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仕途，在“蘇氏一門三學士”的名滿天下，一朝及第之后，便踏上了一貶再貶的下坡路。晚年新帝繼位，天下大赦，終于將他從遙遠的嶺南召回，他卻病逝于返京途中。最理解他的侍女朝云曾指著他的肚子說，“這里裝著一肚子的不合時宜”，一語道出了蘇軾內心最深處的苦楚，蘇軾因而視她為一輩子的知己。

蘇軾的一生是悲苦的。入仕不久趕上王安石變法，因上書表達對新法的異議而貶去黃州。王安石失勢后司馬光上任，將蘇軾連升數級召回朝廷，但是將王安石變法全盤否定。蘇軾對這種極端的做法持有不同見解，然而經歷了一輪貶謫的蘇軾已不敢輕易發聲，因而自請調出京師，去杭州任職。后短暫回京，又再次遭貶。司馬光之后蔡京上任，將貶謫在外的蘇軾劃歸為元祐黨人，流放至嶺南。

正因為他悲苦的命運磨煉出了他樂觀豁達的精神，最終成就了他的文學盛名。然而反過來想想，他怎么就那么倒霉，和哪個當權派都不合拍，沒有一刻不是遭遇排擠的。難道真的是蘇軾借侍女朝云之口所說的“不合時宜”嗎？是因為蘇軾所處的時代不適合文人生存嗎？

恰恰相反，蘇軾所處的宋朝，從北宋到南宋，是歷史上所講的積貧積弱，唯一一個沒有全國大一統的朝代。大宋朝之所以國勢如此衰微，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宋朝統治者的重文輕武，以至于四周的少數民族趁勢崛起，邊患不斷。所以，宋朝是中國文人活的最舒服最恣意的一個朝代，新的文學樣式“宋詞”在這一朝崛起，并發展到了頂峰。以散文成就并稱的“唐宋八大家”除韓愈、柳宗元兩人生活于唐朝之外，其余六人都處于宋代。那么為什么，處在這樣一個時代的蘇軾，卻生活的如此痛苦呢？

這是時代的悲劇，更是性格的悲劇。一朝天子一朝臣，時代在更替，掌權派在更迭，無論是改革派當權還是守舊派執政，在施政方面都是利弊共存的。然而才華橫溢又憂國憂民的蘇軾，總是能敏銳地覺察出政策的弊端，并且秉持著文臣關心國是的信條指出其弊且猛烈加以抨擊。這樣一個永遠持反對意見的人在側，哪個當權者會喜歡，當然希望他有多遠走多遠。所以蘇軾覺得，改革派和守舊派都是一丘之貉，沒一個是他能看上的。

每一次的貶謫流放，于他而言都是一次巨大的打擊，同時又是一次成功的精神洗禮。在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貶謫流放中，他逐漸變得豪邁曠達，不再計較個人的得失，無論身處怎樣的環境都能自在享受生活。然而在內心深處，他還是渴望被朝廷重用的吧，所以即便買好了棺材遠赴嶺南，聽聞天下大赦的消息之后還是義無反顧地一路北上，只可惜年事已高，最終病逝于途中。

蘇軾是自負的，他瞧不上當時所有的當權派，堅定的認為自己認為對的事情，一生在宦海幾經浮沉，并把這種命運歸咎于“滿腹的不合時宜”。

王安石和司馬光是自負的，因而他們各執己見，互不相讓，在革新與守舊的斗爭中你死我活。

如果，只是如果，王安石和司馬光能少一點自負，欣賞對方的優點，互相取長補短，那么，北宋朝廷中少一些斗爭，北宋王朝或許能延續得久一點吧。

如果，再如果，當年的蘇軾能少一點自負，那么他滿腔滿腹的才華便是“恰逢其時”，這樣，他的一生或許能過得舒服點吧。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文學的天空，又將會失掉多閃耀的一顆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