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發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物質財富極速創造積累的同時，精神文化的建設卻大大地滯后，甚至是大踏步地倒退了。這30多年間物質財富的創造付出了慘重的精神文化方面的代價。這樣不和諧、不協調的社會發展模式，帶來直接的嚴重后果就是物質財富的成果并未惠及大多數人，雖然人們總體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大部分人的生存境況并未得到明顯改善，甚至因為物質財富分配不公而帶來的剝削感、壓迫感，給大多數帶來了更多的怨氣、更大的壓力。

由人們共同創造的社會物質財富分配的極大不公平，導致貧富分化差距不斷拉大，社會階層流動趨于固化，社會不同利益群體之間日趨封閉，而且是占有優勢的群體持續擴大其優勢，弱勢和劣勢的群體處境更加艱難。由物質占有迥異而撕裂的社會階層，拼湊成鮮明對比、尖銳對立的碎片化的社會現實。

孫立平教授將這一現象稱之為社會潰敗，認為社會潰敗比社會動蕩更為可怕。社會動蕩只是不同社會力量的博弈而導致的不穩定的狀態，其結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而社會潰敗是社會機體出現了病癥，是整個社會的倒退和腐朽，最終結局只會是社會衰敗。

社會潰敗的直接原因，無非是公權力的腐敗而由此產生的連鎖腐敗，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并逐漸滲透傳染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每個角落都逃避不了腐敗的侵襲。社會潰敗的根本原因則在于舉國精神信仰在文革之后已在國人心中完全坍塌，雖然還名義上存在，在這個思想基礎上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舉國戰略，因為沒有足夠強大的精神信仰的支撐、引導和調和，不可避免會走向物質崇拜、金錢至上、欲望無限。打開潘多拉盒子的按鈕已經啟動了，控制盒中飛出的東西的工具卻不曾掌握。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如果僅僅是冠以國家富強，人民富足，建設小康社會之類的政治口號，并在舉國舉措的情況下裹挾民眾狂奔在物質財富創造的道路上，而不能從精神信仰、思想文化層面解決創造財富的終極意義，那么這種大規模財富創造的實踐是非常危險的。物質財富分配極度不公是第一個危險，自然環境資源破壞是第二個危險，社會倫理道德淪喪是第三個危險，最終則導致社會的全面潰敗。

在缺乏理性引導和良好制約的精神信仰關照下的極速財富創造，這樣積累起來的大量社會財富是極其危險的。希特勒，蘇共都曾在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就，而他們創造的財富只是為了戰爭做準備，最終在戰場上消耗掉。幸運的是，我們暫時還沒有步入這樣的絕境。而這也是現在可以談談社會重建的基礎。

從本屆政府執政以來的一系列動作來看，其政治智慧與執政能力確屬史上一流。執政伊始以雷霆之勢肅貪懲腐，這既是現實所迫不得不為之斷腕之舉，也是施展其政治抱負的必要舉動。史上最嚴反腐這一箭的三雕，一是打擊內部反對派，清除阻礙力量，二是安插嫡系人馬，培養自己力量，三是安撫籠絡民心，博得民眾的贊譽與威望。目前來看，強力反腐的結果堪稱完美。只是產生腐敗的根源性、根本性因素沒有得到解決，也幾乎不可能在現有體制下得到滿意的解決方案。這是整個國家面臨的困局。

問題的根本還在于立國之本的問題。美國之所以強大，他的立國之本就是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在將自由與民主抬舉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之后，才開始圍繞實現自由與民主設計、規劃、建設國家、社會的方方面面。而自由與民主的起源，則是北美大陸早期清教徒移民歷經艱險想要實現的追求。還是源于宗教的訴求，在宗教信仰之上進行升華，成為國家意志，立國之本。其后的資本主義精神恰好需要自由民主來得以更好實現，來獲取市場和更多利潤，就天然地融合起來，資本主義經濟也才得以蓬勃發展起來，而后資本主義又深刻影響和形塑整個國家和社會。

我們要破當前面臨的困局，核心問題就是要解決精神信仰的問題。這也是對執政黨最大的考驗，是高層智囊最大的現實挑戰和歷史機遇。僅有中國夢，以及由此分解下來的一帶一路，亞投行，創新創業，在根本上還是不夠的。沒有解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動力問題，發動的只是人勢利、貪婪、狂妄的本性，沒有從價值觀、終極意義、人性關懷層面調和國家意志和個人生活的關系，還是一廂情愿地宣貫集體主義、奉獻精神、大公無私，這其實已經與鼓吹經濟發展相悖離了。商業社會的經濟邏輯，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換，冷冰冰，毫無人性，國家意志下的經濟建設，如何調和這其間的矛盾。即使是人們個體的經濟發展，也不能完全都是為了經濟利益的獲取而投身于其中。

思考至此，社會重建的路徑就清晰可見了。由精神信仰、思想文化的整合重構，發展創新出符合時代特征的價值觀內核，并能產生具有強大引導作用和影響力的信仰和文化體系，再逐步以此為核心重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這是一個確立支點，撬動地球的過程。一旦找到這個支點，大功即告成一半。這個新的信仰體系，一定是深植于中國悠久的歷史土壤和古老的文明之中，一定是根植于當前社會的現實，一定是參照借鑒了截至當前所有其他國家的優秀思想的集大成者。

日本明治維新之后，社會思潮由傳統的貶低商業商人，轉向重視商業，大力發展工商業，起到關鍵思想作用的就是日本企業之父澀澤榮一，他將在傳統觀念里沖突的儒家的義與商業的利統一了起來，把算盤與論語連接在一起，由此影響了一大批“士魂商才”的誕生，這些兼具“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以及“商”的才干和務實的企業家，為日本的現代化，戰后日本經濟的崛起發揮了不可磨滅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