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年來，在我所接觸，所了解，所聽到看到的社會群體中，最艱難的應算是工人階層了。

? ?新中國建立后，工人作為一個社會階級，在政治上一度地位較高，計劃經濟時代，收入也相對穩定。可以這樣說，建國頭40年，產業工人手捧鐵飯碗，退休有保障，在體力勞動者中，算是一個值得羨慕的階層。從路遙作品《平凡的世界》可以看出，即使最艱苦的礦工，都是當時農民所渴望的職業。但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這種局面發生了變化：市場經濟開始，新的《勞動法》出臺，鐵飯碗打破，工人地位一落千丈。到世紀末推行企業改制，很多工人更是一個瞬間變得一無所有，而且這種失去并不是源于他們自身的責任或者過失。大半生貢獻付出在企業里，忽然之間，他們被宣布下崗，得褪下工裝，走上街頭去自謀生路。這是一種沒有選擇的漂泊，因為沒有退路可走。

? ?和同樣社會底層的農民相比，工人離開單位，會一無所有，是真正的無產者了，而農民好歹還有土地；但工人階層即使下了崗，只要自己繳納保費，至少還有一個退休可以期待。但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以及國內社保基金缺口較大的現實，延遲退休又成為擺在產業工人面前無法回避的命運。目前國內城鎮職工退休年齡，通行標準是企業女職工50歲，企業女干部55歲，企業男職工60歲；機關事業單位女職工55歲，男職工60歲。2014年底，國家人社部部長尹蔚民表示，延遲退休政策將采取“小步徐趨、漸進到位”的方案。同年12月，幾個國家重點高校分別提出了具體的延遲退休方案：

? ?中國社科院建議，從2018年開始，女性退休年齡每3年延遲1歲，男性退休年齡每6年延遲1歲，至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齡同步達到65歲；

? ?清華大學建議，從2015年開始實施有步驟的延遲退休計劃，2030年之前完成男、女職工和居民65歲領取養老金的目標；

? ?中國人民大學建議，延遲退休應女先男后或女快男慢，即每年延長2-6個月的工作時間，經過30年左右的推進，實現男女65歲同齡退休。

? ?無論哪一種方案，都清晰顯示一個目標：企業職工不論男女都將變成65歲退休，這成為應對老齡化社會和社會基金缺口的唯一選項。不管延退方案在將來具體實施時還有什么變動，總體趨勢是明顯的：1、延退制度將是全方位的，將覆蓋到每一個公民；2、退休年齡方面，企業人員跟事業、機關人員拉齊，工人跟干部拉齊，體力勞動者跟腦力勞動者拉齊，男性跟女性拉齊，性別之間的退休年齡差，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的退休年齡差，都將取消。

? ?對有一定地位的體制內工作人員來說，大都盼著能延遲退休，因為一旦退休就意味著權力的失去；對事業單位人員，無論專家，學者，醫生還是教師（包括大學教授）等腦力勞動者來說，往往知識和技術經驗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值，返聘機會也會增加；但對于體力勞動者，尤其是重復勞動者，這種延退就顯得有些殘忍。以我所在地區幾個特大型企業為例，如某重工企業，因為效益不好近期決定裁人400-600名，確定范圍的第一批為年滿50歲的一線生產人員，無論體力還是反應能力，他們都不再是理想的流水線工人，難于勝任當前的崗位要求。廠里給出的條件是，單位繼續給繳納社保費，另每月發放200元生活費，然后去自謀出路。相對而言，這條件還不算苛刻的，因為很多中小企業裁人，則是直接走人，那些企業的運轉靠的就是勞動力不斷的新陳代謝。

? ?我國現行的社會化養老政策（即個人繳費制度）自1998年開始推行，此前企業退休人員的退休金全部由企業自行承擔，很多老國企因為要養太多的退休人員難載負荷。1998年以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金由企業和個人分別承擔，個人承擔工資的8%，單位承擔20%。一旦離開單位，這部分金額將全部由個人承擔。同時各項社會保險基數連年增長，以山東2015年繳費基數為例，按最低繳費標準，一年五險保費需繳納11640元，三險也要8160元。也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想在晚年按時領到一份賴以生存的養老金，下崗失業后，要每年繳納1萬元左右的社會保險金才能實現。

? ?這不是一兩個人的命運，而是大部分工業企業工人的現狀和生活。

? ?但新制度的設計者和決策者，對這些局面顯然缺乏必要的調研和基本的了解。2014年延退話題中曾經有兩個新聞惹起熱議，一是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提出的延退方案：企業工人退休年齡不變，但領取養老金推遲到65歲。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50歲退休，65歲才開始領取養老金。至于這中間的15年空白期，楊燕綏說：“讓他們從生產企業退出來，經過培訓就近參加社會服務，50到65歲的男性去做一些園丁、園林義工等，50～65歲的女性給老人做做飯，洗洗衣服，做點編織，多好！”這是高層的制度設計者，但這種輕描淡寫的態度，顯然缺少對基層現狀最基本的同情。二是全國人大常委蘇曉云委員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表示：把企業員工的退休年齡男性提高到65歲，女性提高到60歲，“這樣多收五年(養老保險)，少發五年(養老金)，從身體狀況來講，沒有多大影響。”蘇是最高層的制度決策者，態度看上去也有點冷血，因為對具體的人來說，這不會沒有多大影響，而是影響很大。

? ?兩種提法都顯示出高層人員對于基層現狀的隔膜，沒有了解也就難有悲憫和體恤，偏偏又是他們成為了延退制度的設計者和決策者。顯然在他們的意識里，大局需要這些底層百姓犧牲什么，他們就去犧牲什么好了。他們的生存狀況，也許從未進入這些上層建筑的視野和關注范圍。就像完全兩個世界的人，但其中一個世界的人卻有權去決定另一個世界的人的命運。所以有人說，這些從事“頂層設計”的專家、學者和官員，設計方案只代表自己階層的利益，而不可能像羅爾斯《正義論》中說的那樣，在“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下制定公正的公共政策。

? ?所謂“無知之幕”，是羅爾斯的一種理想主義模式，指人們在給予一個社會或組織里不同成員正當對待時，事先約好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自己走出這個幕布后的角色，然后來討論應給予某一個角色的待遇。這樣的好處是，大家不會因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給出不公正的意見，因此這一過程下的決策，能保證將來最弱勢的群體也得到必須的保護。現實中制定規則的人顯然知道自己的社會角色和地位，如果他們并不知道弱勢群眾的生活實際有多困難，在制定政策法規時，即便想保障弱勢群眾的利益，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保障。

? ?工人和農民是最大的兩個社會群體，但二十年來，如果說農民階層先后出過吳仁寶（江蘇華西村）、王樂義（山東三元朱村）等代表性人物，工人階層卻成了一個社會輿論中越來越沉默和邊緣的群體。這個階層一度登上過人類歷史的政治舞臺，扮演過重要角色，新中國建立后更是被尊為“工人老大哥”，創出各種功績而受到矚目。但這些年來，這個群體就像大家庭中最沉默的那個孩子，無論被怎么對待，也都默默承受，這個社會根基一樣遍地存在的階層，仿佛失去了自己的發聲器。

? ?分析原因，以前的工人之所以有推動歷史的力量，是因為知識階層的參與和鼓動，比如工會組織，但現在的工會組織跟以前已經大為不同。以前的工會，或者說國外的工會，是由工人集體自選代表成立，自出經費養活工會，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而現在的政府工會如同政府機構分支，工作人員由各級財政發工資；而遍布各企業的工會組織，也形同企業管理機構的分支，由企業財務養著，這就注定了當前各種工會組織，雖名義上為工人代表而實則不會站在真正的工人立場說話。

? ?至于國家級參政議政的各種社會團體，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大都是來自社會各界的成功人士，如影視明星、成功商人、專家學者和一些地方官員等，即使偶爾有工人代表，也往往出自行業的勞模和骨干，而不是來自底層的產業工人，也難以代表最基層工人群眾的利益。當前的文化產品，如電視連續劇和各種娛樂節目，也喪失了基本的社會關注功能，極少矚目真實的底層生態。所以當前工人階層的真實愿望，幾乎被當前的主流社會所忽略，也很難再通過藝術作品進入當前人類的集體視野。從未有過一個時代，像今天這樣，藝術家完全失去了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前陣子看一些老的黑白片，《一江春水向東流》、《麗人行》、《萬家燈火》……大上海的藝術家，民國的老電影，深刻表達著對時代的熱切關注，對眾生的深切同情，對社會矛盾的透視和反思，甚至放到今天也有其現實意義。而這十來年，我們的藝術作品中，難得會出現妓女、下崗失業的工人、失地農民，更難有災難性的拆遷和官民沖突……這些已走出了流行文化的視野，稀奇的是也走出了民眾自己的視野。流行文化是能更大限度擴散影響的那一部分，但現在的文藝作品，要么著眼于離奇故事，要么遍地歌聲嘹亮，即便工人階層自己看，也只當成一種消遣，是在消遣別人故事泡沫的時候，暫時忘卻了眼下的自己。在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攝像機的鏡頭，很少再記錄蒼生的艱難、困苦和眼淚。

? ?至于這些年來的退休政策，企業跟事業和行政人員實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兩條計算路徑。行業不同，級別不同，企事業單位不同，退休金數額懸殊。比如一對大學同班同學的夫妻，一個到了企業，一個去了事業單位，都勤懇工作30年退休，退休金可以相差3-4倍。筆者的兩個親戚，同為六十年代畢業的大學生，都在地級城市的企業干到高級工程師，一個還擔任過廠長、書記，但從企業退下來，多年增長后現在每月也只領2000多元；而我的親人中，一個初中畢業、后來轉正的山村小學民師，現在退休金一個月5000元。再舉一例，某工廠子弟職校的退休老師，退休一開始按企業人員對待，退休金只有1000元左右，后來上面給他們落實了政策，僅僅因身份從企業退休人員變成了退休教師，退休金一下子從1000多元漲到了3000多。

? ?整個國家機器的運轉，不管是軍事國防，還是行政機關，還是基礎教育，哪一項經費來源都無不來自各級財政，而各級財政的支出，又都是來自稅收，而稅收，說實話，自從實行“三農”政策，取消農業稅的“三提五統”后，它只有一個來源，那就是企業。企業（包括商業）是養著政府和國家的生產經營機構，而工人是工商業最大面積的勞動者，是各級稅收的直接和基層創造者。可以說沒有工人就沒有企業，沒有企業，也就沒有了各級政府的任何一條經濟命脈。

? ?但上層的制度設計者和決策者，卻很少有人真正深入一線，了解下這個階層當前的真實狀況。他們認為把企業勞動力的法定退休年齡跟機關事業單位的拉齊就解決了令人頭痛的問題。但如果真是這樣，只怕會產生更多問題，因為那些困境是真實存在的，不是從字面上就可以一筆抹去。在國企，工人或許也辛苦，東風汽車公司的一個職工表示，他今年58歲，已經覺得力不從心，走路都有點晃蕩；但起碼能熬到退休。而占據中國更大比例的私企，尤其在機械行業、紡織行業、煤炭行業、建筑行業、化工行業、運輸行業及農林牧漁等，無論工人還是普通管理人員，未來都沒有保障。某煤礦常年在井下扒窯的一個工人表示，他今年52歲了，已經干了30年，他說自己不知道還能不能活到退休。即便對于技術先進企業的技工，如機床工，過了50歲再站機床，眼睛看不清了，身體也不能長時間站立，而機床工又必須站立操作，視力清楚準確操作。還有一些工種如電腦硬盤磁頭制作，要在超凈環境中的顯微鏡下操作，對視力的損傷極大，從事這個工作的適齡年限更短。再比如，一個火車司機65歲才退休的話，退休之前誰還敢坐他開的火車？

? ?在大型企業，這些過了最佳勞動年齡的職工，最好的安排就是到二線管理崗位，如庫房保管工、材料員、質檢員等，但是當工人包括女職工都65歲退休，企業哪來這么多二線管理崗位？更不用說在中小規模的各種私企，一旦失去年齡和體力的優勢，企業只會想盡各種辦法讓你自動走人。下崗職工年齡越大，就業就越困難，這批人在勞動部門有個專業稱法，叫“4050”人員，指女滿40歲、男滿50歲失去工作的人員。如果是農民工，無法可想了只好回到老家的土地，耕種為生；但如果以前是城鎮戶口的，則連這條退路也無，只能在街頭擺地攤或從事一些報酬很低的環衛等工種。他們的生活成本因在城市，所以比農村要高，可是不管怎樣，他們不敢放棄繳納社保，這是工作大半輩子唯一的指望：一旦退休了，就可以安享晚年。但延退政策的來臨，又讓這個目標一下子變得遙遠。

? ?關于老齡化問題，現在放開二胎也許是對策之一種，而社保基金的缺口，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中心主任鄭秉文曾經對媒體記者分析：“在目前的繳費率、財政補貼、利息率等條件下，在三個人養一個人的制度贍養率下，替代率應該高達80％以上，錢哪去了？是因為養老制度大的參數不合理，不少小參數也是不合理的。比如每年擬定社會平均工資通常以上一年作為今年繳費的基數，北京今年（2013年）社會平均工資是4672元每個月，這是去年的數字作為今年的基數，去年用的基數是4201元。但中國的城鎮在崗職工工資平均增長率是14％，你用去年的基數繳今年的費，無形之中費基縮小了14％。再比如，事業單位改革事實上上世紀90年代中央就有文件，要求事業單位和企業一起改革，于是上海等幾個省市很聽話，改完了，事業單位和公務員都按職工的養老保險參保，可是他們的替代率不是按企業職工的計發公式發放的，否則與其他地方事業單位比就太低了，多的錢從哪里來？是從養老金這個池子里出，顯然他們花了別人的錢。”

? ?基層社保基金管理不善也是一個問題。近些年，政府將各地社保擴面列入業績考核指標，所謂擴面，就是將原來并不屬于社會養老范圍的人員，逐漸納入養老體系之中。這里面，城鄉居民養老是新起步，牽扯不大，主要還是原非企業人員，按照擴面政策，在臨近退休年齡時一次性補繳一筆費用，就可以享受跟企業職工同等的養老待遇。舉例一個2015年10月滿50歲的女性，只要50周歲前找到一個企業辦理名義上的招工手續，再向前補繳30年社保費，然后從11月開始就可以領取相當于工作30年工人的養老金，即每月將近2000元。這種做法的問題在哪里？一、1998年之前，未實行社會化養老階段，企業職工工作年限視同繳費年限，且在退休時按平均繳費基數計算；1998年往后，企業職工都按最低繳費基數計算養老金。二、30年來中國物價直線上漲，現在普通工人月工資較低的大致2000元，20年前工人月工資最高不過200元，30年前月工資也就幾十塊錢。用現在的物價去補繳當年的社保基金，即便有微量調整，也根本不成比例。

? ?不僅如此，前些年，好些并不符合病退條件的企業職工，也通過各種關系辦理病退或特殊崗位退休，這樣可以提前五年退休，不用再繳納社會保險金，且早早開始領取養老金，一些女同胞45歲身體健朗，退下來沒事可做，于是領著養老金輕松謀求第二職業，也造成養老基金的流失。

? ?其他保險基金管理也存在各種問題，比如失業保險，本意是保障失業人員短期內的基本生活，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國內出臺援企穩崗補貼政策，富余的失業基金被經營不善的企業領走，這是否符合基金管理規則？還有工傷保險，主要問題是對自由職業者捆綁繳費，自由職業者通過人社部門代理，按要求繳納養老、醫療和工傷三險，而一旦真的發生工傷，因為沒有工作單位，不符合在工作時間、場合受傷的基本條件，是無法享受工傷待遇的。這是社會保障盲目考核擴面帶來的弊端。

? ?再回到延退話題。從國家層面來講，延退是化解當前社保困境別無選擇的一條出路，那么，怎樣將各種因素綜合考慮進去，最大可能地設計一套更加科學合理的政策，則是當前一條可以選擇的道路。比如選出底層群眾認同的“底層代表”，讓他們參與退休養老制度改革的“頂層設計”意見，行不行？比如，年齡上的一刀切是否必須和公平？以工齡30年作為標準，建立一套彈性退休制度是否可行？（即早參加工作的，可以選擇早退，晚參加工作的，可以晚退；當事人可以自由選擇提前退或延后退，但提前的退休金較低，多年工作的將來退休金較高等。）又比如，社保制度的設計者能否可以預先搞一次統計，對各行各業人員的平均壽命來一次大面積采樣調查，然后將行業間的壽命差額考慮進去？因為這個65歲的退休年齡是基于我國現階段人均壽命70余歲的現實，假如某個行業的平均壽命低于65歲的話，那么65歲的退休制度對他們來說還有什么意義呢？又比如，在考慮延退制度的同時，能否也考慮對現有的各種社保基金漏洞，怎樣采取合理措施一一堵塞，確保負責并更加科學地管理基金？

? ?……有人曾設想過一個較為理想的公民人生模式，即25-30歲前受到基本或良好的教育，再能健康地為國家工作30年，再有10-20年左右能健康自理的休息養老時間，這樣的一生應該是比較圓滿和幸福的，在這里，真希望這種圓滿和幸福盡可能多地普及到每一個共和國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