；時氣和適，四時順節，人身康樂，少病少惱；富足如意，食不串苦；金銀珠寶，散在各地，與瓦石同流；人民大小平等，皆同一意，相見歡欣，善言相同；言辭一類而無差別。這與儒家、道家的“大同”、“小康”類同，成為佛家普度眾生、眾生平等主張的思想基礎。

這些都說明“大同”、“小康”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

第六，儒釋道都講因果報應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報應源于一種自然率，報應就是平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儒釋道都講因果報應。

《周易》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孔子說：“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壽。”老子說：“強梁者不得其死。”道家《太上感應篇》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佛教講因果報應，強調主體自覺。它要求信徒通過“五戒”、“十善”腳踏實地去求佛。佛教因緣論認為，今生一切是前世安排，來生幸福全看今生積德行善。佛教的因果報應，涉及過去，指向未來。

儒釋道都講報應，雖然所依據的理由不完全一樣。《左傳》記鄭莊公預言他干壞事的弟弟共叔段：“多行不義必自斃，子故待之。”老子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看來是一種生活的邏輯。所以應該相信“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所以，儒釋道都講“報恩”。

《詩經?小雅》曰：“哀哀父母，生我夠勞。”儒家道家都重子女孝順。佛教講上報“四重恩”。什么是“四重恩”？趙樸初在棲霞寺佛學院對學僧解釋說：一報父母師長恩：他們對我們有養育教育之恩；二報眾生恩：我們的生活，依靠大眾多種多樣的勞動，我們應以同等的勞動報答他們；三報國家恩：我們居住在國土上，享受公民一切權利，應該奉公守法，以莊嚴國土利樂友情（利人）來報恩；四報三寶恩：佛教導我們諸惡莫做（有害大眾的事不做），眾善奉行（有利大眾的事多做），自凈其意（熄滅貪嗔癡煩惱），饒益有情（行菩薩道，修六度）。

趙樸初認為“四重恩”中以眾生恩為主。他曾賦詩說：“飲水洗我心，不忘掘井人。”人的一生報恩是無盡的。在報答社會方面，佛、儒都講舍生取義。

第七，儒釋道都講“忍”

道家“貴柔”、“守雌”、“不爭”、“順命”的思想本身就是“忍”，道家主張以德報怨，道家之“忍”包含在“陰柔”哲學之中。

“忍”是佛教“六度”的第三度。“六度”就是成佛的六種方法。它要求“自度度他”時“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佛教的“忍”包括“忍苦”、“忍辱”。佛教四大菩薩之一地藏菩薩“安忍如地”、“代眾生苦”，代表了佛教的慈忍精神。所以佛門說：沒有忍性，成不了菩薩。禪宗五祖名“弘忍”，南岳曾有一個佛教大師名字叫“忍”。“仁人之心即佛心”，佛對現實生活問題是主張容忍的。

儒家講忍辱負重。孔子說：“小不忍則亂大謀”，《中庸》說：“足以有容”。為了實現崇高的目的，需要足夠的氣量，需要自我克制，有時需要懲忿窒欲。

從孔子的哲學看，“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因忍而亂大謀，因忍而壞大事，孔子不主張忍。《論語》中有孔子的話：“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當有人說到“以德報怨”時，孔子反問道：“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于是他說：“以直報怨。”儒家哲學原旨之“忍”是自覺之忍，有陽剛之氣與堅定的意志。

因為儒釋道都重忍。“忍”是中庸文化的一個重要德性。急躁好動的人是沒有忍性的。所以，在動與靜的關系上，儒釋道都偏于“靜”。佛家講“禪定”；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道家講“抱一”；儒家主靜，《大學》有“靜而后能定”，周敦頤在《周子全書》中也說：“立人格必主乎靜。”

因為有忍性，能靜定，所以，儒釋道在行為方式上都看重“后發制人”。儒家講“退避三舍”；老子主張“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他知道什么是英雄，什么是勝利，但他后發制人，處處以弱者的姿態出現。他知道，要洞悉明處的情形，自己必須處于暗處，而且身處暗處更安全，不與人爭光明，自甘黑暗，能使人心歸服。和“知其白守其黑”一樣，他也知道什么是成功，什么是榮耀，為了“長保”成功與榮耀，他樂于把恥辱和責任盡可能多地留給自己。所謂“知其榮、守其辱”。老子對“雄”，對“榮”，對“白”，不是不知、不要，而是“長保”。要“長保”，按老子的觀點，就要立足于反面，守雌，守辱，守黑。他給出的世界觀、人生觀是有力量的。他把人生觀定位在“趨利”還要“避害”兩者之上。

第八，儒釋道都以謙遜為美德

儒家的信念是“滿招損，謙受益”，其道德形象是“謙謙君子，溫潤如玉”；佛家將“驕”列為十惡之一；道家以“謙”為美。《莊子》中有一個“雙妾”的故事。陽子到宋國，住在旅館里。旅館老板有雙妾，一美一丑。美麗的受人鄙視，丑陋的反受人尊敬。陽子問是什么緣故，旅館的小伙計說：“那美麗的自以為美麗，忸怩作態，大家感覺她丑陋；那丑陋的自謙其丑，樸實可人，大家感覺她美麗”。由此觀之，謙遜是儒釋道三家的共性。

第九，儒釋道都以儉為美德

老子以“儉”為寶，說“儉故能廣”；孔子則“溫良恭儉讓”并舉，《左傳》記宋國宰相子罕不受寶玉，“以不貪為寶”；佛則把“貪”列為十惡之首，主張苦行。

謙遜、儉樸的美德來自中庸圓融、順應、內斂的本質。

儒家講“中庸”，講“人倫之和”；佛家講“中觀”，講“眾生之和”；道家講“中道”，講“天人之和”。儒釋道固有的“中和”理念，必然使它們走向融合：不僅有融合了佛、道的宋明性理之學，而且有融合了儒、道的中國佛教。它們相互汲取與自己相通的東西，而相互汲取的結果又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庸文化：既有孔孟心態，又有老莊風格，還有佛陀精神。中庸之道博厚高明，儒釋道共存的心理基礎大，共處的“公約數”大，這使得儒釋道不僅能在中國文化中和諧共存，而且在一個人身上也可以和諧共處。林語堂曾說：孔子是“工作狀態”，老子是休閑狀態”；禪僧契嵩也說：“以儒治世，以佛治心”。儒釋道角度不同，各有妙用，和而不同，并行不悖。可見，中庸之道是儒釋道融合的基礎，是中國人性格的秘密，是人生的大智慧，更是中華文化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