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并非只是簡單呈現出我們塑造它們出來時的模樣。它們也伴隨著某些含義。這些含義有時候甚至強大到完全覆蓋了他們的使用性。東西的雙重屬性很容易在消費鏈的尾端體現出來。比如說，在柜臺上充滿了最優質的商品，不只是因為一個昂貴而優雅的工具比一個便宜但結實的更有用，同時也是因為它能完成更多人們在它身上賦予的工作。因為它們能把人們所期許能象征出來的價值和優雅傳達出來。

因此元明兩朝可說是奢侈品的主要消費者:掛在墻上的繪畫，小憩而坐的家具，為景德鎮的陶瓷窯而放置的設備，用于個人和家庭穿著的絲綢，為閱讀，也是為了呈現給它忠實的追隨者而裝幀精美的書籍。宮廷消費的規模往往是巨大的。國家工作地域內的全部設備，其中在宮廷區域內的一些設備本身，有些是在來自像蘇州和杭州之類的主要制造城市，最后制造成了宮廷下令制造的奢侈品。當然，大眾品味也緊隨其后。非皇室的人為了自身利益緊盯著這些奢侈品并且縱容自己去消費它們，雖然他們只能在特定的規則下這樣做——就像無論你什么時候買的一件印有龍在上面的東西，你都必須確定龍爪是四個而不是五個。對發現飾有龍的碗的召回是和耶穌教會相悖的。

品味并非只是經由一條傳播紐帶而從宮廷延續到社會。一些人大概希望通過獲得帝王所消費的東西或者一些真品的仿制品來模仿他，但對有辨別能力的人來說，這是一場失敗的游戲。你最好建立起你自己的標準——紳士們正是這樣做的，他們建立與他們自身的消費偏好相匹配的風格。這并非取決于在它們有多昂貴或多惹眼之上(雖然當你為一件消費品花銷巨大時，這樣能很好地獲得人們關注)，而應該取決于它是否優雅。優雅是一種很難的論斷標準，難到為難了新貴和暴發戶們。重點是，它甚至難到置皇帝于不利地位。一個皇帝除了擁有上天的授權，安全的機構和很顯然無窮無盡的金錢供應外，還有什么？如果沒有他的儒家老師，他根本不會有能全面指揮人們品味潮流的見聞:古典，繪畫，書法，書籍甚至舉止禮儀。忽必烈和朱元璋在掌握這種奧秘上并沒有為難到自己。他們后裔中很多人是孩童時登上皇位，但做得并不比他們好。他們有應對這些問題的老師，但是他們并不全心全意聽信老師的話。和他們宋代的前輩相比，元明的三十位皇帝以他們完全缺乏文化造詣而取勝。唯一例外的是宣德皇帝(在位1926年—1935年)，永樂帝的孫子即朱元璋的曾孫——是少有的皇帝之中能充分吸收文化的雅致并像一個畫家一樣獲得真技能的例子。但，他也只是唯一一個。

經濟建立在品味的基礎上正如它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上，作為一名富裕的消費者，皇帝在成為優雅的消費者方面不得不讓位于紳士鑒賞家們。皇帝們只是擁有物品，而鑒賞家們則利用物品來表達他們文化的最高思想:有思想的沉思，對美的洞察力和好的品味。消費的兩種練習——引人注目和優雅——它們彼此影響，但在不同的社會領域里大大地發展延續。因此，當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他的宮殿時，一個叫曹昭的富裕的收藏家正在南京編制一種利于收藏雅致的史前古器物的指導冊。鑒別古物的基本準則(格物要論)教紳士讀者怎么去辨別物品值得收藏且全無被強烈想占有它們所感染的心去欣賞它們。皇帝對此從來都沒有興趣。

無論僅僅是渴望得到還是真的有深刻的文化在內，消費對于模仿一種非同尋常的藝術極品的創作都有著強有力的影響，這也詮釋了大部分人們對于明代藝術是如何看待的。

摘自:《困境中的王朝——中國元明兩朝》作者:加拿大籍卜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