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本質上是一種實現哲學，那自然實踐，你就分為個人的實踐，或者是在公共場合，政治領域的實踐，所以對于儒家知識分子來說，從政也是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環。

那么儒家的政治到底是什么呢？仁在自己的人心中的時候被稱為仁心，推及到父母兄弟表現出的孝悌可以稱為仁行，推及到政治領域也就被稱為仁政。

孟子認為仁政應該分為兩個層面，也就是：“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意思是說，如果只有內在的一顆善心仁心，那么并不能很好的從政，一個國家如果只有一個法律體制，一個政治綱領，那么也并不能讓這個國家就欣欣向榮。所以孟子認為仁心和政治共同組成了仁政，這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失去了仁心，那么政治就會變成法家的嚴苛憲法，如果失去了政治綱領，那么也可能會再次鬧出如同宋襄公那般的笑話。

那么孟子為什么會認為法律體制和政治綱領如此的重要呢？其實用這兩個詞來解釋孟子對于政治的思想時，這兩個詞的釋義也就和今日的釋義不再相似了，更準確的可以稱禮法和階級統治，孟子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一說春秋五霸，大家往往想起的是如同齊桓公這般的人物，一般人可能會認為，桓公不應該是維護天下正義的人嗎？這符合儒家對于人需要有仁的要求啊，為什么會被稱為罪人呢？因為正如我前面所講，儒家也認為政治是需要體制的。那么齊桓公在哪一點上違反了體制，或者說階級統治的規則呢？那是在侵伐諸侯時的僭越。本來如果有諸侯國為為了仁義，讓老者不能養老，國家“掊克在位”，那么天子便會罰他，因為這是討回正義的戰爭，所以也被稱為“討”，可是春秋五霸卻站在諸侯的位置上去，侵伐其他的諸侯，其實就是對于天子位置的僭越。同時春秋五霸想要去侵伐其他的國家，也并不是根據自己的仁心而發出的，更大可能是因為想要吞并天下，可是因為實力不夠，所以采取這樣的方法來穩固自己的地位。

當然不管怎樣，五霸這樣的行為至少還是為了維護正義而做的，到了今天（孟子的今天）的諸侯，卻全都是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去行事，如果對自己的國家有利代價卻是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那也并不會選擇為了維護某一個游戲規則而不去做，至于大夫就更是這樣，君王至少還是為了整個國家的利益去行事，而大夫往往就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去行事，所以說從三王到五霸，到今之諸侯到今之大夫，可以說是一個比一個差。

如此來看，五霸的行為也就不僅僅是僭越天子的問題了，可以說正是因為五霸的行為給僭越之路開了一個開端，有了五霸的僭越，才有了今之諸侯的違禮，才有了今之大夫的為一己之私利，讓今天的諸侯互相侵略，只為了獲得更高的地位，不把天子放在眼中，這是一切不好的開始。

所以說在孟子的理念下，如果我們在為政的時候有正確的政治體制和仁心，那么就可以展現出一副國泰民安的情形。也正是這個原因，所以當時的很多諸侯都邀請孟子去他們那里做官，正是因為對于孟子所說的天下大同的社會有所期待。

可是往往他們在請到孟子來到自己的國家之后，就發現了仁政的問題，如果在一個大家都遵守規則的時代，那么仁政固然能呈現天下大同，可是在戰國這一個人人的僭越禮法的時代，某一個國家想要去維護天下的規則，就是引火燒身，槍打出頭鳥。

那么仁政難道就實行不了嗎？固然我們可以舉出很多在制式的時候將真正推行的很好的君王和事情，可是難道在亂世，仁政就不能發揮出它的價值和作用嗎？這確實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當然同時仁政也有不可否認的自己的問題，那就是完全把是否能國泰民安寄托在了個人的德行上，而個人的德行又是極為不可靠的，并不一定是所有的君王都能把應然變成實然的狀態，是否能有所改進，也確實是需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