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南方，正午的風帶著已變得不那么可愛的熱，驅趕著還在已經黯淡了的萬紫千紅中流連的人們躲進陰涼之處。

是時候回到書桌前看點書了，除了安身立命的專業書籍，書架上的歷史書也蒙塵多時了。

清代學者張潮說：“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

記得在學生年代，有一位C老師負責給我們同專業的兩個班上法制史課，有時候他會“隨意”發揮一下，抒發自己對歷史的某些見解，頗為自得，但他偶爾會忘記臺下的班是哪個班，于是有一次就“隨意”發揮了兩次，那是一段設問加闡述加手勢的長篇講述，中心思想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內核就是漢唐精神。精彩固然精彩，但作為一個聽者，第二遍的邊際享受已經直降為負數了。天知道為什么偌大一個課堂滿滿的近百號人在他長時間的重復時都無動于衷，在他拋出問題時也沒有一個人回答。是因為上節課大家都睡著了，還是這節課大家都睡著了？又或者是大家從來就沒醒過，更可能的是他們的忍功比較好，最終還是沒有耐性的我演了下捧哏，非常“意外”地回答了他的一個問題。

為什么很多中國人喜談漢唐？主要原因還是漢唐大，而且不是少數民族統治的。多少年過去了，人們忘記了皇帝的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忘記了戰地黃沙、尸骨累累，忘記了后方無數的家庭破敗、民不聊生，只記住了那個更好看的版圖。

通常而言，大的確有大的好處。因為大，所以一點小風小浪掀不動它，人民可以暫時安穩地過自己的小日子。因為大，所以可以實行舉國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修長城，挖運河。因為大，所以即使到了窮途末路，還可以輾轉應付，或選擇偏居一隅，不至于一下子斯文掃地，或者玩一玩平衡策略，在列強的夾縫中求生存。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興起，不過是最近兩百多年的事。而天下大同的思想什么時候才能在世界絕大部分地區對民族意識、宗教個性占上風還未可知。直到今天，中國人回顧起唐玄宗在安史之亂后從西域撤出導致這塊土地在以后的千年成為異族之地，或者想到滿清統治者后知后覺終于讓廣袤的東北之地被侵占導致半島東面無一個出海口時仍扼腕嘆息。

所以，既然百姓都不介意做大國小民，皇帝更是樂得統御環宇。公元612年至614年，隋煬帝三次東征高麗，結果都悲劇性地失敗了。這個失敗到唐太宗時仍在延續，直到唐高宗時才終于挽回顏面。總之，當隋煬帝東征失敗再回頭時，國內已經烽煙四起，盜匪橫行，任他怎么檢討整頓，安撫人心，都無濟于事了。

公元616年夏，隋煬帝乘新建的船隊至江都，留下官員負責北方，而他本人則永不復返。劍橋中國史作者這樣評論隋煬帝:

他在江都最后的日子是憂郁的，他備受恐懼和猜疑的折磨，不能忍受帝國的消息，更不能為帝國采取任何行動。儒家修史者對煬帝道義上的評價的確是苛刻的。在中國的帝王中，他絕不是最壞的，從他當時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適合鞏固他父親開創的偉業，而他在開始執政時也確有此雄心。

晚唐的皮日休同情他說：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蒙曼認為他主要是暴君，不是昏君，昏是失敗以后才意志消沉才昏的:

他的功業，沒有和百姓的幸福感統一起來，所以才會有“巍煥無非民怨結，輝煌都是血模糊”的說法。他沒有處理好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關系，反而成了罪在當代、利在千秋，這才是隋煬帝最大的問題。”他是個暴君。為了征討高句麗，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顧客觀條件，任性妄為，把百姓和國家都拖進了災難中……在這第三時期，他已經不知道自己的責任是什么，也不想履行什么責任了，只是渾渾噩噩地混日子，所以叫昏君。

故宮里有個殿，殿里有塊匾，是乾隆手書，上寫四個大字:

皇建有極

繼承了那么大的家業，完成了那么多的壯舉，創制了那么好的制度，打敗了那么多敵人，卻最后在高麗失手，導致國家最后分崩離析，他怎能不憂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