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第一次在飛機上吃一片生火腿，梗在喉頭怎么也咽下不去 ，必要吐出來才了事。現在呢，生蠔、生火腿、生三文魚，我可以吃得津津有味；打開櫥柜，乳酪、干乳酪、茄汁，西洋香草，已經代替了“生抽王”；曾記當初，那些洋紳士洋太太在我臉上手上行過親吻禮，事后我總要抹上一把，現在再也不抹了；我又覺得，女人穿低胸露肩衣服比穿什么都好看。從前死死抱著的東西也慢慢松抱了。
比如“故鄉”兩字，有人說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故鄉，看來不無道理；又有人說，哪里有藝術哪里就是故鄉，也說得通。什么主義啦，偉大理想啦，變得更加渺茫……”
———盧嵐《巴黎讀書記》自序
仿佛不止一次，我從佛教經典中學習到告戒人怎樣放下執著，回歸于空與無。但是作不到。盧嵐卻輕描淡寫地說，從前死死抱著的東西會慢慢松抱，這一切原來都是在不經意之間。看起來舉重若輕，背后卻是三十多年跨越時空的隱忍和修行。
“認識”盧嵐是在遼寧省的《作家》雜志上。那時候她在《作家》上開了一個“塞納河畔”的專欄，每期都寫，《卡夫卡或四維空間》，《雨果的流亡歲月》，《春去春來布拉格》，《在海底行走》，筆觸一直在歐洲游走，于是以為這是翻譯過來的作品。而且從文字的沉穩和冷峻便武斷地當作是青年男性。直到慢慢由作品開始去關注這個人，才知道她是一位旅居法國多年，六十多歲的華人女作家。
1962年盧嵐從廣東中山大學外語系畢業，在國內任教十年，七十年代去了法國。這一去就是幾十年，讓她變成一個徹底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法國太太，盡管她還是中國國籍。就像在《巴黎讀書記》自序中寫的，現在的她吃生蠔、生火腿也可以津津有味，接受洋紳士洋太太們的親吻禮也覺得是再自然不過的事，而且“我又覺得，女人穿低胸露肩衣服比穿什么都好看。從前死死抱著的東西也慢慢松抱了。”
許多東西，很重很累，明知道背在身上不好，卻無法放下。譬如請客送禮，虛榮攀比，言不由衷，瑣碎的客套，死亡的婚姻，沉重的人情，仿佛與生俱來，身不由己，不快樂，不自由，心里在拒絕，卻鬧哄哄表演到底。可是你真的改變不了嗎？真的無法放下嗎？我看也未必，盧嵐告訴我們，從前死死抱著的東西，也會慢慢松抱。只是時間和習慣問題。在一種文化中浸淫太久，就會形成惰性，把很重很累的東西背負在身上，即使壓得喘不過氣來，也愿意去思考它好還是不好，該不該舍棄。所以放不下，改變不了，只不過是一種慣性和惰性的作用而已。
盧嵐在中國接受過理想主義教育，還有多年養成的中國式飲食和禮儀文化。在法國多年，都完全改變了。為什么？因為在異國的環境里，這些慣性和惰性都沒有了。在一種新的環境里，慢慢發現，沒有什么是不能改變的。
在中國的世俗生活里，結婚是一場很重要很認真的鬧劇。規矩多如牛毛。踩門擇日看八字，彩禮錢開箱錢下轎錢改口錢，迎新送親鬧新房，回門認親，折騰個半死，其實一開始就把婚姻推向了絕境------從一開始就告訴你，婚姻不是你們倆個人的事。可事實上，折騰完之后，還是倆個人的事。你哭你笑你喜你悲，沒有人再理會。大家吃完鬧完了一哄而散，你慢慢收拾殘局吧。好與不好，大家都離的遠遠的。據說一個地方為鬧新房打死了新郞，原因是打新郞是當地的鄉俗。人死了，沒有人出面承擔，新娘子也不見了蹤影。這就是我們死死抱著的東西，原來如此冷漠，如此不值。
在一種文化慣性里，很多人并不去思考需不需要這樣，只看大家怎樣，從前的規矩是什么。搬新房請客收禮，孩子上學請家教，有了房子要換大房子，換了房子拼命裝修，……一定要這樣嗎？不這樣又怎樣呢？很多東西其實并不關乎內心生活的質量和幸福感。都是面子上的事。只是因為大家都這么做了，就隨大流吧。這是一種無形的“場”，把所有的生活都卷進去。想要拒絕，想要松開，想要出來，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對于故鄉，很多人把故鄉當作一生的行囊。但是熱愛故鄉，也許只是一種慣性下的誤讀，一種從眾的說辭罷了。但你無法去除心底的不喜歡，無法去除它給你帶來的不舒服。可以坦誠地說，對于故鄉，我的確沒有多少好感。它只是我出生在這里并且生活了幾十年的一個地方，除過習慣，我找不到多少讓我值得愛戀的地方。在近幾年的開發建設中，已然變成了一個建筑工地和垃圾場。人們寧愿用冷漠傲慢維護可憐的自尊，卻不愿付出多余一點點承擔起可以承擔的公共責任和道義。院墻內清爽整潔，院墻外臭水垃圾，關起門來過日子，樹葉掉下來自己先躲開，沒事的時候說說別人的悲劇娛樂自己的情懷。這種文化場像強大的染缸，浸染久了，便習以為自然。仿佛癩瘡疤在自己頭上，慢慢也就當作身體的一部分，甚至覺得和耳朵一樣好看了。
魯迅在《故鄉》里懷念一望無際的西瓜地和少年閏土。但我確定他未必真的喜歡故鄉的人和事。他只是因為離開了故鄉，坐在城里的書房里才這樣寫了。人總是要在遠離故鄉之外，才會懷念故鄉的好處。還是盧嵐的話，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故鄉，哪里有藝術哪里就是故鄉。“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為家”，白居易也這么說過。那個地理意義的上故鄉，通常讓人既向往又疼痛。故鄉在哪里呢？它其實在漸行漸遠里被多次曝光，漸漸還原為一種虛幻的指向。
認識自己死死抱著的東西并不是那么回事，或者不值，是要在一定的距離一定的時間之外的。
許多事情都是這樣。從前死死緊抱著的，換了一種環境，一種心情，才發現白白耗費了那么多時光。
在復雜的世界面前，
我不可能跟它一樣復雜，
就以簡單的思想來面對吧。
我站在一邊，靜靜地觀察……
-----盧嵐《巴黎讀書記》
盧嵐就是這樣，把你帶離跟現實很遠的地方，去布拉格瞻仰卡夫卡的故居，帶你進入布拉格的四維空間，到寒冷的西伯利亞聆聽馬金尼的音樂人生，在一個島上領略雨果法蘭西的流亡歲月，在塞納河畔感受帕基捷爾納克的“幸福”生活，在中亞消失的馬爾納海底行走，在流逝的歲月里聆聽托爾斯泰夫人訴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悲涼……她不是自說自話，不是給你曬她到處走動的旅程，而是帶你進入人物的命運和思想的深處，一起感受那些人事不同尋常的經歷和歲月里的悲歡。讀盧嵐的《巴黎讀書歲月》和《文街墨巷》，是一趟思想的遠行，讓你忘記身邊的瑣細，忘記世俗的不值，讓你為緊緊抱著的故舊汗顏……總之，她沒有特意要讓你去一個高處，但是不知不覺，你就覺得離開了原來的地方。
30多年寓居海外，她的生活里洗凈了哄鬧和街市的氣息，文字里穿透著“沉痛而隱忍”的冷靜，沒有浮華和崇高，有的是自然，時光，慈悲。
沒有人規定一生必須在一個地方以終老。
長期在一個地方，人會對僵化的東西習以為常。
盧嵐在海外二十年，才敢說以前死死抱著的東西慢慢開始松抱。
那么要看清一些事情，是需要距離的。
如果你有勇氣離開，
你就知道老地方的好和不好；
如果你站在山頂，
你就知道山下的風景值和不值；
如果你開始上路，
就就慢慢知道從前緊抱著的應該松開。
當代北漂走出的作家水木丁在她的一篇文章里寫到：縣城生活就像一件緊身衣。所以她在一段時間里跟家人鬧死鬧活，就是為了離開縣城。其實不為別的，就是因為思想豐富的人內心積壓的東西太多，而身邊那么多人表現出巨大的關心和干涉，唯獨不會關心她內心的東西。那么這些良苦用心便成為一種控制，一種以愛的名義的控制。離開之后，再懷念那些故鄉歲月，卻是無盡的悲憫和同情。
離開之后才會放下，放下之后才會釋懷，釋懷之后才能建立獨立的人格。在盧嵐的作品里，你會看到她的平常心，寬容心。一個人不再執著于一種習俗和文化偏見的時候，他的筆下便會表現下發自自然的悲憫和同情。看她的《訪巴爾扎克故居》，《梵高·翻騰著的顏色》，《雨果的流亡年代》，《屠格涅夫的法蘭西歲月》，你會看到一個新鮮的視角和令人驚嘆的世界。她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靈看待前塵往事里的偉人。她說，“不管面對的事物有怎樣的歷史，或世俗的重量，或輕如浮塵，我只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文字組合，留住它們過去的一刻”。這就是跨越了中西文化鴻溝的盧嵐，她以博大的胸襟，為我們解讀臉譜化了的文豪巨匠的平常生活。她寫帕斯捷爾納克，對蘇聯國家機器沒有什么指責和批評，對《日瓦戈醫生》的獲獎沒有一字褒貶，我看了卻想哭。一個人得走多遠的路，得經歷多少暗夜的哭泣，才能洗凈歲月的浮華，放下滿身滿腦的執見，直逼心靈呢？
2016年9月1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