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十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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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3月23日，黑澤明誕生于日本東京的一個武士家庭。直至1998年逝世，他一共為世界影史貢獻了30余部電影，并于1990年獲得第62屆奧斯卡金像獎終身成就獎。

如果有意擋住這些成就散發出來的光芒，人們就能看出，黑澤明并非天生導演，而是在家庭、親人以及外部環境的影響和推動之下，走上電影之路。

在這條路上，輾轉、冷遇、蟄伏、非議，甚而自殺，黑澤明都一一經歷了。

如果不是因為意大利電影人斯特拉米·杰莉女士的推薦，《羅生門》這部電影也許會永遠地留在日本的國門之內。更別提后來，這部電影還拿到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黑澤明成為“第一個在西方獲獎的亞洲導演”。

1951年，《羅生門》在日本全國公映之后，幾乎面臨馬上下映的命運。黑澤明在他的自傳《蛤蟆的油》中記下了這段令他消沉的歷史。

完成《羅生門》的拍攝之后，黑澤明給松竹公司拍了據陀思妥耶夫斯基原作改編的《白癡》。“這部《白癡》敗得很慘。”他在自傳中寫道。

那時，黑澤明和松竹的領導發生了沖突，關于電影的謾罵和誹謗隨之而來。大映公司原本也向他預定了下一部電影，但《白癡》票房的慘敗也使得前議被取消。

在命運扭轉——《羅生門》獲得國際大獎——的前一刻，黑澤明在大映的調布制片廠聽到這個“冷酷的通告”，心情黯然地從制片廠的大門走了出去。“強忍憤慨踽踽獨行，一直走回位于狛江的家”。

身處電影界的冷遇，他想到此時焦慮已經毫無用處，就出門去多摩川釣魚。在多摩川邊，黑澤明剛一揚竿，魚鉤就被卡住，魚線被掙斷。沒有帶備用魚線和魚鉤的黑澤明，心想“倒霉的時候只會出這樣的事”，“心情憂郁，四肢無力”地收竿回了家。

好消息以這樣的方式傳來——

一開門，老婆就跑了出來，說：“恭喜！”我聽了，不由得心頭火起。“什么？”“《羅生門》得大獎啦！”她是說，《羅生門》在威尼斯電影節上得了大獎。

“我想，這回總不至于遭到冷遇了。神佛睜眼，又眷顧了我。”

此時黑澤明才知道自己的電影參加了威尼斯電影節。“這完全是意大利電影人斯特拉米·杰莉女士看過《羅生門》，理解了此片，從而給予關照的結果。對于日本電影界來說，這純粹是個突然沖擊。”

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羅生門》獲得第24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以后，日本評論界認為這部電影得到的兩個獎，“不過是評獎者出于對東洋異國情調好奇的結果”。

《羅生門》的確是一個產生于日本本土的故事，改編自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竹林中》，背景被置于戰亂、天災和疾病連綿不斷的日本平安朝代。故事中，一名武士被殺，案件發生后證人們被招到糾察使署，但卻各懷利己的目的互相指控對方是兇手，事件真相遲遲不明……

不管評論界評價如何，得獎是大映樂于見到的。在媒體報道、各國向大映要求購買《羅生門》、大映緊急制作外國版的拷貝中，黑澤明不僅結束了他那時的“冷板凳”時期，還獲得一個“世界級導演”的名譽。

跟隨《羅生門》的國際成就一起走到全球觀眾視野當中的，是黑澤明電影中的武士形象。

黑澤明在他的一生當中拍攝了30余部電影，武士是其中一些電影的主角，日本傳統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則是這些電影的精神主題。他對武士形象的熟悉來自于他從小長大的武士家庭。

1910年，黑澤明作為家中最小的孩子在東京出生。他的父親是日本戶山陸軍學校第一期畢業生，畢業后當了教官。在自傳《蛤蟆的油》中，黑澤明曾透露，父親的教育方式“純粹是斯巴達式”的，“要求極其嚴格”。

小學五年級，黑澤明開始接觸劍道，大正年代的劍道課是小學的正課。那時他很快拜了一名叫落合孫三郎的劍客為師。每天早晨，天還沒亮，黑澤明就踩著木屐“目不斜視地走”，歷經一小時二十分鐘，到落河道場練習劍道。

對少年黑澤明來說，父親就是那位“武士”。梳著武士發髻的父親，起居舉止非常嚴謹，“常常背對壁龕端然正坐，左手舉刀，右手向刀身輕輕地拍滑石粉”。母親把飯桌上的魚頭左右擺反、小黑澤明吃飯不合規矩，都會遭到父親訓斥。

在如此嚴厲的家教中，黑澤明意料之外地常常被父親帶進影院。在神樂坂一家專放西洋片的影院，黑澤明看了很多西方的連續武打片。還有一些電影的故事發生于阿拉斯加，“都是表現男子漢英雄氣概的”。神樂坂的曲藝館，也有他們父子出入的身影。

從這時起，黑澤明已經“或多或少地看出了自己應該前進的方向，就是走文學的道路，或者走美術的道路”。

但在沒有拐上當導演這條路之前，黑澤明原本曾為“當一名畫家”而努力著。1928年，黑澤明18歲，他報考了美術學校，但沒考上。黑澤明的父親“大失所望”，他自己則覺得“這樣一來，倒能自由地學畫。”

這個時期的日本發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次年世界性經濟危機席卷，日本經濟的根基遭到動搖，日本無產者藝術應時而生。在這種社會形勢下，加之家里的生活每況愈下，黑澤明“不能要求家里給我買齊這些東西”，“一面沉迷于繪畫，一面貪婪地學習文學、戲劇、音樂和電影”。

在黑澤明的家中，有一個人比黑澤明進入電影圈還要早，就是他的哥哥。他年長黑澤明四歲，參與電影界的方式是先給電影院寫說明書，后來開始擔任電影解說人。

“不論在文學方面還是電影方面，我遠不如哥哥見多識廣。”黑澤明在自傳里寫道。他“如饑似渴地看哥哥推薦的作品”，那些大都是電影史上的名片。

在飄搖的政治環境中，黑澤明加入了無產者美術同盟，開始在無產者美術研究所的展覽會上展出繪畫和招貼畫作品。然而，當時的繪畫傾向于以政治理論為指導，但黑澤明對這類繪畫持懷疑態度，漸漸失掉了繪畫的熱情。

一直要等到1935年，黑澤明等來了P.C.L（照相化學研究所，1937年更名為東寶電影制片廠）電影制片廠招考助理導演的啟事。第二年，黑澤明從500多名應征者中突圍，成為山本嘉次郎門下的學徒，正式踏上電影之路。

在P.C.L拍出自己的處女作《姿三四郎》，并通過審查于1943年正式上映前，黑澤明經歷了漫長的學徒期，為他后來的電影執導工作打下牢固的技術基礎。

P.C.L招人，不是應急性質的招聘，而是進行長期的人力培養。黑澤明在這里做過洗印工，扛過錄音器材和攝影機，搭布景，當會計，在缺人的時候充當替身或群眾演員。山本嘉次郎為了訓練助理導演，不時在戲拍到一半時就轉頭回家，讓黑澤明去完成。調教演員、電影后期配音的工作，也是在這個階段學到的。

然而在這里，黑澤明養成了一副“嚴厲、倔強又愛發火的壞脾氣”。山本嘉次郎為人寬和，面對演員遲到耽誤拍攝進度，“脾氣好、能忍住”，扮黑臉的責任就落到了黑澤明身上。這種習慣被他帶到了日后的導演工作中，“得罪了不少人”。

五六年學徒期結束，和《姿三四郎》相遇時，黑澤明已經備過多個劇本送內務省審查，但都沒有通過，一度喪失希望。以至于當他在報紙上看到即將出版的《姿三四郎》，又被故事介紹吸引，就每天去蹲書店，希望第一時間買下這本書。讀完這本書，他又著急地囑咐制片人趕快去搶版權。

《姿三四郎》上映后，“戰時的老百姓很長時間沒娛樂，這部既有精彩打斗、又有勵志味道的新片得到了一致的喝彩”。黑澤明名聲大噪。

黑澤明酷愛拍，也愛剪輯。曾與黑澤明合作長達半個世紀的野上照代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黑澤明對于剪輯工作“有些迫不及待”。每天拍攝完畢，看過工作樣片之后，剪輯工作當晚就開始。“他在剪輯時的集中力極其驚人，對他說話都聽不見的。對導演來說，這是最幸福的時刻。”野上照代說。

從處女作開始，黑澤明走上了高產又多獎的拍攝之路。《羅生門》獲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和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七武士》拿到威尼斯電影節銀獅獎，《戰國英雄》獲得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最佳導演獎……

但是，在成就的一路高歌中，由于性格火爆外加完美主義，黑澤明在日本電影界的發展磕磕絆絆。

1958年，黑澤明在東寶拍攝《戰國英雄》，此片原定130天完工，但因為天氣惡劣，完工期超出了70多天，票房也沒有達到東寶的期待。東寶此時坐不住了，“決定聯合黑澤明成立他自己的制片公司，目的就是要讓黑澤明承擔更多的責任，不能再讓他為所欲為”。

這之后，黑澤明不得不“一邊試圖忠實于藝術追求，一邊像精明的商家般錙銖必較”。此后，《紅胡子》耗時兩年才進入院線，黑澤明的制作公司因此負擔起了東寶的巨額貸款。“那時的黑澤導演非常孤獨，以前關系很好的朋友也都離他遠遠的。”

1966年，黑澤明和東寶的合同到期，于是揮別東寶，轉戰到好萊塢發展。同年，二十世紀福克斯的總經理達里爾·扎努克找到了黑澤明，希望從日美雙方角度出發，用影片《虎！虎！虎！》來徹底剖析珍珠港慘劇。

但這又是一次不愉快的合作。1968年，《虎！虎！虎！》在東映京都攝影所開拍，但東映京都不熟悉黑澤明的作風，兩者的拍攝方式也完全不同。東映京都對于那時候被稱為“電影天皇”的黑澤明也有反抗情緒。由于和劇組沖突不斷，三個月后，黑澤明被二十世紀福克斯單方面解雇。

1971年，因為影片在商業上的失利，再加上日本電視的興起打擊了本國的電影工業，黑澤明在內外夾擊中無路可退，試圖在自家的浴室割腕自殺。

黑澤明的女兒黑澤和子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做電影過程中的困難，做導演的人，是有能力克服的。但是父親的悲傷更多的來自于日本電影業的衰退。父親試圖讓它再次興盛，對此感覺到了責任。但同時也覺得自己力不能及，為此不斷地進行反省。是他的純真，和因純真而來的脆弱，讓他一點點崩潰了。”

這個時候的黑澤明，幾乎是哥哥在27歲時自殺離世事件的翻版。哥哥自殺前，由于歐美影片已經完全有聲化，影院解說人不再被需要，“失敗是意料之中的。”黑澤明擔任副導演的電影《作文課堂》的主演也曾對他說過，他和哥哥的模樣完全一樣，但他哥哥是“底片”，黑澤明是“正片”。

所幸，自殺后，黑澤明被女兒及時救起。1975年，黑澤明在低谷過后又拍攝了《德爾蘇·烏扎拉》，這部電影后來獲得第48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影片。往后，黑澤明依然保持著持續的創作，在1990年獲得第62屆奧斯卡金像獎終身成就獎。一直到1998年，黑澤明因腦中風在東京逝世。

回首黑澤明展現給這個世界的影像，其中有武士的形象，他們富有責任感、使命感、自尊心和自我犧牲精神，面對死亡時無所畏懼。在其他的那些當代日本普通人身上尖銳的故事中，觀眾也可以從中了解日本的靈魂和日本人民的內在力量。

自傳《蛤蟆的油》里，黑澤明在開篇就寫道：“從我身上減去電影，我的人生大概就成了零。”

黑澤明的一生，是持續不懈拍電影的一生。