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的判決：認為商品制造人對買受人既然存在契約關系，那么再依據侵權行為請求賠償，似是不妥。蓋其意為：侵權責任之成立，以不存在契約關系為前提。換言之，此案系法條競合，債務不履行與侵權責任之競合，而債務不履行具有特殊性，按照法條競合之適用規則，得以排除契約責任的適用。

王澤鑒認為不是這樣，認為系請求權競合。既包含侵權，也可依據契約請求商品制造人賠償。商品制造人的責任主要分為三種：一是對直接買受人的責任；二是對間接買受人的責任；三是對其他第三人的責任。對于直接買受人和間接買受人，王澤鑒認為可基于契約，亦可基于侵權請求商品制造人賠償。至于第三種情況，雖然不存在契約關系，但很多立法例和理論研究，尤其是德國，出現一種先進理論，稱之為：“附保護第三人作用之契約”，即第三人可基于該契約請求商品制造人賠償，倡導臺灣可借鑒之。

不難看出，王澤鑒先生站在受害人的角度，盡可能地使受害人利益最大化，將商品制造人的責任擴大化，體現了其關懷弱者的廣闊胸襟與道義素養。在這一出發點來看，將商品制造者與第三人的賠償基礎納入契約范圍，具有一定的社會性與現實性。

而在我看來，商品制造人與第三人并無實際上之法律契約關系，“附保護第三人作用之契約”人為地將第三人納入契約關系，使商品制造人對特定第三人享有一定的照顧保護義務，是否過于擴大商品制造人的義務責任范圍呢？在大規模生產背景下，買受人不計其數，而與買受人有特定關系的第三人更是數不勝數。一味將這些第三人納入契約關系中，不加考慮合同相對性以及商品制造人之財力狀況，利益的天平是否有些傾斜？再退一步講，這些有關之第三人尚且可依據侵權責任，維護因商品所造成之人身或財產損害，為何另辟蹊徑，以損害合同相對性為代價，以有效保護有關第三人之利益呢？（依王澤鑒先生看法，契約與侵權關系二者存在不同，例如舉證責任，因此以契約關系為基礎的請求權更有利于權利主體）。從另一角度而言，侵權責任之賠償包含精神損害賠償，而契約尚未包含，這是否可以說，侵權更有利于維護第三人之利益呢？

因此，是否將“附保護第三人作用之契約”引入商品制造人對第三人之賠償，本文認為再予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