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可以看作是西方歷史和文明的起源。早在公元前六世紀，位于南歐的眾多小的城邦已開始從氏族奴隸制向民主制度的變革。但這種不徹底的民主后來輸給了封建專制，社會也由此進入了一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加之中世紀宗教的雙重禁錮，民主由此被徹底壓制。

隨著歐洲文藝復興的萌發，文化思想領域對封建專制和宗教壓制的反抗越來越強烈。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使得資產階級作為重要的新興社會力量要求社會變革。

在這種大的背景下，出現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毫不奇怪。

任何國家、任何社會的社會變革和政權更替總是思想先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實際上探討的是政治權利的原理，其主旨是為人民民主主權的建立奠定理論基礎。從其內容和語言用詞上都是溫和、和平的。

《社會契約論》于1762年4月發表，當年6月巴黎當局即對盧梭發出逮捕令。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并非盧梭和《社會契約論》發起和發動的，但《社會契約論》事實上對大革命的興起起了催化作用。《社會契約論》是溫和的，但革命卻充滿了血腥。

任何制度的建立，包括后人可以輕松談論的自由、民主，在它一路走來的途中總是充滿荊棘和坎坷，甚至血腥。

以下是《社會契約論》的主要觀點，讓我們來看看為何其誕生伊始，就遭到了被焚毀、作者被通緝的命運：

人生來是自由的，但卻無處不身戴枷鎖。

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

盧梭認為：在任何一個國家，政府的性質決定了人民，政府要人民成為什么樣，人民就會成為那樣。因此，他試圖找到一個能把法律置于一切人之上的政府形式，這樣的政府才能培養出最有道德、最賢明和心胸豁達的人民。

人類在進化過程中遇到了種種困難險阻，只靠一個人無法解決，因此，有了集體。集體的演變是由家庭，而家族，而部落，進而到國家。

是什么使國家成為一個整體？是它的成員的結合。它的成員何以會結合在一起？是由于有共同的把他們聯系在一起的義務。

國家是一個政治共同體，一個民主國家的基礎是它的成員們（公民）的公約，即社會契約。

真正民主國家的社會契約是一種特殊的公約：

每一個人對所有人都承擔著義務；反過來，所有人也對每一個人承擔著義務。這是公民結合為國家的直接目的。

這個社會公約雖把公民結合在一起，但它不使公民受任何一個個人的奴役（換句話說：每個人都把自己奉獻給全體，而不是任何一個個人。）

全體的意志就是秩序，就是最高的法規。這個普遍的和人格化的法規，盧梭稱之為主權者。主權是不可分割、不可轉讓的。

這個抽象的集體通過法律而行動。在主權者與公民之間有一個中間體—--政府，它的目的是使兩者相互適應，負責法律的執行和保障公民與政治的自由。

既然集體與個人的關系都要靠法律去規范。盧梭關于自由、平等、法律是這樣論述的：

一切立法的目的是為了全體人民的最大幸福，可以歸結為兩個主要目標：平等和自由。

法律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為了使一切納入秩序，使公共事務有一個好的形式，因而產生了政治法，也可以稱之為憲法。

第二種關系是公民之間或成員與共同體之間的關系，就產生了民法。

公民同法律之間的第三種關系，即不服從與懲罰的關系，就是刑法。

除了這三種法律之外，還有最重要的一種：這種法律既不鐫刻在大理石上，也不鐫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心里，只有它是國家真正的憲法。它每天都將獲得新的力量；在其他法律行將衰亡失效的時候，它可以使法律獲得新生或取代它們。它能使一個國家的人民保持他們的創新精神，用習慣的力量不知不覺的去取代權威的力量。這里所說的是公眾的輿論。

盧梭從五十歲開始流亡國外，直至1778年六十六歲去世逮捕令仍然沒有撤銷。但是，法國大革命勝利后，1794年法國國民公會重置棺木，將盧梭移入巴黎先賢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