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燈火輝煌的魔都上海，還是日光傾城的圣地拉薩，無論是在暗流涌動的美國紐約，還是衣香鬢影的法國巴黎，每天你都會和千千萬萬人迎面相逢，每天你都會和千千萬萬人擦肩而過。
你們不知道彼此的名字，職業，喜好，但是你們共同生活在這個星球上，營營役役，樂此不疲。
走在人潮洶涌的街上，你們不知道彼此來自何方，又將去往何地，但這并不妨礙你們在浮生中的某個剎那萍水相逢。
只是萍水相逢，而已。
你不會知道，哪些人是心有目標，一往直前，哪些人只是漫無目的，東游西蕩。
電影《梁山伯與朱麗葉》的第一個鏡頭，是置身熙來攘往人群里的小人物吳鎮宇，他抓耳撓腮，彷徨迷茫地說——
有時候我真想攔住一個人，問問他究竟知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
「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的疑問，是哲學世界里的終極命題，也是每個置身于塵世間的人，幾乎時時刻刻都會自我拷問和尋思的疑惑。
像「人不可能同時踏進同一條河流」以及「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命題一樣，有關于人存在于其中的這個世界，這個時空的謎題，永遠如影隨形，卻又永遠讓人如墮五里霧中。
無論你相信或者不相信，許多人其實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應該走到哪里去。
他們在塵世間冒冒失失，跌跌撞撞，遇到什么是什么，就像《紅玫瑰與白玫瑰》里，王嬌蕊感嘆的那樣。
真相是，我們大多數人就隸屬于這些磕磕絆絆，漂漂泊泊的婆娑眾生。
在拉薩的街頭，常常會看到坐在路邊若有所思，神不守舍的中年男人，他們的頭發凌亂，滿面風霜，誰也不知道他們在這里究竟坐了有多久，誰也不知道他們是否考慮出了什么世界未解之謎，就像誰也不知道，這段枯坐的光陰在他茫茫的一生中，究竟占據著什么意義。
但是他們坐著，就好像，這就是他們的使命一樣。
其實不僅僅是拉薩，在阿加莎克里斯蒂那個時代的倫敦，在吳念真筆下的臺北，詹姆斯喬伊斯筆下的都柏林，或者是海明威筆下的美國的某座城，這樣彷徨憂郁的人，比比皆是。
他們不是乞丐，也不是流浪漢，所以他們沒有仿佛犯罪悔過般地下跪，低著頭，在他們的身前，也沒有腥紅文字書寫的血淚史，沒有等著安放哪個路人心生憐憫，投下的一枚兩枚硬幣的帽子。
但是他們眼神的空洞，空乏其身的姿態讓人倒抽一口冷氣。
直到某一刻，我恍然領悟，他們不是在無所事事，每個人做任何一件事都有其之所以這樣做的必然的原因——他們在「逃離」。
就像曾經在哈爾濱果戈里書屋遇到的那個，每天都會出現在同樣的座位的那個西裝革履的，提著公文包的，但是仰著頭呼呼大睡的男人，他只是想給家人一種兢兢業業工作的印象，他只是想給自己一種「解脫」的幻覺，他只是想從身邊人不屑一顧，責難質疑的眼光中「逃離」出來。
就像碧野圭的小說《解憂小食堂》里，那個大兒子性格孤僻，小兒子重病在床的家庭主婦，承受著來自生活的種種壓力，卻無法獲得別人的認同，最寂寞無奈的時候，就一個人出去坐電車，從出發的站點坐到終點站，然后再原路坐回來。
或許在外人的眼中，這種行為荒唐不羈，無濟于事，但是在當事人心里，至少在此時此刻，它是一種抽離的形式，讓自己獲得「新鮮空氣」的契機，就算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但能夠追求那片刻的心安理得，也是聊勝于無的慰藉了。
至少在那一刻，他有「有事可做」的心理錯覺，也就是說，他不是沒有依靠，浮在半空中的，他有了自我營建的「歸宿」。
你知道，人在這世間，心里不能夠沒有「歸宿感」的，否則就等同于孤魂野鬼，流離失所，否則每一步路都走得方寸大亂，顛簸幻滅。
你也知道，每個人都應該有兩個歸宿，一個是肉身的歸宿，還有一個是靈魂的歸宿。
肉身的歸宿容易得，一間酒吧，一家咖啡廳，一座圖書室，或者任何一座房子都能夠短暫地滿足，卻也最容易失去，因為人不可能永久停留在同一個地方。
他總會從一處渡口跋涉到另一處渡口，而這種離開，或許就是一種肉身歸宿的摧毀，所以肉身的歸宿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
比較而言，靈魂的歸宿更要緊，卻也更難得，因為沒有它，一個人無法獲得心靈的安定，他走到哪里，都仿佛是過客，他怎樣度過光陰，都像是虛枉此行。
為了追求靈魂的歸宿，許多人寄托于宗教的庇佑，更多人則是投身于工作，愛情，或者某種愿意花費大半的光陰去經營的興趣愛好，并且視之為某種類似宗教的力量——因為它能讓人獲得心靈的充實，獲得生活充滿意義的情緒體驗。
所以你能看到，在你身邊那些熱愛一件事并且誠誠懇懇，兢兢業業經營的人身上，都有一種堅定持久，飽滿深沉的精神力量，仿佛歲月在熠熠發光。
其實每個人的二十四小時都是二十四小時，但是在這樣的人身上，你會發現光陰似乎額外饋贈他們些許，使他們的時間流逝，都有板上釘釘的鏗鏘聲音，而不是庸庸碌碌，無所作為地寂寞空虛而死。
擁有靈魂的歸宿，其實是比擁有肉身的歸宿更至關要緊的事情，因為靈魂倘若有所歸依，那么肉身即便四處流浪，也不會感到虛弱彷徨——這就是堅定的旅行者能夠一直在路上，但是每一步都走得鏗鏘，每一步都能獲得精神的給養的原因。
故而，修持肉身的美感是賞心樂事，而修持靈魂的美感，是更加叫人豐盛澄明的自我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