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打電話約我去“溢香園”酒樓聚會時，正是我心情煩悶之時。昨天去財政局報帳，一筆近兩萬元的汽車裝飾款，領導說，壓了壓了，先不給錢，誰叫他給我們的盡是水貨？！我聽從了她的安排，報賬時將這筆款子壓了下來。今早剛進班，我正在電腦上忙碌手頭的文字材料，領導推門進來吩咐，你還是去把昨天壓下的那筆款子打到他們賬上。我問，不是說好了壓一陣子再給他們嗎？算了，還是給他們！領導話沒說完便留了個背影給我，齊腰的長發(fā)在身后形成了一道黑瀑布。

素來寫文字不喜歡別人打擾，就算旁邊聒躁如雷，我也可以做到“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在文字中，除非有人點名道姓喊我，我才會如夢中驚醒一般眼露迷茫。

在外打工，沒人能尊重這種習慣，他們只當你是一個隨時供人呼喚的服務生，沒有思想，沒有靈魂，更沒有尊嚴。好在，我有作家這個身份，有武鋼發(fā)給我的居休工資，我的能干和敬業(yè)也讓我心地坦蕩。領導轉了一圈見我仍在電腦前忙碌，問我去財政了沒有？我說等一下再去，得把這篇材料弄完。她臉色慍怒，站在門外揚聲高喊，你不要和我對著干！我側臉掃了她一下，慢條斯里地回應一聲，誰敢和你對著干？！她扭頭而去，帶著憤怒。我關掉文檔，起身去財政、跑銀行。

當初她打電話請我來幫忙時，告訴我只負責辦公室的文字工作，我說如果事情太多太雜，我不會做，因為我要騰出時間來寫作，她立馬點頭答應，不會不會，我們部門的事情本來就不多。沒想到僅僅只是兩個月時間，部門的好些工作都開始堆在了我的手上。信訪、組宣、殘疾人康復、辦證，以及街道、社區(qū)、衛(wèi)生服務站創(chuàng)建全省殘疾人社區(qū)康復指導工作，后來部門的財務報賬和會計報表也交到了我的手上，原來最不喜歡與錢和數字打交道的我，現在被一些有業(yè)務往來的商店老板當成了會計，看到我就問，什么時候幫他們把賬結了？

人變成了一只不停旋轉的陀螺，而從前的同事卻在衷心羨慕我，碰到就揄揶：還是作家行，到哪都能找到事做，你看我們，天天在家打牌閑聊，一晃就是十年。

十年的時間不算短，選擇居家休息后，不想外出求職的我，因為會寫作的緣故，總是被各種文字材料糾纏。他們，有的是曾經的領導，有的是曾經的同事，有的是要好的朋友，更多的則是聞訊而來的陌生人。工作報告，事跡材料、自我評價、求助信，只要是與文字有關的東西，他們都會理直氣壯地找到你，一聲幫忙，一句謝謝，還美其名為讓你的生活充實。市場經濟已經將人淪為了物質人，一天天為人義務幫忙的我有一天忽然感到了自己的悲哀——一個會寫字的人的悲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沒有寫作收入，不能為家人帶來好的生活，你寫再多，寫再好，又有何用？

軍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師弟，我倆在原來的卷揚班共事了十幾年。那時，他是班長，我是班員，因為“三個女人一臺戲”的緣故，他這個班長當得并不舒心。知道我愛好寫作之后，曾開玩笑說：如果有一天，我能把班組這部戲寫出來，他一定請我喝酒。至今，我都沒有把筆伸到曾經的班組，女人愛找難堪時的尷尬，令我領教了無數次。記得有段時間，班組需要派人到百多米的井下開穩(wěn)車，因井口檢修，罐籠無法靠近井口，每天必須爬50米鐵梯下井到負50米水平才能乘罐籠下到負150米。其實，我喜歡井下，昏暗的巷道里，除了巖壁水流的“嘀嗒”聲和一個小時一次的信號鈴響，再也沒有了任何別的聲音。在那樣安靜的環(huán)境里，我每天穿一雙齊膝套鞋，背一件棉襖，帶一個布袋，袋子里是我精心準備的書和筆記本，一個人靜靜地坐在巖縫中讀書，寫詩，自由思考，沒有人來打擾你，也不覺得空虛和害怕。然而，這次考慮到我傷腿爬梯的艱難，軍特意安排了斜井的另一個同事下井。但這樣沒過幾天，與我關系最好的女同事竟當著我和軍，以及我那當值班長的丈夫的面，吵鬧著要和我做同一個橫班，因為我不下井，她也不下。我不想為難軍，當天便背上棉襖，拿著布袋轉身站到了鐵梯邊排隊，下井。

事隔多年，因文字的緣故，我早已離開了卷揚班，與原來的同事也漸漸疏遠，但軍和我一直保持著朋友關系。他居家休息后，一直在外打工，我知道他奔波過很多地方，在制藥廠做過裝藥工，也當過送貨員，如今終于和妹妹一起在武漢擁有了自己的品牌家具店。盡管他沒有告訴過我他的辛酸經歷，但從他逐漸蒼老的容顏里，我一眼看出了他的疲憊。這次聚會，我們仍然和從前一樣，叫來了另外兩個要好的朋友，他們領著各自的家人欣然而來。只是，待大家都坐定后，我才發(fā)現，圍桌而坐的朋友以及他們帶來的家人，已經面目全非。他們，這些我交往了二十年的朋友，因了選擇居家休息，長年在外打工，婚姻也和他們的工作一樣發(fā)生了變故。軍的身邊是與他高出半個頭的英俊兒子，妻子早已離他而去，組建了新的家庭；海的身邊是一個我不認識的陌生女子，他指著她介紹說：這是我老婆。我們站起來握手，寒暄，相互間說著客套話，語氣中卻明顯地少了從前的隨意和溫情。我想起了我們這些家庭曾經每年一次的輪流坐東聚會。那時，男的抽煙喝酒打牌，女的擇菜聊天話家常，孩子們叫的叫，喊的喊，蹦蹦跳跳，飛進飛出。大家坐在一起，熱熱鬧鬧，無拘無束，似一個其樂融融的大家庭。

選擇離開曾經熟悉的崗位和人群是一個人生命旅程中的大事件。這樣的選擇對于當事人來說絕對是一種刺心的疼痛。記得十年前向勞資員遞交居休申請書時，同事小記打趣我說：“辦公椅還沒坐熱，就想離開舍得嗎？”“有什么舍不得的？”我的回答分明是一種強詞。其實，我知道自己是在逃避。沒有人知道那時我作為單位通訊員去江西參加瑞昌亞東隧道貫通時的真切感受。當一班人站在紅旗招展的隧道前，準備了鞭炮和煙花，只等最后一聲炮響后，兩方的職工伸出手來在貫通的洞口相互一握拍下永恒瞬間的剎那，卻傳來沉悶的石頭垮塌聲和人員叫喚聲。站在現場，我心驚肉跳，臉色蒼白。心有余悸趕回家，還沒來得及向親人講述目睹的塌方，卻接到工程隊隊長的指令，丈夫和妹夫必須馬上動身，趕赴江西處理塌方爛巷。第一次，我以職工家屬的身份，向隊長請求別讓我的丈夫去江西。隊長生硬地拒絕了我，別人能去，他就不能去？！然后直接將電話打給了我的丈夫，命令他必須在第二天早晨6點鐘出發(fā)。

丈夫默默準備行李，我在一旁默默流淚。離元旦節(jié)只有十天時間，我的心里卻像塞滿了荊棘，整夜整夜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我害怕電話鈴響，害怕由遠而近的吵嚷聲。家里墊洗衣機的磚頭垮了，我想到了江西隧道的塌方；廁所的燈泡燒了，我想到了工亡事故。孩子看到我一天天憔悴，背著我將電話打到了工地，告訴他爸爸：人七天不吃飯會死，五天不睡覺也會死，媽媽已經三天沒吃沒睡了！那時的工地，只有項目經理才有一個名為大哥大的電話，幾十名職工有什么事與外面聯(lián)系，都需要通過這個大哥大傳達出去。所以，在這個群體里，誰也不會有秘密，哪怕是與妻子說的私房話，也會很快變成玩笑全部知曉。他明白這個規(guī)律，中午休息時，撇開眾人獨自步行到幾里外的鎮(zhèn)上，用公共電話安慰我，他沒事，很平安，上班只是打下手，危險的活沒讓他做。他說乖啊，我跟兒子說了要他照顧你，我爭取干完爛巷就回家。就是這句安撫的話，我繃緊了幾天的神經一下子松馳。我說你要好好的，你好好的，我和孩子才會好好的，我們等你回家。

我的纏綿和不安變成了工友調笑他怕老婆，不敢在外找女人的話柄。那時，他們定居的馬頭鎮(zhèn)周圍，因為臺商投資的基建工程正在大批建設，不大的小鎮(zhèn)一下子開設了40多家發(fā)廊，發(fā)廊的門前每天都站著妖冶的招手女子，一些工友剛發(fā)的工資還沒暖熱口袋便全部送到了這些女子手中。

作為通訊員，我收集的材料里自然有一些令人不齒的人性劣根。我試圖站在人性的角度去解讀男人的本性，了解男人離開女人后的生理和心情，但我的內心又分明在排斥這種行為。我記起了一個項目經理對他下屬的囑咐，想喝牛奶了，買了喝就是，未必為了喝牛奶還要去買頭奶牛回來養(yǎng)？那豈不是太蠢了！如果我只是工友的老婆，他們的玩笑一定會對我封鎖得嚴嚴實實，就像我的許多工友家屬一樣，她們并不了解自己丈夫在外的工作環(huán)境和生活處境。而我是一個看清了生活本質和在文字的海洋里馳騁的女人，走在野外施工現場，我的身份是雙重的，那些工友不會對我有什么不恭，但會拿我的丈夫開心。我像一個迷路的旅人，回不到從前，又看不到前路，總感覺轉身才是最佳選擇。

決定是自己做的。在他們一再的挽留聲中，我去意決絕。我告訴那些欣賞我，并給予我很多幫助的領導，我用十年的時間走到現在，但我不想為文憑而活，不想為職稱拼搏，我只想做自己喜歡的事。十年，我要再用十年時間去證明自己，我居家后也會活出自己的精彩！

簽完協(xié)議，辦完手續(xù)，交完鑰匙，我的手上只剩下了兩個塑料袋，袋子里是我歷年來的工作日記，是我16年工作歷程的濃縮，它記載了我從一名農村女青年成為礦山井下卷揚工再成為辦公室通訊員的所有悲歡。走廊里站著曾經的同事，他們笑著與我揮手，有空來玩啊。我笑著和他們點頭，點頭，再點頭。轉身，面對腳下的樓梯，我已淚流滿面。我知道自己堅硬的外殼里是一顆眷戀的心，我深愛著我的公司，我的工友，我的留著淡淡墨跡的辦公桌。

多年以后的今天，我的單位已經改制成為了股份制公司，我的那些沒有居家的同事用自己買斷工齡的錢入股成為了公司的股東，他們已經與武鋼這個大型國有鋼鐵企業(yè)沒有了任何關系。但我知道他們過得并不開心。他們羨慕我，說我的明智轉身成就了我今天的幸運。

或許，他們說的是對的。他們不知道，那些日子里，我最喜歡聽的一首歌是劉歡的《從頭再來》：“昨天所有的榮譽，已變成遙遠的回憶，辛辛苦苦已度過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風雨，我不能隨波浮沉，為了我致愛的親人，再苦再難也要堅強，心若在夢就在，天地之間還有真愛，看成敗人生豪邁，只不過是從頭再來！”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從一個起點走向另一個起點，心懷希望的奔波在打工路上。

我知道，每回一轉身對我都是一次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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