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之“貞觀”，即唐太宗在位及治世時所使用的紀年年號，該年號起始于公元627年，迄止于公元649年，凡23年；“政要”，即施政的重點與綱要。因是“要”，所以全書篇幅短小，總計10卷40篇258章，大約75000字。吳兢《上〈貞觀政要〉表》和《貞觀政要·序》所述進奏本的卷數、篇數與現在通行的本子基本吻合。
《貞觀政要》取材于唐代的宮廷檔案。全書以唐太宗君臣的言論、諫議、奏折為主體，間以少量人物事跡，是對中國封建社會的近乎完美的“貞觀之治”時代的政治經驗的歷史總結。
《貞觀政要》全書分為十卷，每卷2到9個專題不等，共四十個專題（篇）。以下是各專題及其下篇目的主要內容：
第一卷2篇，討論怎樣做皇帝和如何治理好自己的國家。
《君道》第一。“為君之道”當以“正其身”、“存百姓”為首務。本專題是全書的總綱，以后各篇都是緊緊圍繞著這個重點展開的。
《政體》第二。介紹基本的政治原則，進而認真討論了安邦治國的辦法措施，強調了君民的“舟”“水”關系：“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第二卷3篇，討論任賢、求諫和納諫等問題。
《任賢》第三。本篇依次介紹了深得唐太宗尊崇、信賴和重用的八位重臣的事跡，他們是：房玄齡、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馬周等八位著名大臣。他們或是太宗的舊屬（如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或是前太子李建成的謀臣（如魏征、王珪），或是隋朝的官員（如李靖），或是農民起義的驍將（如李勣），或是普通的百姓（如馬周），但因太宗的知人善任，而能君臣一體，共創佳業。八位大臣是貞觀群臣的代表和翹楚。
《求諫》第四。唐太宗強烈要求諸位大臣“盡情極諫”，多提有益于人君身心修養和國家繁榮昌盛的批評性意見。
《納諫》第五。本篇后附“直諫”10章。專述朝臣犯顏進諫，唐太宗虛心納諫、“從諫如流”的有關情況。
第三卷3篇，討論君臣之間的關系以及君臣各自的名分。
《君臣鑒戒》第六。君臣關系應該是“同治亂，共安危”，人君應該“自強不息”地去追求“德”、“仁”，對臣下既得委以重任，又不可濫施懷疑。
《論擇官》第七。論選官在得人，知人善任之難。魏徵言，人君須行“君道”，人臣須執“臣術”。“臣術”，“人臣之術”，“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如此，方可“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可以肯定，這就是人君擇官、任官的標準。
《論封建》第八。關于分封建國的爭論。唐太宗初擬分封子弟為王，功臣為世襲刺史，為李百藥所諫阻。他指出，建官分職，任賢使能，“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這才是治國安民的關鍵。
第四卷4篇，討論對皇太子和皇子的管束、教育等問題。
《論太子諸王定分》第九。“定分”，即規定相應的名分而不能逾越。也就是說，太子、諸王必須嚴格遵守各種各樣的禮儀制度，認真修身養性，“惟忠惟孝”，既得尊卑有序，也要無覬覦、貪婪之心。人君則應該“尊嫡悲庶”，“愛子教以義方”，“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
《論尊師傅》第十。太子、諸王應該尊師重道、尊師重學，日聞雅訓，長仁益德，不可懈怠。而為其精選的師傅就必須是“正直忠信”之人。
《論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嚴格約束太子、諸王，使之戒奢戒驕，親君子遠小人。“克修德行”，至少需要弄明白“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的道理。
《規諫太子》第十二。記李百藥、于志寧、張玄素等人對太子李承乾種種不善行為的揭露、規勸和諫諍以及太子對規諫的惡劣態度。
第五卷5篇，分別從仁義、忠節、孝友、公平、誠信等幾個方面介紹了維護君權，鞏固統治的大政方針。
《論仁義》第十三。唐太宗論行仁義。以儒家的仁義思想為指導，以施行仁政為首務，這是唐太宗“君道”的核心。
《論忠義》第十四。本篇表彰了馮立、謝叔方、姚思廉、魏征、王珪、屈突通、陳叔達、李弘節等人的忠義之行。為臣盡忠盡節、清貞慎守、始終不渝，就能得到應有的褒獎。
《論孝友》第十五。記朝臣房玄齡、虞世南，宗室韓王李元嘉、霍王李元軌及突厥人史行昌的孝行。
《論公平》第十六。唐太宗以天下為家，不能私于物。以禮法為據，卻不依情感的因素和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濫施賞罰，所以理事比較的公正平允。
《論誠信》第十七。君王以誠信待朝臣，信用不疑，才可得到朝臣們真心實意地擁戴與輔佐；朝臣擯棄詐委，取信于民，就能使百姓歸心，天下太平。
第六卷9篇，繼續上卷內容，強調人君人臣的道德觀念、行為規范、處事原則，包括儉約、謙讓、仁惻、慎好、慎言、遠佞、戒奢、戒貪等。
《論儉約》第十八。本篇論應節制物欲，帝王若恣意嬌奢，志在無厭，則危亡之期立至。為免滅頂之災，就當“以欲從人”、“節己以順人”。
《論謙讓》第十九。為君者當“自守謙恭，常懷畏懼”，卻不可“以才陵人，飾非拒諫。”
《論仁惻》第二十。述唐太宗憐憫百姓、憂恤將士的事跡。如出后宮掖庭三千人；又如以御府金寶贖因水旱而被迫賣掉自身的男女歸家。
《慎所好》第二十一。論帝王當以周、孔之教（儒家學說）正身修道，卻無必要信仰佛、老之學和從事神仙之事。
《慎言語》第二十二。論為人君者當慎言，唐太宗自道，“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否”，故“萬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
《杜讒邪》第二十三。唐太宗厭惡進佞言者，“斥棄群小，不聽讒言”，是因為小人、讒言禍國殃民。“自今以后，有上書訐人小惡者，當以讒人之罪罪之。”
《論悔過》第二十四。人君須有自知之明，“自咎其責”之時，還得找出所犯過失的根由。
《論奢縱》第二十五。隋文帝務積聚致煬帝奢華亡國，郭孝恪奢華以致亡身，唐太宗由是認為，應“以節儉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務”。人主不務德，而務聚財積谷、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者，結果必定是民散國亡。
《論貪鄙》第二十六。唐太宗認為無論為人君者還是為人臣者，均須戒貪婪。“為主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居高位，食厚祿，當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矣。”并表彰了岑文本“宅卑濕，無幃帳之飾”、戴胄“居宅弊陋”、溫彥博“家貧無正寢”、魏征宅內無正堂的節儉、清廉行為。
第七卷3篇，記載了朝廷對儒學的尊崇、對史學功能的強調以及因社會某些風氣不純而專門制定禮、樂制度而予以糾正。
《崇儒學》第二十七。貞觀年間“尊儒重道”（道，指儒家的經典、學術和德行等）的政策及其措施。
《論文史》第二十八。唐太宗不重文學，注重撰修國史，“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
《論禮樂》第二十九。禮樂的功用及貞觀年間因施行禮樂制度而使風俗移易。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章還專門介紹了太宗下詔高士廉、岑文本等撰修《氏族志》，必須以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為永則的情況，卻并非舊有的門第。
第八卷5篇，本卷緊承第五卷、第六卷的思想，繼續講述經邦治國的辦法、措施。
《論務農》第三十。太宗認為，“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使農業生產能依季節進行）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仁君簡靜的內容有二：一，“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二，“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
《論刑法》第三十一。述太宗慎罰之思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魏征著名的《論時政疏》之第三疏就出自此篇。
《論赦令》第三十二。述唐太宗關于制法、執法的思想。唐太宗雖主張仁惻，但反對濫行大赦，故貞觀年間，少有大赦。
《論貢賦》第三十三。述唐太宗嚴令禁止接受域內、境外的貢獻之物以及卻還貢獻之物的行為。
《辯興亡》第三十四。唐太宗論國之興亡。“務弘仁義”者興，“專行詐力”者亡；“凡理國者，務積于人（按，民），不在盈其倉庫”，“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人君“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第九卷2篇，述戰爭、國防及對少數民族和邊遠地區的方針政策。
《議征伐》第三十五。述唐太宗慎用兵主張。“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兵甲者，……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本篇還詳載房玄齡、充容（后宮女官名，皇帝之妃，為九嬪之一）徐惠的諫書，揭發了太宗晚年征打高麗而致百姓勞弊的錯誤。
《議安邊》第三十六。如何安置內附的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民眾，以及平定高昌后，君臣之間關于以其他地為州縣還是保持現狀的一場激烈的論爭。
第十卷4篇，主要強調的是人君如何“志在憂人（當為‘民’）”、克制私欲和怎樣可以有始善終。
《論行幸》第三十七。隋煬帝特好巡行，因耗費人力、終致天怒人怨，身死國滅。這一慘痛教訓，應該時時銘記于心。
《論畋獵》第三十八。唐太宗畋獵，為臣下諫阻。謂人君須“割私情之誤，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群僚兆庶”。
《論災祥》第三十九。唐太宗拒祥瑞，認為人君在上，“百姓敬之如田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但對于災異，又常懷警懼之心，“妖不勝德，修德可以銷變”，“但使朝無闕政，百姓安樂，雖有災變，何損于德？”
《論慎終》第四十。“居安思危，孜孜不怠”，“有始有卒，太下永賴”。如果“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該篇與首篇《君道》呼應，強調了施行君道必須善始慎終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