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三國志》，對蜀國亡國的命運，頗為思考：蜀國到底該不該投降曹魏呢？

后人關于蜀國到底該不該降，也頗有不同看法與爭議。

先來看看當時的情況。

公元263年，后主劉禪的年號為景耀六年，這年的冬天，魏將鄧艾突襲綿竹，突破了蜀軍的最底防線，率軍長驅直奔蜀國都城成都。蜀國危在旦夕。

是時，蜀國朝中紛亂不安，百姓四散逃亡。蜀國岌岌可危，是戰是降，何去何從，必須盡快拿出主意。

當時朝中主要有這樣幾派意見：一、投奔盟國孫吳；二、向南退逃到少數民族地區；三、投降曹魏。

除了在外的將士，朝中幾乎沒有主戰的聲音。因為大家都清楚，當時敵我力量太懸殊了，戰爭的結果幾乎注定就是失敗。

就在大家嘈嘈嚷嚷，拿不定主意時，當時的光祿大夫，朝廷的儒學顧問及謀士，大臣譙周，向后主皇帝劉禪詳細分析了一番形勢。他的一番分析，最終使劉禪打定了主意。

針對投奔孫吳的意見，譙周說：

自古以來，沒有寄居在別的國家而當天子的先例。如果去孫吳，必然要對人家伏首稱臣。以魏、吳兩國的實力，魏國不久就會吞并吳國，而吳國卻吞并不了魏國。這樣的話，我們就得跟著孫吳再次向魏國投降稱臣。與其兩次投降稱臣受辱，不如只受一次屈辱。

針對退逃到南方少數民族的意見，譙周說：

如果想退到南方，就應該早做打算。這么多年，我們對他們征伐及收納賦稅，那里的人民即貧乏、又怨恨我們，根本沒有良好的群眾基礎。現在倉促之時跑到那里，這么龐大的機構人馬，他們不僅供養不起，恐怕還會激起他們的反叛，我們更堅持不了多久。

不能否認，譙周的大段分析，實在有理有據，具有說服力。劉禪聽從了他的計策，自我綁縛，抬著棺材，率眾投降了曹魏。

投降魏國之后，政權和平交接過度，劉氏家族沒有多大憂患，50多人繼續被魏國封侯封爵，大部分人都得以善終。

成都所在的益州地區，四川盆地，人民得以免遭戰爭的侵害與涂炭。

不過有個激烈的人物，就是劉禪的一個兒子，北地王劉諶。國亡之日，他悲痛欲絕，先殺死了自己妻子兒女全家，然后自殺。悲壯而令人嘆息。

《三國演義》的作者，立場于劉蜀是漢家的主支，視曹魏為陰謀篡國的奸賊，所以惋惜蜀國的亡國，把劉禪塑造為一個無能的昏君，扶不起的阿斗。但真實的歷史，卻并非如此。

劉禪自幼身為太子，有國內最高深博學的老師教他學習儒家經典，諸葛亮就是他的老師之一。他并不是沒有文化，沒有一點能力。

不過，他后期寵信宦官黃皓，聽任他參政，確實做出過很荒謬的決策。比如，關于魏軍會不會打到蜀都來，黃皓叫人占卜之后說，不會來。劉禪竟然聽信于他，沒有在都城做堅固的軍事部署，這也造成了蜀國在關鍵時刻，失去了最后的防御屏障。

但一個國家的滅亡，一定有眾多因素與原因共同造成。劉禪在位40余年，延續的時間也算夠長，不能把蜀國滅亡的責任全推到他一個人身上。

關于顧問譙周的精辟智辯，力主降魏，有人把他比為周作人。意謂文采好、文化高有什么用呢？只不過都是賣國的漢奸。

再看一下當時魏蜀兩國的兵力情況。

蜀國人口90多萬，按20：1左右的民兵比，蜀國兵力也就不到5萬。就算窮兵黷武，按10：1的比例動員，也不過10萬兵力。

而魏國人口450萬，可動員兵力在20萬左右，可以說吊打蜀國。

20：1是抗日時期我黨根據地的民兵比，三國時期生產力低，20：1都是高的，30：1、40：1都有可能。

而且，蜀地人對劉蜀政權沒什么好感。對內，劉禪的懷柔團結不了人民；對外，諸葛亮的武力統一打不過。

不過，這種分析都是馬后炮。造成一個國家存亡有多種原因，既有主觀的，也有客觀的，不能把所有罪責全推到一個大臣身上。

難以定論蜀國該不該投降。歷史不能重演，只能說它就該那樣發展了。“運移漢祚終難復”，縱使諸葛亮在世，也只能“長使英雄淚滿襟”，而空留后人“一體君臣祭祀同”了。

不過，我總覺得，對于人民內部矛盾來說，退讓也是一種胸懷。劉蜀投降，聽起來似乎屈辱，喪權辱國，丟了骨氣節氣，但對于當時整個的華夏民族來說，這又算什么喪和辱呢。

三國多少年連綿戰事，百姓流離失所，朝不保夕，生靈涂炭，餓殍遍野。劉蜀降魏，人民少受些苦難，戰場上少死些戰士，這樣的結果，是令人安慰的好事。

當然，我指的是華夏民族的人民內部紛爭與矛盾。若是對外敵國家，如現在一些動輒就欺負我們的國家，我們還是應該有一個堅毅、勇敢、強硬的立場和態度的。

不過，凡事都是個度。內外到什么度？強硬到什么度？這些都是智慧與力量的較量。

希望世界上沒有戰爭，沒有侵奪，到處充滿了鮮花、友愛、孩子們的笑聲。希望世界和平，祈禱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