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朗與馬修是兩個不修邊幅的中年“搖滾農民”。不上路演出時，兩人共同管理著一個有機農場：與被毒品、膨脹的自我所吞噬的“壞男孩”相比，大叔們顯得穩妥而精明。不過也許正是仰賴這種實用態度，他們得以保全自我：年少時的特立獨行固然是天賜的禮物，而更可貴的，是在經歷了生活的無奈后，盡力保住自己珍視的內核，決不繳械投降。
不少中國人對搖滾的最初記憶始于1986年：一個身背吉他的青年兩褲腳一高一低地走上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舞臺，獻唱《一無所有》。1988年，導演田壯壯還拍了一部名為《搖滾青年》的電影，不過講述的卻是一個霹靂舞少年的抗爭：敢于付出真正代價沖破桎梏、駁斥丑惡的行為，都被稱為“搖滾”。茶余飯后不痛不癢的逆反、無理取鬧，可別來摻和。
年少的驕傲與清高并不鮮見。不過，面對世界的條條框框，有多少人能保全個性？多少人能供養著年少的熱愛？反觀三十年后的中國搖滾“老炮兒”，太多的樂隊和個人分崩離析，接而消失。2016年，隸屬北京音樂家協會的搖滾音樂分會借“搖滾三十年”的名義成立：在場的“搖滾樂勢力”們或是精神昏沉、或一本正經、略顯富態。由于特邀名單里還有于謙，有人忍不住將分會調侃為“北京搖滾曲藝協會”。
“搖滾，你玩它有啥用？”
搖滾，沒必要陪伴一生吧？年少時的大聲疾呼、義憤填膺，到了沉甸甸的中年，是時候轉化為內斂的洞見、平靜的思考？不然繼續折騰，這能行嗎？又“有啥用”呢？
在洛朗與馬修看來，搖滾仍舊興盛，并依然青春。這兩個外表“塵土飛揚”的“搖滾農夫”在24個國家參與過800多場演出。不過，從萬人的亢奮演出場面“乖巧地”退回農場的過程中，似乎缺了點什么滋味。耀目的光環哪去了？兩人更像是敬業而固執的工程師：二十年的老搭檔，如費力燃燒青春的新手一樣，在農場地下室兢兢業業地排練，尋找火花。
兩個人憋著一股勁，不愿淪為“墻上的另一塊磚”（平克?弗洛伊德樂隊名言）：年少時，接受工程師、數學教師教育的兩人出于對搖滾的迷戀，奮不顧身地選擇了樂手道路。從八人樂團到兩人的搭檔，他們所做的一切努力和規劃，似乎都是為了不過度依賴音樂工業，以換取追逐目標的資格。
佯裝憤怒不如回家養鵝
精神鴉片也好、無聊消遣也好，也許搖滾是個什么玩意兒已不再那么重要。比起掏心掏肺的創作，太多音量足夠大的歌曲就能隨隨便便地催生腎上腺素。談論毒品、絕望、自我放逐的“不良青年”把張揚跋扈的姿態做足，招搖撞騙般地將“搖滾精神”延續下去。
作為一種商業手腕，樂手的“堅持”更像是種尷尬矯情的賣相：“他們只有在安全時才勇敢、在免費時才慷慨、在淺薄時才動情，在愚蠢時才真誠”，米蘭?昆德拉的刀子嘴如是宣稱。熙熙攘攘的聽眾或是為了信仰、抑或是發泄聚到一塊空場地上嬉鬧?？倸w是你情我愿。
當所有智慧和生活經驗無法駕馭生活時，洛朗與馬修退回到農場的泥濘中喂鵝，用韌勁不斷寫歌、出專輯。他們內心中的那個年輕人對社會的每個命題仍有自己的理解和批判，而中年人的外在，則負責用更強的能力和技巧，使內心得以完整淋漓地表達。
“只要能自給自足，我們愿犧牲一切”
農場里沒有什么都市想象中的田園詩意：那里的生活井井有條，每周、每天的時間都得提前細致地規劃好。洛朗的舅公耐心地手把手教授務農技巧，他們也將這些日常運作細節、養殖、清潔技巧爛熟于心。
起初，鄰居們難免對“半路出家”的二人持懷疑態度，把他們當做暫時來“玩票”的嬉皮士。畢竟，“嬉皮”早已成為一種無毒無害的時尚、點綴，被有序地組織進主流階層的軌跡之中。特別當兩人從日本巡演回來，打算種水稻時，不少人更是難掩嘲諷的語氣。兩人將周遭看法照單全收，然后依舊我行我素。
克服了生存壓力后，二人對經營農場這一行為還有著更遠的思慮。雖然對于勞碌的大眾來說，這未免杞人憂天：“我們在日本、中國、拉美一些國家巡演時，深刻覺得，人的源頭將會枯竭”、“人們連種番茄都不會”。在他們眼中，人們像早已根莖萎縮的花草，一代一代被切斷了與大地的直接聯系，而生命之源會因此斷絕。
烏托邦中的世界公民
他們從世界巡演中尋找新的動力。音樂是普世的語言，此言不虛。當命運讓不同樂手的道路交錯，各自都在影響彼此的人生。也許成千上萬聽眾的心緒也會有改變？不論如何，搖滾農夫們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道，“我們是世界公民”。
農夫們看上去平凡、平靜。他們沒有焦躁不安地頻頻回首、急切地證明自己，也未顯露出憤世嫉俗的消沉。毋庸置疑，他們是幸運的：既不用忍受遠離家鄉、四處漂泊的不安，也無需領受困守小鎮的不甘。他們的生命沒有因背井離鄉或身處農場而一分為二、遲疑疲倦：它合為一體，非常完整。剩下來要做的，就像尼爾?楊在歌里唱過的，“讓我們繼續在自由的世界中搖滾吧?！?/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